十四天的小黑屋面壁结束，本来想着今天要吐槽一番，把这半个月的火都发泄出来。可偏偏今天刷到这篇文章，这样的财经大咖都遭受如此待遇，郑智化也删微道歉了，我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博主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当然啦，这半个月也算不上难熬——没有选题焦虑的日子反而过得出奇滋润：白天健身看书，晚上打游戏刷剧，甚至有那么一瞬间真想就此“隐退”。但今天重新打开后台看到大家的留言和问候，心里还是暖了一下——谢谢你们的关心与等待。那就继续吧，打游戏和健身心得我就不献丑了，接下来的几篇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周看书、刷剧的收获与感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那啥结束、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曾兴起一股席卷全国的“文化热”，彼时知识与理想被重新尊崇，诗人的粉丝疯狂程度与今天明星的粉丝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电视作为一种新兴媒介也成为文化热的一部分，除了《围城》《四世同堂》这样的典型，《渴望》甚至喜剧《我爱我家》都可算作知识分子电视剧。
九十年代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一些其他因素，文化热退却。电视观众逐渐“家庭主妇”化——即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中老年女性，讨论婆媳、婚姻关系的电视剧成为主流。
而近十几年网络、智能手机全面普及，娱乐产品的受众主体产生了变化。中国的文学、影视及大众审美，都呈现出低龄、低智化的现象。
在这样的历史变迁中，知识分子电视剧市场日渐狭窄。《大明王朝1566》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电视剧的顶峰，也是绝唱。
我相信作者刘和平选择明朝作为故事背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除了史料丰富外，明朝的人文环境也很有代表性。往前的宋朝并非典型的科举制官僚社会，且“梅妻鹤子”“四相簪花”这样的典故已远如上古；往后的清朝则有民族问题，扮相特殊，未免不美。
有人喜欢把《大明王朝》看作权斗剧，并与奈飞《权力的游戏》比较，这未免辜负了作者的美意。《权力的游戏》是历史剧，而《大明王朝》则道出了明清两代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科举制官僚社会的基因性缺陷，即：无论多少能臣干吏，一旦进入这个系统，都不得不走上相互倾轧、相互绞杀的结局，整个社会则在制度性腐败中逐渐走向衰亡。
皇帝当然也是这个链条中的一部分。中国历史悠久，皇帝的类型应有尽有：有唐宗宋祖这样的英雄豪杰，也有刘邦、朱元璋这样的底层混混；有杀人如麻的精神变态，也有喜欢做家具的手工爱好者。
《大明王朝》塑造了嘉靖、裕王、李妃三个不同的统治者形象。历史上的嘉靖以聪明、性格坚毅、政治天赋过人著称。十四岁就闹出大礼议事件，在与官僚士大夫集团的战争中大获全胜。他一边用武力制服官员，一边在人格上贬低他们。也是从嘉靖朝开始，中国的士大夫开始日渐“奴化”。
《大明王朝》中，作者用春秋笔法描写了嘉靖的形象：他不爱自己的国家，打着充盈国库的旗号替自己敛财；他也不爱自己的子民，毁堤淹田的事情一出——“皇上心里装的是九州万方，一两个县的百姓嘛。”
嘉靖最恶劣的不是贪谋私利、毫无担当，而是喜欢玩弄权术、撩拨下属。对于统治者来说，这实际上已流于下乘。
与之相对的是李妃的表现。剧中毁堤淹田事发后，张居正、高拱等人的意思是不如放弃浙江的百姓，趁此机会一举扳倒严党。李妃马上出言反对，她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党派斗争是官员的事，作为统治者还是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剧集后期，为了让高翰文夫妇安心替朝廷办事，李妃让自己的弟弟跟随他们，这个做法保护的意味远远大于监视。
