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明治工作坊源起的《菜肉馄饨》夺得金鸡奖!

在刚刚过去的第3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暨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菜肉馄饨 》斩获了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

评委会认为:该片依凭上海街巷实景与质朴鲜活的表演,展现老年个体的情感诉求与代际之间的现实状况,体现出创作者对当代都市生活的深度关照与真诚表达。特授予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

去年,我们邀请《菜肉馄饨》的原著和编剧作者金莹,来到三明治位于上海长宁区的线下空间举办了一场创作谈。金莹回忆起是2018年参加三明治的钱佳楠写作工作坊,让她在阔别文字创作十年之后,重新开始写作,并最终产生了一本书,一部电影,也是她过去十余年当纪录片导演"下生活"的经验集大成。

"这部电影是为了软化过去几年,住在上海的人的心结。"金莹说。而老年人群,是过去的文艺作品中相对被忽略的人群。这部电影在诞生之初,被很多合作方要求提高年轻人戏份的比例,最终被制片人坚持保留了老年人的叙事主线。

来源|2025年11月14日,金莹&李梓新线下对谈

2008年的我,就像缪斯离开了我的墙壁。

李梓新

金莹,你一直是纪录片导演,用影像语言在讲故事。文字方面,你说已经阔别大约十年。2018年的工作坊是你第一次重新与文字连接,找到了一种新的创作方式。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十年的间隔吗?

金莹

我小时候读中学时是那种比较喜欢写东西的。但当时写得并不特别出色。比如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我什么奖都没拿到,复选就被刷下来了。大学时,我大概在大三的时候,2003年开始在博客上写一些幻想类小说或者小童话故事,大约一千到两千字。那时我特别沉迷写作,因为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与文字的连接。二十多岁的我,心里经常有一种莫名的焦躁和不安。写一篇文章后,内心会平静下来。那时我并不清楚这是什么,但文字确实在治愈我。那段博客写作时期,我陆续写了五六十篇文章。

直到2008年,我接手了单位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录片项目,需要投入300%的精力。项目进行到一半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写不出任何文字了,想象力似乎消失了,缪斯女神离开了我。

我记得当时看过Eat Pray Love的作者在TED上的演讲,他讲到自己因为前作红遍全球,承受了巨大创作压力,灵感枯竭。他提到,中世纪时人们认为作家的灵感来源于缪斯女神,她可能就在你家墙壁里。如果她在,你就能写;如果走了,你就写不出来。文艺复兴后,人们强调人的主观力量,这份责任落在作家自己身上——写不出来,不是缪斯的问题,而是你个人的问题。2008年的我,就像缪斯离开了我的墙壁,文字写不出来。接下来的十年,我生活在现实中,人生也有变化,但文字与想象力的连接却消失了。

2018年,我的工作压力稍微减轻,突然又想回归文字。正好那时三明治创办了钱佳楠老师的创意文学工作坊,我报名参加。这个工作坊对我意义重大。首先,我不是中文系出身,而是广播电视新闻学,对文字没有专业训练。但工作坊虽然只有五期,每周一次线上课程,每次还有小作业。最后一期大家写3000字的大作业,并进行讨论。钱老师曾对我说:“你的文字可以非常精确地传达人物内心,这是天赋,不是每个人都有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拥有这种能力。过去,我从未认识到自己文字的力量,写作如同陌生人般遥远。

工作坊的最后一次课程,我的一篇文章被选为讨论对象。故事写的是一个女孩子,她知道自己会被求婚,但不知道具体时间,因此一直焦虑。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我书中《小笼》的开头,最初只有三千字,经过三四年逐渐发展成完整作品。今年出版时,我又加入了男性视角,使故事呈现情侣双方心理过程。我还尝试用一种结构:两个起点不同的人最终交换位置,类似小学数学的“相遇问题”,这种探索延伸了整本书的叙事结构。当时的三千字作品中,我写了女孩子、她的男朋友和母亲三个角色。没想到,女孩子的母亲后来演化为我书中一个重要角色——美琴。这意味着我在无意中已经为后续创作铺好了人物小传。

