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和谢抒豪导演约在剪辑室见面。见到谢导时，他正在和分集导演进行最后一集的剪辑工作，这个季节，我已经穿上薄毛衣了，而谢导还是短袖衬衣配发箍，像《籍籍无名》系列海报那样，留白处藏着未被定义的松弛，线条里裹着年轻人独有的锐气。
聊起这部耗时近三年的纪录片故事集，谢抒豪话里没有太多宏大的叙事，却满是对普通年轻人命运的珍视与真诚共情。
于无名处见微光：采访《籍籍无名》总导演谢抒豪
采访/撰稿：段昕彤
录制：张涵赛
编辑：张先声
《籍籍无名》最初的立项名是《非C位青春》，想要拍摄当下年轻人的故事，缘起于谢抒豪30岁时的自我叩问。“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眼神里带着一丝过来人的坦诚，“我和身边的朋友总在聊这个，发现这是30岁左右年轻人绕不开的困境。”他因此想做一部不聚焦传统意义的“成功者”们，而是纪录那些在生活里挣扎、渴求、成长的普通年轻人的作品。
从2023年三月份启动调研，到2025年11月完成创作，近三年的时间里，视频行业经历了断崖式的变革。“电影院的冷清曾让我们陷入自我怀疑，大家都在问，连电影都少有人看了，系列纪录片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在质疑和探求中，团队做了一个关键调整，将“系列纪录片”重构为“纪实故事集”。“年轻人的多样性根本无法用框架去概括，”他解释道，“我们不想用年龄、职业去划分他们，只想选取六个生活切片，展现一部分年轻人的精神世界。”
聊起六个故事的选题，谢抒豪的叙述始终围绕着“平凡”二字。最早敲定的选题，是一对电影学院毕业的兄弟，哥哥乌尼尔想通过摄影机，缓解弟弟与父亲之间的矛盾（乌尼尔《苏尼尔的牛油果》）。“家庭影像在电视台纪录片里面或许是新鲜的，但在国际纪录片节上，它一直是核心力量，”谢抒豪说，“当拍摄者与拍摄对象存在天然的情感联结时，镜头捕捉到的往往是最无掩饰真实。这对兄弟的故事，表面是关于能否成为好导演的争执，内核却是原生家庭里最常见的爱与伤害。”
而最让团队纠结的，是37岁的柔道运动员苗婕的故事（陆明华《苗婕的新腰带》），“我们一开始担心的是她超出了所谓年轻人的定位，深入接触后我们意识到，她对胜利的渴望、对金腰带的执念，包裹着所有年轻人共通的挣扎。”27岁从专业队退役的苗婕，结婚生子又离婚，重新站上赛场时，一次又一次错过金腰带，一次又一次重新站起来，谢抒豪沉默了片刻，“我们一直在反思，什么是成功？苗婕在世俗意义上或许不算顶尖成功者，但她从未放弃的样子，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与之类似的，还有执着于寻找月球陨石的白克力（张迪《猎人和一颗月球陨石》），白克力或许是所有故事中最特别的那个，他努力寻找的似乎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他觉得自己比任何人的生命力都要顽强，这个家境贫寒的青年心里憋着一口气，这口气是因为他父亲当时在他初中升高中成绩很好的时候，没有把读书的机会给到他而憋的，谢抒豪说，“对他而言，寻找陨石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那是他寻找人生定义的方式。”
拍摄盲人推拿师的过程，也让团队对“平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张家睿《推拿馆》）。当我提到是否会很担心陷入俯视视角，把他们拍成需要被同情的“弱势群体”时，谢抒豪说，“分集导演张家瑞每天泡在推拿馆，和技师们一起吃饭、聊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世界和我们并没有不同，他们会为爱情烦恼，会为生计奔波，会想买最新的手机，会讨论热门的话题。”团队最终将镜头对准了他们的爱情故事，“当一个人每月能挣八九千块，解决了生存问题后，对抗孤独就成了最重要的命题，这个话题不只属于残障人士，而是属于每一个在城市里挣扎的人。我们不想为了拍‘盲人’而拍盲人，而是想通过他们的故事，让观众看到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情感关系。”