使用权术的是人。说到底，替下属考虑就是替自己考虑，这才是统治者的阳谋。
裕王是历史上最常见的一类统治者，他有做事的决心，但资质平庸。不过，他信任下属，不掣肘，在位短短几年，反而做成几件大事。
这就引出历史中非常有趣的两个秘密：一是不怕你平庸甚至昏庸，只怕你想干大事。这类人往往好大喜功，高估自己的能力，错事做尽，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二十年不上朝”或者“骄奢淫逸”；二是一人独揽大权总是显得更有效率。张居正当政时期，他实际上是整个大明帝国的当权者，改革因此才能推动下去。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这样更好，而是这样的统治可以更残酷——大明朝，阉党和东林党尚能争一争；到了大清朝，皇帝大权独享，导致说一句“清风不识字”也要身首异处。
刘和平在剧中呼吁“君臣共治”或许还隐含着期许，但总体来说他对此是绝望的——在剧集结尾，海瑞上疏闹出的巨大风波过后嘉靖去世，裕王登基，但朝政并没有因此变得清明——徐阶取代严嵩，成为新一代需要被打倒的对象。一切又回到原点，再次进入死循环。
《大明王朝》中的次等统治者是政策的制定者们，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徐阶、高拱、张居正、严嵩等，都是极其高明的政治家。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些高层无论他们贪了多少，是不是昏聩颟顸，制定政策的初衷一定是想把国家治理好。
现实情况当然往往相反。我们都注意到一个现象：历史剧中的官家总在忙着搞钱。《大明王朝》开场是国库空虚，《雍正王朝》也是；到了晚清的《走向共和》仍是。改稻为桑中心思想就一个字——“钱”。、；王安石变法为钱；张居正新政也为钱……想中华帝国疆域万里，子民百兆，怎么总缺钱？钱都去了哪里？
剧中人江南首富沈一石有一段台词，历来被人传诵：“我大明拥有四海，倘使朝廷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各级官员清廉自守，何至于国库亏空？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把责任推给皇帝与官员，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根本原因是帝国利益与地方利益冲突，也就是教科书上常说的——政府与地主阶级有巨大矛盾。
很多人一直有个迷思，认为地主与农民天然对立，农民是所谓“土地兼并”的受害者。事实正好相反，农民与地主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后，农民直接面对庞大帝国本身，结果如何就不必赘述了。
当然，税收问题是个复杂问题，并非今天关注的重点。除此之外，高层在处理繁杂的国家事务时——经济、安全、教育、司法……必然涉及到用人，而用人是权斗的根本问题。
政治其实和外交一样，说白了也简单：就是把自己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少少的。《大明王朝》中改稻为桑为什么搞不成？因为——一是帝国的政策不符合浙江的地方利益，因而遭到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反对；二是高层的权斗往下传导，底下人派系不同，互相掣肘；三是帝国派到地方的官员是“外人”，并不在意当地人死活，他们要趁机贪污受贿、刮地皮，与商人勾结、鱼肉百姓。
这三点叠加，制定的政策必然失灵。这就是我今天想聊的重点——也就是那些让帝国真正运转起来的人，可以统称他们为“干活儿的”。
本剧最有魅力的角色非大太监杨金水莫属。他精通商业运作，能替国家和外商谈成大买卖；他是一个高超的权术家，无论形势怎么变化都能迅速做出判断并找到突破口。
他也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坏人：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毁堤淹田、草菅人命，出了事毫不犹豫拿自己的下属顶缸；锦衣卫来到江南监督，他把锦衣卫推到前台，替他拿捏地方官郑泌昌、何茂才；朝廷为推动改稻为桑、筹募军需杀富商沈一石，他再把郑泌昌、何茂才推到前台，让新任知府高翰文顶缸。