工作坊还让我第一次系统、完整地领略文学的魅力,老师会逐字分析人物心理、动作及结构,如同手术刀般剖析作品。这让我在创作《鲜奶小方》的故事时,能够更加精确地打磨文字和结构。故事讲一位六十多岁的上海女性夜校学员与四十多岁男子产生感情的故事。这一灵感源自我们的电影拍摄经历,有一场吃饭的戏,本来是四个人吃,然后变成了只有两个人。《小笼》的故事最初只写女孩子,地点也不是上海。后来我加入男性视角、改为上海背景,又加入一对来上海旅游的小情侣,民宿房东就是《菜肉馄饨》里的老金,成为推动故事的重要配角。这三个故事在无意中形成了一个“馄饨宇宙”。此外,书中还有一篇番外篇《牛排》,时空回到1999年的上海,作为前传。这个故事既致敬《海上钢琴师》,也向《朗读者》致敬,描写年长女性与年轻男子之间微妙情感。

总体来说,这本书的构思,是我与编辑一起讨论形成的最终结果。通过十年的文字间隙、重拾写作的经历,以及工作坊的启发,我才得以将这些故事完整呈现。

李梓新

大家都知道,小说作家能够创造自己的世界,安排看似巧合或刻意的呼应关系,这非常有趣。我在看你的书时注意到,这本书的作者同时也是电影的编剧,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多见。相比一般改编常常面目全非的情况,你的电影相对忠实于原著。你能谈谈从小说到电影剧本这个过程吗?尤其是如何保持文字的文学性和电影表现之间的统一性。

金莹

其实我非常感激《菜肉馄饨》的这个故事。它最初以小说形式呈现。导演前几天跟我说,他在剪辑电影时,十几遍、二十几遍地看素材,仍然觉得电影非常有意思,他觉得这是文本的力量。先有小说的底子,所以即便电影改动、剪辑,它也不会完全走样。

电影圈里常有说法:剧本越改越差,第一稿往往是最好的。我在改《菜肉馄饨》剧本时,也需要听取制片人、导演以及演员的意见。我觉得这些外部视角让故事更加丰满、立得住,但这一切都建立在我先写小说的基础上。我以前也尝试从剧本入手写故事,但剧本不允许心理描写,只能靠台词和动作,所以非常“干”。写着写着,你会觉得自己只是在写说明书。人物背后的内在动机,你无法呈现出来。而从小说出发,则可以描写心理、人物背景等,就像构建了一座完整的冰山。剧本呈现的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而水下的部分我心里清楚,这很重要。小说可以一个人完成,但电影是集体创作的结晶。不同意见像爆炸般涌来,我有时觉得自己像一艘在大海上漂的船,不知道方向。但冷静下来,我会判断哪些是必须保留的,哪些可以舍弃。通过这样的取舍,故事得以保存。

电影与小说在情感基调上也有所不同。电影更温暖、治愈,结尾有所改动;小说则更现实、草根,人物心怀鬼胎。电影中人物可能更“单纯”,但小说和电影像双胞胎,根相似,却各有差异,而不是互相凌驾。

电影的结构,也是我在剧本创作时设计的。记得2023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我看了山田洋次导演的《你好,妈妈》,讲的是八十多岁的老人生活。我被深深打动,感受到年老并不可怕,反而清爽、干净、从容。这种感受启发我在电影结尾加入温暖元素,让观众获得慰藉,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小说的结尾则更现实——主人公努力后回到原点,带有一种第三方的视角与悲悯感。我写小说时,故事本身是虚构的,没有真实原型,但其中的情感、情境和人生体会是真实的。

我在18年参加工作坊时,心中曾有纠结:一方面有人说我在文字方面有天赋,应投入更多精力创作;另一方面,又要兼顾现实工作,是否能持续创作?这种内心冲突,也体现在小说人物老汪身上。老汪的两个声音,其实是我自己的投射。我借用与我毫不相关的角色——一个六十多岁的上海老爷叔——安全地书写我的内心,这是作家的身份给予我的自由和礼物。

