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树影迷宫》中，随着疯僧的被抓、张丹的遇害，警方又一次地认定案件告破、真凶落网。
刑警队草草结案，派出所人人庆功。在这喜庆祥和的欢乐时刻，作为名义上的助理、事实上的主力，赵赶鹅却并不快乐。毕竟，无论是疯僧本人还是案件本身，都有无数说不清、道不明的疑点和漏洞。
按照宋队长等人的思路，张丹之死是由于疯僧因爱生恨、怒杀女友，尤其是在赵赶鹅找到了疯僧性功能障碍的证据后，疯僧的嫌疑更是直线上升、证据链瞬间闭环。
于是，宋队长宣布破案，所有人皆大欢喜，一起轰动全市的连环杀人案就此终结。
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认定疯僧就是连环凶案的真凶，却始终缺乏实锤的证据。从表面上看，他既是张丹的男友，又有性功能障碍，还有过犯罪前科，基本符合警方的犯罪侧写。
然而，如果我们细究案件的细节，自然会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疑点。
例如，疯僧与刘珂之间并无直接交集；在刘珂案发当晚，疯僧拥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据。不仅如此，在得知张丹被杀的消息后，疯僧的肢体语言和现场反应，也从侧面印证了他并非案件的凶手。
案情疑点多多，警方草草结案。这样的结果，令人理智上无法理解、情感上无法接受。但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宋队长等人，还是坚持把疯僧当作嫌疑人结案。
事实上，这不是宋队长第一次宣布破案。
在刘珂案发、疯子坠楼后，刑警队就曾经上演过半场开香槟、惨遭打脸的名场面。
当时，钱小龙在医院坠楼，警方赶赴现场之后，给出了钱小龙畏罪自杀、杀人案就此告破的结论。
和疯僧一样，钱小龙之死同样是破绽百出。
例如，偌大的安定医院，所有的窗户都是完好无损，唯独钱小龙的病房，窗户好巧不巧的坏了；又例如，在钱小龙死前，门外值守的警察去了趟厕所，时间接近半个小时；再例如，护士前脚发现小龙可能有线索，后脚他就坠楼身亡。
小龙坠楼也好，疯僧作案也罢，在刑警队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两次结案经历中，都有着重大的瑕疵和诸多的漏洞，但是宋队长还是直接定调、案件告破。
这让我们不得不产生怀疑，以警察的专业水平，难道看不出案件中的疑点和漏洞吗？
在当时的条件下，虽然刑侦技术落后、破案手段有限，但宋队长等人闭着眼睛也能猜出小龙和疯僧不是真凶。只是，于宋队长而言，他不关心谁是真凶，只关心破案和立功。
在命案必破、立功心切的双重因素下，宋队长们一心只想抓凶手、满眼只有破案率，至于嫌犯是否为真凶、案件能否经得起推敲，他们并不在乎。
破案率导向、政绩观作祟——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宋队长们只要破了大案、立下大功，自然是平步青云、前途光明，刑警队吃肉、派出所喝汤，只要大家和光同尘、利益均沾，案件的瑕疵和污点并不重要。
故事讲到这里，我们才会明白，一身正气、满腔热血的赵赶鹅，在警方内部为何总是时时吃瘪、处处碰壁。别人的眼中只有业绩，唯独他追求的是真相。当两者发生正面冲突时，宋队、王磊们必定会下意识地站在赵赶鹅的对立面。
对于宋队长等人而言，胡同杀手案成为尘封十八年的悬案，既有时代的局限，也有能力的欠缺，但本质上却是态度问题。
能力有限，态度不端，即使案情并不复杂、侦破难度不大的案件，最终也往往会沦为悬案。
在剧中，胡同杀手案的草率，并不是个例。
赵赶鹅在查阅孟小星案的卷宗时，就曾发现过一起作案地点、作案手法与其他三起完全不同的命案。
当他时隔数年再次提审时，孟小星对答如流，但与口供却毫不相干。在这起案件中，必然存在着诸多的疑点和漏洞。只是，事已至此、无人关心。
法医学鼻祖宋慈曾在他的《洗冤集录》中写道——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
头顶警徽，身穿警服——对于警察而言，这是一份荣耀，更是肩负的使命。宋队长等人手握着查案缉凶、生杀予夺的大权，但却对杀人这样的重案缺乏严谨与慎重。
在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中，宋慈曾经怒骂有疑不查、有冤不伸的吴淼水。
当时宋提刑是这样说的，“你明知曹墨有冤，如果当时知错就改，尚为时不晚；但你担心曹墨走出牢房后，他那条断臂就成了你业绩上抹不去的污点，更何况，你放了不是凶手的凶手，又到哪儿去找一个真凶呢？算了吧，草草结案吧！”
宋队长与吴淼水的故事，时隔千年、如出一辙。
草草结案，槽点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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