他一面让郑、何贱卖沈一石家产，与商人们签订合同，自己再翻脸不认，争取有利条件；一面还把封疆大吏胡宗宪、赵贞吉也拉下了水。杨金水一个人玩转江南官场，坏事做尽。
作者最后安排他“装疯”赎罪，装疯是不想牵连父亲吕芳——他虽是一个被阉了的残废，但他还懂得爱人，只要心里拦着这根底线，他就是一个完整的人。
但杨金水这样的能臣干吏想办成一件事都如此艰难，制度之恶可见一斑。
高翰文这一类型的官员也不少见。出身好、人聪明、有灵性，睥睨天下，觉得国家治理不好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重用他。他这样的人，身上的虱子都比旁人的高傲几分。可以想象，他在写“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条陈时是多么激情澎湃。
然而一旦介入现实，兜头就是一盆冷水：还在上任的路上，上司胡宗宪问的几个问题就已经让他哑口无言；上任第二天，就中了富商沈一石的“仙人跳”，官场生涯没来得及展开就已黯然收场。
实际上，沈一石、芸娘的美人计并不高明，对付他这样爱惜名声的人却有奇效。到此，高翰文们会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剧中的高翰文那样，彻底在官场中被清除；另一条则是变成郑泌昌、何茂才。
郑、何二人最开始也一定像高翰文那样，从政之初立志要做一个为人民办实事的好官。然而现实与想象充满差距——他们很快发现一个人要管理二十多万人的县，手里的俸禄连请师爷都不够。
剧中何茂才质问赵贞吉：“我确实贪了，这些钱多数用在衙门的开支上。我想问问赵大人，不贪，靠那点俸禄怎么办公？”于是，郑泌昌、何茂才们就一咬牙——为了办实事、为了造福百姓、为了维持衙门运转——那就迫不得已少贪一点。
郑泌昌是嘉靖二十一年进士，为官可算清廉，导致十多年都升不上去。因为他秉持着圣人的道理：“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官声是有了，可回头一看老婆孩子心中未免波动：难道寒窗苦读十几年，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考中进士、做官，就是为了让老婆孩子跟着自己吃苦吗？更别说同年的某某，那个无能之辈已经升任大理寺卿，自己年近五十，却华发已生，还在地方上打转。
于是，一咬牙、一跺脚，狠狠贪上几笔，走了严世蕃的路子，很快调任浙江布政使。浙江这种地方繁华富庶，水历来很深，没有后台背景很容易被人吃得骨头都不剩。郑泌昌背后是严家，自然没人敢动他。
从办事能力来说，郑泌昌是一把好手。他在官场数年，溜须拍马、外方内圆的基本功炉火纯青。最开始，郑泌昌没看出“改稻为桑”是一步死棋。浙江官场上下一气，这事原本可以做成。可惜封疆大吏胡宗宪有自己的政治利益，极力反对。裕王还派出谭纶去掣肘；顶头上司严世蕃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来个毁堤淹田，到时候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
郑泌昌作为地方官和小阁老的人，必须咬牙听从上面安排。他是这样想的：毁堤淹田确实死罪，到时候可以让下属马宁远顶罪；上头还有严家罩着，问题不大。再说如果此事搞成是大功一件，到时候一上调，事情从此抹平。
随着高层斗争愈演愈烈，郑泌昌意识到自己已走入死局。他和下属马宁远一样，关键时刻会被人推出去顶缸。这时候他只有两条路可选：一是病退，如果有决心从高处跳下，摔自己一个残废，大概可以全身而退；二是往死里干，把改稻为桑搞成，一俊遮百丑。
为保命，他和搭档何茂才铤而走险，假造通倭大案栽赃海瑞，让富商沈一石挂着织造局的灯笼去买灾民的田，试图把江南织造局也拉下水。剧中，郑泌昌一口一个“都是被他们逼的”，这话一点也不假。于是在高层权斗吹出的旋涡中，他最终与自己的下属马宁远一样，被顶缸杀头。
郑泌昌与何茂才在历史上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草菅人命、贪污腐败；他们既想得利又不想承担责任；他们上头有难伺候的上司，身边有虎视眈眈的同僚，下面还有刁民；干活儿的时候要靠他们，顶罪杀头也得靠他们。这点“卖身钱”，不是那么好挣的。