李梓新

我觉得这本书和电影中很重要的一个文学性,是方言带来的那种质感。但它不仅仅是方言的呈现,更是整个上海环境的体现。在书里,环境通过文字被描绘出来,而在电影中,镜头扫过室内外的每一个角落,比如南昌路的里弄、室内的摆设等,这些都在传递文学的源头。电影不需要文字去描述,但通过整体氛围,就能把文学性、方言的味道呈现出来。不过,我觉得在文字中呈现这种味道可能更难。比如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共通性,如何在文本上既体现方言特色,又让大众读者理解,这本身就是创作的挑战。像潮汕话,如果落到文字上就更难呈现。我注意到你的书中几乎没有加注释,这让我很好奇:在处理方言时,你是如何考虑的?

金莹

其实这本书中只有极少量纯上海话的表达,大部分即使完全不懂上海话的人,也能用普通话顺畅阅读。但如果你是上海读者,可以用上海话去读这些文字,特别是《菜肉馄饨》的那篇小说。这方面的灵感也来自前辈作家的探索。比如金宇澄老师,他的语言介于上海话和普通话之间,就像两栖生物一样:你适应哪种读法就用哪种。这些作家对我影响很大,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我的创作里。

我觉得方言的味道,我更多是从纪录片拍摄中学到的。刚入电视台时,我跟随一些老一辈纪录片导演,他们非常注重细节和生活质感。90年代上海有一个经典栏目《纪录片编辑室》,推出了《毛毛告状》《德兴坊》《重逢的日子》等纪录片。《重逢的日子》后来被王全安改编成电影《团圆》,可见纪录片和电影本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些“老法师”常说两点:

第一,要有“气口”。段落之间要留出呼吸空间,让观众或读者可以慢慢品味、沉浸思考,而不是紧凑到让人透不过气。现在很多短剧追求“爽”,一分钟翻一番,但过去更讲究慢慢吸收故事、带入想象。

第二,要有“毛边”。我花了很久才理解“毛边”的意义:它源于生活,但并非关键情节,可以被视为可有可无的细节。有的人会把毛边剪掉,让故事更干净,但老导演们告诉我,毛边赋予生活质感。

在小说创作中,我把这种理念融入细节。例如,老汪会在素娟的相片前放一块蜂花牌香皂。相片本身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但香皂这一小物件,一方面体现老汪的情感,另一方面也引发上海读者的共鸣——很多人看到电影后在小红书上说,仿佛闻到了香皂的味道。这是毛边的一种体现。再比如,老汪住院时的病友,这个角色完全可以不存在,剧情也不依赖他,但他让画面更生动,增加了生活质感,就像调味剂一样,让故事和画面更有味道。这些审美习惯,其实是我从纪录片中学到的。

李梓新

毛边可以理解为闲笔,在文学中就是一些看似不那么关键、非核心的描写。我觉得这一点在创作中是非常共通的。

那么,我想借这个机会问几个问题给观众。因为你刚才讲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内容,相信听众会产生共鸣,也可能有一些问题想提。今天我们的讨论可能会涉及不同的层面:有的观众希望从创作的角度来了解,有的可能更关注上海、方言或者文化方面的内容。

这座城市的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些未能释怀的心结,《菜肉馄饨》给了观众一个机会,让大家能够把这些心结放下。

观众1

金莹老师您好,我现在是读编导的研究生,将来很想做编剧。我本人也很喜欢家庭类戏剧,比如之前看过周野芒老师演的《走走停停》,非常喜欢这些作品,所以最初是被演员吸引来看的。

我想特别分享一点,我不是上海人,我来自山东,但我依然能从一部普通话电影中感受到那种人情味、人文关怀,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这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高考的时候父亲去世,我有自己的体会,但我并不觉得这部电影压抑。相反,我感受到的是温暖和轻松的氛围。所以我想请问老师,在创作这类轻喜剧作品时,是如何将一些哀伤、忧伤的部分,与喜剧氛围融合,让观众的观感不会过于压抑?这是否与创作初衷有关呢?”

