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9月,午后的东海风还带着潮味,44岁的汤君年站在浦东高桥镇一片烂泥地里,随手拨开齐肩芦苇,回头招呼徐枫:“就是这块。”一句话,把妻子从沉思拉回现实。那时的浦东没有林立的高楼,只有零散渔村和塘埂,开车从南京西路过来竟然要三个小时。同行的中介听见报价后直摇头,心里嘀咕:谁会往这里砸几千万美元?

汤君年的魄力并非凭空而来。1948年,他出生在上海,3岁随父辗转香港。17岁在铜锣湾跑供货单,18岁和兄长合伙注册科达公司,靠墙纸、窗帘、沙发布一口气做成香港行内前五。赚到第一桶金后,他又杀进台湾市场,22岁创立汤臣公司,短短数年便让自家布料占据半壁江山,门店多到连账房都常常算错。
生意场上风生水起,人情世态却难以预料。1979年,台湾影坛当红女星徐枫突然被推上债务漩涡,前夫假签合同,留下巨额欠款。她逐一登门道歉还债,最后一次敲门时,屋内坐着的正是汤君年。两人仅聊了半小时,债务没谈拢,缘分却种下了。第二年,香港半岛酒店外摆满三万朵玫瑰,“玫瑰婚礼”一词就此出圈,主角正是他们。

婚后,徐枫离开镁光灯三年内连生两个男孩,大儿子汤子嘉,小儿子汤珈铖。小儿子出生没多久,母亲痒痒旧业,拿着丈夫的100万元启动资金创办汤臣影业。1993年,张国荣主演的《霸王别姬》在戛纳摘金时,制片人名单里就出现了徐枫。那天晚上,年仅十岁的汤珈铖在后台既兴奋又拘谨,连招呼都是小声说的。
相比哥哥稳重,汤珈铖性子更像母亲,外向、灵动,也更敏感。童年时期,他跟着剧组跑龙套,镜头前一笑,导演就说“这孩子有观众缘”。可在家里,父母因1997年金融风暴前后的一连串诉讼耗尽心力,家庭气压常年低迷。汤珈铖后来回忆:“那几年家里笑声稀缺。”抑郁情绪就在这时悄悄滋生。

风暴袭来之前,汤君年率先把资金从香港、台湾抽出,全部押注浦东。3990万美元砸在高尔夫球场,随后连片土地被收进兜里;再往后,五星级酒店、甲级写字楼、别墅园区一一成形。外界讥讽“宁买浦西床,不买浦东房”,他偏不信。十年后,浦东陆家嘴天际线初露雏形,汤臣集团俨然成了最大赢家之一。上海市政府授予他“白玉兰荣誉奖”,媒体更干脆送上“浦东开发第一人”的称号。
2001年,17岁的汤珈铖在美国读书,病情却进入低谷。医生建议暂时休学。为了让儿子转移注意力,徐枫陪着他环游世界半年。旅途中,汤珈铖开始对投资产生兴趣,见到一家酒店就要算回报率,看见码头仓库会琢磨物流效率,旁人听来枯燥,他却乐此不疲。
汤君年观察到这一点,索性给了儿子一纸董事委任书——十八岁生日当天,汤珈铖正式成为汤臣集团董事。那张证书让他兴奋得一夜没睡,可第二天父亲递来厚厚几摞文件,开口只说一句:“从第一行读到最后一行。”集团债务结构、项目估值、风险敞口,一个都没少,少年董事的光环瞬间褪色。

2004年6月,噩耗传来。因糖尿病并发症,汤君年在香港养和医院去世,年仅56岁。葬礼上,21岁的汤珈铖神情冷峻,戴着墨镜站在灵堂门口,媒体镜头闪个不停。外界关注的焦点有两个:他继承了133套上海房产,纸面财富过百亿;他还是单身,模样俊朗,社会新闻版直接给他贴上“国民老公”的标签。对汤珈铖而言,巨额遗产是一份沉甸甸的考卷,如何交卷,他心里没底。
绕不过去的是企业接班。2009年,汤臣集团内部调整,兄弟俩跟着专业团队一起梳理存量项目,把此前偏重高端物业的路线微调至多元,先后落子天津、苏州、重庆。为了更接地气,两人常常穿着便装在工地上晃悠,工人以为是监理没给好脸色,他们却并不计较。业内评价,“汤臣变得务实了”。

有意思的是,徐枫不止一次催婚。儿子笑着应付:“等公司更稳一点。”到2023年,他已是41岁,依旧未婚,却把更多精力押在医疗、文旅、科技园区等新板块。和父亲当年“一掷千金买荒地”的冒险不同,汤珈铖的打法更像“财务工程师”,严控杠杆,强调现金流,借助资本市场的结构化工具平衡风险。
遗憾的是,抑郁症没有彻底远离,偶尔复发。为此他坚持每周运动,高尔夫球场上常能看到他独自练习的身影。朋友打趣:“你家场子免费,练到老都行。”他笑而不答,抬手就是一杆。对外部世界而言,这个笑容是低调,也是隔绝;对他自己来说,则是某种坚持。

汤臣集团如今仍以浦东为大本营,项目分布遍及长三角,资产体量已超千亿。老上海人提到浦东开发,绕不开汤君年;新一代投资者谈到家族传承,也不得不关注汤珈铖。父辈留给他的不仅是133套房,更是一套根植于高风险、高回报的商业基因。试想一下,当初父亲拨开芦苇说“就是这块”时,没人敢跟着下注。如今,儿子面对新兴领域,同样需要这样的笃定与胆识。时代变了,赌桌还在,筹码更大,结局尚未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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