关于“离开工厂，踏上更具挑战道路”的故事，可能是整部作品里最贴近“籍籍无名”底色的篇章（杨楠、何沛芸《苏文源，天天开心》）。“一群从流水线走出来的年轻人，他们曾被困在重复的机械劳动里，日子像工厂的传送带一样，规律又麻木，”如何不使“逃离大厂”变成一种奇观叙事，又如何避免渲染“底层奋斗”的悲情，导演团队下了很大的功夫，去尝试真正走进这群年轻人的世界。“他们不是天生就有闯劲，也会犹豫、退缩，在找不到工作、被老板辞退时，他们也会躲起来不愿见镜头，”谢抒豪说，“这种导演和被拍摄对象彼此之间的真实关系，我觉得是拍长期的纪录片，最重要的一种连接。”
最使人动容的，或许是大凉山少年拉马的故事（任婧媛《拉马的五年之约》）。16岁的他在坑坑洼洼的山顶练球，立志要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这个看似不切实际的梦想，吸引了数万粉丝，让拉马成为了一个足球“网红”。“职业队教练说，他看中拉马的不是球技，而是那种只要能上场踢球，什么都愿意放弃的拧劲。”谢抒豪赞赏拉马，他描述拉马是夹在两个时代之间的人，互联网让他被看见，高铁让他能下山追梦，“进入球队试训后，他身上那些网红的光芒好像也就消失了。但当他真正下山去了，这是最了不起的。”拉马的失败和返归似乎是一种成年人的必然，但至少他当前找到了一个新的舒适区，教当地小孩踢足球，为他们创造比自己更好的环境。谢抒豪不知道拉马的未来会怎么样，是否还能继续练球，但是“年轻人只要去试，总有机会走出一条路。”
谈及拍摄过程中最核心的坚持，谢抒豪提到了“陪伴”。“无论是盲人推拿师，还是赛场上的健儿，我们都不想把他们拍成‘奇观’，”他说，“最好的方式就是陪伴，和拍摄对象一起生活，让他们慢慢接纳镜头，这样才能拍出最真实的状态。”而关于影片中加入的、类似导演手记或日记的旁白，他坦言并非一开始就计划好的：“我们原本想做一部完全没有导演阐释的片子，让故事自己说话，但现实拍摄总有局限，适当的旁白能给观众在有更多理解的维度的同时不会显得强加结论，就像赫尔佐格的片子，旁白也是一种客观的观察。”
作为总导演，谢抒豪说这三年最难得的是与分集导演的默契。“我不可能一个人拍六集，是他们的用心让这些故事变得鲜活。”他不认为《籍籍无名》能为纪录片业态带来什么新范式，只觉得“年轻人拍年轻人本身就是一种尝试，我们这些迷茫的年轻人，认真地拍了另一些迷茫的年轻人，然后在彼此的故事里找到共鸣、找到方向。”
影像停止之后，“籍籍无名”的年轻人们仍然在继续生活，他们有人的命运似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有人似乎依然没有成为“成功者”。谢抒豪不再希望去追逐他们的续集，就停在摄影机关机的瞬间，停在他们眼中的光更亮的瞬间，“因为遗憾是必然的，摄影机无法客观地纪录所有时刻，我们能够纪录他们人生某个阶段的某个切面就已经足够了，因为人总是会继续往前走的。”就像故事集的英文名称是“Nobody, but somebody”，所有籍籍无名的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是无比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些普通人？因为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被看见，哪怕你成不了别人眼中的成功者，也能过自己觉得很棒的一生。”
采访的最后，我向谢抒豪导演提了难题，请他为每一集提炼一个关键词。关于苏尼尔的“父与子”，关于苗婕的“变老”，关于推拿师们的“看见”，关于拉马的“目标”，关于百克力的“出发”，还有关于苏文源的“开心”。他认真地表示，“这些词或许不够精炼，但都是最真实的感受。”
对于谢抒豪而言，《籍籍无名》是一面镜子，年轻的观众透过影像折射着自己的影子。年轻的人们在新的分岔路口，清晰地意识到年龄的树在生长，我们重新梳理与亲人的关系，看见更加成熟的友谊和爱情，忘却昨天的幸福与悲伤，并在今天勇敢出发，而无论前方是坦途或陡坡，我们都不是nobody，祝愿我们，天天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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