金莹

在改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们大约从23年的3月份开始第一次开剧本围读会,前后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直到2024年12月10日开拍。实际上,直到开拍前两天,也就是12月8号,我还在改剧本,最终才完成定稿,让每位工作人员手中都有可用的剧本。开拍过程中几乎每天我都在写扉页:有时是因为场景调整,有时要加一场戏,或者我觉得某个场景还不够满意,所以每天都在修改。

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个强烈的体会:我希望用这个故事去安慰和治愈大家。我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些未能释怀的心结,这些未化解的情感就像暗流潜藏着。平日里人们可能没有机会正视它,也没有机会去宣泄。而《菜肉馄饨》给了观众一个机会,让大家能够把这些心结放下。

不管经历了什么,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故事中始终有一种声音在安慰你,让你可以放下过去。这种放下其实并不是遗忘,也不是背叛,而是一场告别。经历过这场告别之后,我们可以重新出发,从生活中微小的细节中汲取力量,就像从一碗普通的菜肉馄饨中,也能获得前行的动力。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完全理解这一点,但这是我创作时怀着的初心。有人说,如果家里近期有人去世,可能不适合观看,但我希望无论是否经历过类似事情,当你看到片中生者与逝者的互动,你都能获得一种释怀,重新走出来。

观众1:

谢谢老师,我确实从电影中感受到了这种力量。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不要沉溺于痛苦,而是把它转化为前进的动力。看完电影,我觉得世界依然美好,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有趣的东西。

金莹:

我也很开心你能够体会到。其实近几年,无论是电影还是其他文娱作品,大家往往追求二元对立:好人坏人、正义与邪恶,用这种对立强调戏剧冲突。但《菜肉馄饨》正好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它没有绝对的好人或坏人,而是呈现出更多复杂的情感和人生状态。

观众可能会从不同角度解读故事:有人看到潘虹老师角色中的爱情消逝,有人看到代际关系的和解,有人感受到对生命老去或逝去的理解,也有人看到人物在追寻自我。这些情感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又一层嵌套其中。第一遍观看可能只注意剧情,而再次观看才能体会到更多。这正是我一开始的创作初衷:希望故事能够层层递进,给观众多重的情感体验,让人从中获得温暖和力量。

观众2

金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自己在2008年至2018年有大约十年的创作低潮期。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所以特别想知道,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您是否有刻意进行某方面的积累?如果有,主要是哪方面?另外,在2018年,是什么契机让您觉得可以开始写作,并且找到合适的导师来支持自己?

金莹

那十年里,我最大的积累其实是在纪录片方面。我全身心投入到纪录片创作中,包括拍摄、策划以及和同事的合作。我曾经在采访中提到,之所以后来会想到写《菜肉馄饨》的故事,正是源于那段时间拍摄大量现实题材纪录片的经历。比如,我拍摄独居老人,而我的同事们则在拍老年人相亲和年轻人相亲。我们工作组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不管谁今天拍了什么素材,回来看素材时,大家会一起观看。我对同事的素材非常熟悉,这让我获得了大量创作灵感。

我记得有一次拍年轻人相亲的同事去到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当时那个地方的气场非常有意思。里面不仅有老年人,也有年轻人。他们拍摄到一位年轻人,每天铺一块塑料布,瘫在地上写上自己的条件,看起来条件非常差:没读大学、工资三四千、没有房子。然而每天都有阿姨过来骂他,认为他条件太差,不该来这里,场面既滑稽又荒诞。最后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公司老板,有研究生学历。这种反差直接启发了我,《菜肉馄饨》的故事由此萌生:相亲角不仅仅是为了配对,它还承载了人们的情绪价值,也可能自发生成故事与感情。

纪录片中拍摄老年人相亲的经历,也让我看到老年人对情感和心理需求的热烈和强烈欲望。有一次拍摄到一位充满生命力的阿姨,她面对镜头对自己喜欢的叔叔说:“请放心,我今天一定会给你一个毕生难忘的夜晚。”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感叹生命力竟如此旺盛。这位阿姨后来直接启发了我创造阿芳这个角色,一个比年轻人还要充满活力的女性形象。