胡宗宪是剧中最完美的人之一——文武双全、能力出众兼之一心为公。这样的官员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如明朝的于谦、王阳明。于谦的结局是被砍头，王阳明一生坎坷，政治生涯也不算成功。
虽然于谦的死源于皇位之争，但仍牵出中国政治的另一个秘密——能臣干吏往往为上司所忌，整个环境深陷逆向淘汰机制。
海瑞在真实历史中让人厌恶，剧中的海瑞却非常出彩：正直不迂腐，冷峻又幽默，政治手腕高超。不过，他应不应该作为一种理想被颂扬，很值得商榷——盼清官，不如盼好的制度。
综上，《大明王朝1566》是中国最好的电视剧之一。作者生动、准确地描述了明朝的社会现状。剧中几十个人物每一个都栩栩如生，如富商沈一石。沈一石内心与高翰文一样清高，他对芸娘的感情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揽镜自照般的自怜自艾。他虽是江南首富，但和芸娘一样也不过就是任权力玩弄的棋子。也是从沈万三到胡雪岩，中国历代富商巨贾的缩影——任你才华横溢，任你有非凡的商业智慧，最终也不过是被踩在脚下的蝼蚁。
芸娘的塑造也极为出色。她原是秦淮河上的青楼女子，又被沈一石买来送给太监杨金水做“对食”，这两个身份都极为卑贱。可她天赋奇高，从不自甘下贱。爱上高翰文便义无所顾，一点没有因身份低微而觉得配不上对方的想法。
她更不清高，追情郎的时候会使一些小手段；后又凭借自己早年与杨金水、沈一石的关系帮助丈夫高翰文成为江南首富。可惜的是，高翰文也是个天赋极高的人——天赋高就意味着心高。被清除出官场后，高翰文心有不甘，最终走上沈一石的老路成为皇商。在波谲云诡的权斗中，这两个人的下场恐怕不会太好。
芸娘也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她与高翰文一起被囚禁时曾对高翰文说：“他们不是让我看住你，而是让你看住我。现在沈一石死了，杨金水疯了，我是过去那些事的唯一见证人。有些事情说不清楚的时候，还得找我去做见证。因此他们不但要留着我，还得知道我去了哪里”，不过这些话以高翰文的智慧显然没听懂。
通过芸娘与李妃的塑造，也可窥见一个很有趣的秘密：政治家的能力，大多源于天赋，而不是后天的锻炼和培养。李妃与芸娘都是天生的政治家，她们的才能源于敏锐的直觉。
掌印大太监吕芳是本剧唯一一个全身而退的高级官员。他真心实意地爱护身边人，不但是剧中所有太监的“父亲”，某种意义上也是嘉靖的父亲。
在朝中做官风险之大，大过卖白粉，这个道理不是官员们不知道，而是权力太诱人。所以吕芳说，做官要三思——思危、思退、思变。身在高位而不被权力蒙蔽，还能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保持仁善之心，非常难能可贵。作者安排他最后全身而退，不仅是对他政治才能的肯定，也是对他仁善之心的褒奖。
除此之外，走投无路、狗急跳墙的严家父子；有情有义的黄锦，隐忍聪明的冯保；一心想青史留名的赵贞吉；爱权力走火入魔的陈洪；被拿来顶缸杀头的小太监李玄等等，都是非常精彩的人物。
也有一些并不推动剧情的闲笔余韵悠长：浙江官场开会前，众大员们在忙什么呢？有看鸡缸杯的；有唱昆曲的；有弄扇面的……乌烟瘴气的场面和大员的贪腐形象跃然于屏幕上；剧中的微末小吏田有䘵，深得见风使舵精髓。赈济灾民现场，百姓们都在喝稀粥，他老婆却派人给他送炖鸡吃，堪称神来之笔。作者试图把帝、官、吏、商、民一网打尽，可惜他对底层劳动人民并不熟悉——农民齐大柱和他的妻子非常脸谱化，有时候甚至还有一种滑稽感。
中华帝国历史悠久，千百年来人才辈出却一直没有建立起理性、非人格化的秩序。在此背景下《大明王朝》不仅是一部电视剧，更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在这场权力和金钱的游戏中无人胜出，所有人都是失败者。这样的悲剧气质让本剧意味深远，充满诗意。
最后，用曹雪芹的《好了歌》来结尾：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
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杠；
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