我自己拍摄独居老人,也积累了大量素材。我拍摄的一对老人,他们的子女都在国外,两人互相搭伙过日子。一开始我问老太太:“你们之间有感情吗?”她说:“没有,我们只是互相照顾,以防万一。”当时我竟然信了她。拍摄结束后,她又悠悠地告诉我,其实他们之间是有感情的。我才意识到,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表象,背后的情感是潜藏的。

另外,拍摄过程中我还接触到认知症老人。那一年我在600号病房跟拍,整整待了一个月。看到中度到重度的老人无法独立生活,有些家属需要做艰难的决定——是否通过鼻饲维持生命,而这种生命质量极低。这些经历非常扎心,也让我理解生命的脆弱与温情,同时为《菜肉馄饨》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现实感和情感底色。

李梓新

我是算新上海人,在上海住了二十年,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没有完全融入上海人的群体。比如,上海话我能听懂八九成,但我发现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作品,呈现的上海性往往遵循一个共同认知的框架,显得比较典型和标准化。我在想,上海毕竟很大,里面有很多个体和多样性。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未来出现一些看似不那么典型的上海人角色,但观众看完之后,会觉得这也是上海人生活的一种真实呈现?你觉得这种空间存在吗?

金莹

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的。就拿我们这部电影来说,很多人觉得聚焦的还是黄浦区的上海,不代表杨浦区的上海。换句话说,如果我下一次讲杨浦区的故事,黄浦区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不是我们的上海”。上海本身就是海纳百川,我的爷爷和外公都不是上海人,他们都是江浙一带迁来的。所以,哪一部分的上海能代表整个上海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模糊。上海的外延非常大,比如有些人觉得《爱情神话》也是上海故事,即便剧中没有上海本地人,它所呈现的精神、氛围,也可以被认为是上海的一部分。所以上海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给了创作者很大的想象空间。

李梓新

对,我觉得这种基于现实延伸出来的题材,还可以非常多。

金莹

没错。这部片子其实拍摄过程并不容易。我替制片人说几句:大家看完可能会觉得故事挺文艺,其实很多情节都很日常、琐碎——家长里短、生活细节之类的。它并不是大家一想到就会有票房保证的故事。

当初制片人带着剧本去北京投融资时,遇到的都是不看好的态度。大家说“没人想看老年人谈恋爱”。我看《人物》的采访,邵逸辉导演当年拍《爱情神话》也遇到同样困难,中年人谈恋爱题材在北京找了十七八家公司都没人感兴趣,后来才跑到上海。在上海,当时很多公司也对这个题材心存疑虑。一方面是上海话的商业性存疑,另一方面是老年人题材的不确定性。不过,上海电影局电影处给了很大的支持。他们认为上海需要这样的故事,需要真正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展现上海人的性格与处事方式。这给了制片人很大的信心。

制片人甚至抵押了一套房子,全额投入拍摄。开拍第一天,《解放日报》有记者报道这部沪语电影开拍,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自媒体、UP主也积极参与宣传,用他们的平台让更多人知道这个项目。商业上的担心因此逐渐被打消,同时也说明了公众对这类真实、细腻上海题材的接受和兴趣。

观众3

我想问的是关于上海方言的表达问题。小说里有很多上海话的描写。就像我妈妈给我发微信时,她的上海话夹杂普通话一样。我很好奇,在创作过程中,您是用上海话在思考和创作,还是用普通话?能讲讲《菜肉馄饨》的创作过程吗?

金莹

这部小说是在2019年写的。那年得了一场细菌性肺炎,每天都要去医院吊盐水抗炎。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我带了一些上海作家的作品去看。读着读着,我突然想起,其实我早些时候已经为《菜肉馄饨》写过一个大纲,每个场景只用一句话概括,大概十几句话,把故事骨架写出来了,但一直没有正式动笔。

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去医院吊针,回来午睡,然后三点钟开始写作,每天写大约一千字,也就是完成一个场景。就这样坚持了三周,抗炎治疗结束的时候,小说也差不多完成了。但写到一半时,我发现文字已经完全在脑海里转化为上海话,故事脉络也和最初的大纲不同了。人物活了起来,画面感非常强烈,我仿佛变成了一个记录员,把脑海里的画面写下来,像是从云端下载下来的。

另外,一个对我创作有很大影响的因素是我非常喜欢的上海女导演彭小莲。她拍过“上海三部曲”,讲述几代女性的故事,都是非常家常的题材。比如《假装没感觉》,讲一个母亲离婚再嫁,女儿随她到处搬家的故事,我看完后非常感动。我甚至当时对彭老师说,如果你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你就是中国的女性版小津安二郎。虽然《假装没感觉》的票房不高,因为那一年是中国大片元年,张艺谋的《英雄》开启了大片时代。但令人欣慰的是,日本观众在影展上说,他们在片中闻到了“上海的味道”。这句评价我一直印象深刻。

所以,2019年夏天,我写《菜肉馄饨》的时候,彭小莲老师刚去世一个月。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想完成她没来得及做的事,书写上海本地人的普通生活,家长里短的故事,同时展现上海人的力量和电影的美学。我甚至开玩笑地对朋友说,我怀疑是去世的彭老师在握着我的手写作。

观众4

您好,金老师。因为我自己也在从事创作,现在在国外学习创作,也一直在尝试一些自己的创作实践。我想了解一下,您在创作《菜肉馄饨》的过程中,从小说写作到被看见,再到被改编成电影,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您做了哪些努力,又遇到了哪些机遇和关键人物?

金莹

其实在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前两天还和剧组的一个老师聊天。这个老师非常普通,不是馄饨店老板,但为了电影《菜肉馄饨》,他包了两千多个馄饨。他说起这些事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现在大家可能觉得《菜肉馄饨》好像已经成了一个IP,但我在创作之初,并没有想过要写成一个IP,我只是有一种朴素的表达欲望,想把故事写出来而已。

有人会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小说会变成电影?”老实说,我当时根本没想过。但在写小说时,我确实运用了很多编剧技巧。早在2015年,我参加了上科大和南加州大学联合开的一个三个月编剧班,学习好莱坞编剧的技巧。我把这些技巧融入这个看似普通的故事里,让它更生动可看,但我当时并不确定它能否被拍成电影。

2019年我写完小说,2020年改成剧本后,给很多人看过。大部分人觉得故事没有市场,少部分人提出建议:既然是关于老年人的故事,能不能把年轻人的比例拉到50%,这样更有市场?我尝试过,但失败了,这样做让故事的魅力大大减少。最终只有我们的制片人坚持:这必须是老年人为主角的电影,年轻人只是配角。也许命运就是这样,如果当时有其他制片人,故事可能会走另一条路。制片人当时也对市场不太放心,他提出用非常低的成本先拍出来,甚至可以用素人演员。他说,上海那么多活力四射的阿姨,总能找到像老汪、美琴这样的角色。于是我们就开始了低成本拍摄,慢慢发现,沪语电影其实是有市场的。

从小说诞生到电影上映,整整六年。一路走来,我觉得一直有一股力量在推动我们。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不只是我们主创在努力,这座城市本身,或者说全国日益严重的老龄化现实,都在呼唤这样一部电影。特别是近两年,短剧在老年人群体中非常流行,很多人愿意花两三万元去看一场短剧,而电影票三五十块钱,对他们来说几乎不值一提。同时,一群新的老年人群体出现了:六十多岁,生活状态比我们年轻人还好,有钱、有时间、身体健康,不用带孩子,过着非常自由的生活。他们的出现,其实也在市场上呼唤新的创作产品,为沪语电影开拓了新的赛道。

李梓新

我看到一组统计数据,说上海人口中有37%是60岁以上的老人,其中60到75岁的“初老老人”占了60%。也就是说,差不多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位属于这个群体。正如你刚才说的,这部分老人既有时间,也有一定经济能力。

金莹

对,当时我们制片人觉得,电影院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一群体,没有为他们提供可以享受的娱乐产品。而我们的电影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其实还有新的市场和门类,可以吸引那些从未去过电影院、不上豆瓣,也不会自己买电影票的老人群体。他们买电影票往往是让儿女代购,也不会关注小红书、抖音什么的,但他们愿意为一部电影走进影院。

我们在复兴中路的思南公馆开了“菜肉馄饨会客厅”,很多老人会特地跑过来参加。他们会握着我的手,告诉我他们的观影感受。我记得有位老人说:“我一边哭一边笑,真的很喜欢。”那一刻,我作为创作者非常感动。以前我们只能通过豆瓣、小红书或者抖音了解观众反馈,而那时候是有人实实在在握着你的手,把感受告诉你,这种体验特别珍贵。

李梓新

我想接着回应朋友刚才的问题。从个体创作者的角度来看,现在怎样才能被看见?我记得你这篇作品写完之后,2020年在《上海文学》上发表过,之后也吸引了一些电影界人士的关注。也就是说,这样的发表机会本身,也可能成为创作者被发现的路径,对吗?

金莹

其实这样的机会蛮少的。比如《上海文学》,它不像《收获》那样有影视化或者商业化的延伸角色,它更偏向本地化。所以当时我只是自己把小说,或者后来创作的初稿剧本,发给认识的一些编剧、导演等人尝试推广。

但我发现,这个过程真的很难,就像大海捞针,又有点像去相亲。你去相亲,是想找真爱,但你并不知道真爱在哪里。条件再好,也未必合适你;想找到适合的人,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被看见也是一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确实很难。现在大家看书的习惯越来越少了,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慢慢读一本书,去体会那种温暖和积累下来的感悟。但我自己仍然觉得,作为创作者,哪怕只有一个读者被感动,也足以激励我继续创作。就算100个人里只有一个人认真阅读、被打动,那也值得我去写。

我一个朋友最近给我发信息,说看完这个故事后,他突然有了一个感悟:爱是人生这条河流中唯一的周期,它带着我们漂泊,让我们有依靠、有承载。其实这本书里四个故事的核心主题都是“爱”。这个字虽然平时不太好意思说,但它在不同形式下都有呈现:对文学的爱、男女之情、长辈对晚辈的关爱……这些层面都足够打动人心。

我愿意为了这样的目标读者,再次投入创作,只为触碰到一个人的心灵。被看见,并不是创作者追求的结果,而是一种必然。当你全身心投入创作,初心真切,总会有人感受到,这就是创作者最核心的动力。

坚持之外,创作是自身探索欲的外化。

李梓新

我想补充两点。首先,我也是读创意写作出身,后来在国外学习,现在国内读创意写作的人也越来越多。不过,不是说每个人都非得走创作这条路,实际上想创作的人群是很广泛的,钱佳楠的写作工作坊从2018年到现在,每年都能有超过百人参与,我觉得这是一个奇观。今晚能有这么多人到现场参加作品创作分享会,我也感受到社会对创作的热情依然存在,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时期。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可能追求浮华和表面的高光,但真正能够打动人的,还是那些更永恒的、与创作本质相关的东西。而对于个体创作者来说,能够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体验那种不被工业化、非批量生产所替代的独特感,是非常难得的幸福感。

但当下的创作者面临许多干扰,这些干扰常常互相交织。一方面,创作过程中的经济压力不小,大多数人在起步阶段都不宽裕,这也促使一些年轻人希望快速成名、快速获得资源和支持。但回头来看,很多成果确实需要时间去沉淀。二十多岁时,我们可能觉得三十岁已经很成熟,但实际上,三十岁还很不成熟,很多经验和积累还未到位。年轻人机会更少,但渴望更强,这就产生了一种纠结:是追求被看见的即时成就,还是追求自身能力和作品的深度发展?这两者常常难以区分,因为“被看见”似乎就意味着成功,但事实未必如此。

另一方面,从出版和创作的角度来看,我参与过一些项目,把普通素人通过三明治的工作坊推荐到出版社。例如最近收到的一本书《南方技校的少年》,就是厦门一位技校老师的作品,经过十年的努力才出版。从接触出版社的经验来看,他们其实很缺好作者。但短视频和碎片化内容的流行,确实影响了文字创作者对文学性的追求,也影响了创作的独特性。

中文教育和网络文化也带来挑战:大量可直接引用的网络梗让创作者容易依赖他人的表达,而缺乏对语言独特性和文学性的探索。这些因素交织成一片迷雾,能够坚持创作、保持独立判断的人,才可能走下去。创意写作的门类很多,小说、非虚构、剧本、诗歌各有特点,市场环境也不同。例如,现在非虚构作品的出版机会比小说稍多,但新人作者仍面临挑战;剧本几乎没有直接出版机会;诗歌则更小众。所以创作者需要结合兴趣、专长和市场接触,谨慎选择创作方向。

以我自己为例,原来做新闻时,行业机制支持你完成角色任务就好,但创作的作者性却是另一回事。我四十多岁才读创意写作,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这是偶然也是必然。不同阶段的机缘很难预测,有时你会质疑读创意写作是否有用,但真正进入系统学习后,你会对行业和优秀文本有了标尺,知道如何评判作品。

即便如此,能投入时间和金钱系统学习的人仍少,小型工作坊或短期体验也能积累经验。例如我在英国读创意写作前,也参加了一些类似尝试,慢慢建立起信心。总之,创作之路确实艰难,但机会依然存在,只是坚持和过程需要长期投入。

金莹

我觉得这个过程除了坚持,更是在探索。就像你四十多岁才开始创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可能性。探索的过程非常动人。你提到“被看见”,但更深一层是,创作者先要探索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然后才去投入时间和精力去表达。

表达欲和创作欲本身最重要。即便感到迷茫和纠结,这也可以成为创作的方向。如果这种迷茫是真诚的、有感染力的,它就能通过文字传达给别人。我的书里,也在讲一个类似的过程:如何与真正的自己久别重逢。书中的四个主人公都在探索真正的自己,而我自己写这本书的过程,也是与文学重新建立联系、探索自我的过程——一个曾经与文学失联十年的人,终于完成一篇小说,并出版成书,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探索。

观众5

金老师您好,我也是工作后才开始读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希望写自己的故事,这是我报考这个专业的初衷。但是老师布置的很多主题性作业,有时候我并不想写,比如写一个讨厌的人,或者描写一个场景。我更想先写自己真正想写的内容,但老师布置的作业是为了锻炼我们的写作技巧。我不知道该如何坚持完成这些任务,同时不断打磨自己的作品。您在写作过程中是怎么坚持的呢?

金莹

我当时会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每一份作业。你说你想写自己的东西,其实可以把作业当作练习的机会去延展你想写的主题。比如,你想写周围的人,总会有一个讨厌的人,可以写他;你想写的故事中总有一个场景,也可以从作业中切入。每个作业都是一个小片段,当你完成了很多片段后,你想写的故事可能就在这些片段里,只是还没整理成完整的作品。千万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练习的机会,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积累。

李梓新

你的作业字数大概多少?

观众5

3000字以上。

金莹

那算不少了,我们同学有时候甚至写到1万字,这些都是日更博主的水平。

李梓新

其实也没必要那么多。在英国学创意写作时,我们的小片段作业通常只有三五百字。几乎每个人都会带着自己想写的东西来,如果没有,反而有点奇怪。大家的做法是,把每个作业都当作自己作品的一部分来写——不同作业的片段最终可以组合成一篇完整作品。比如老师让你写讨厌的人,这个人物就可能成为你作品中的角色。经过一年的练习,你可能积累了六万到十万字,这就是在完成你自己的创作。

金莹

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记得一位制片人说过,他接触过很多编剧,发现他们当有丰富生活和工作经历时,写出来的内容非常丰富;但当成为职业编剧,每天只对着电脑写作时,创作反而枯竭了。生活的丰富性本身就是创作的素材。当生活变狭窄,创作的灵感也会减少。因此,他一直建议创作者要好好生活——和人交往、参与各种经历。这是一个“输入与输出”的过程:生活给你输入素材,你的写作是输出作品,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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