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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五十年前，库布里克的一部杰作上映了。
《巴里·林登》（1975）
不过当时的绝大多数观众和影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部杰作，不逊于《2001太空漫游》的杰作。
《2001太空漫游》（1968）
这部作品，是库布里克生涯中第一次达到形式与内容最纯粹、最无情的统一。
电影表面上是威廉·萨克雷笔下一个18世纪爱尔兰流浪汉的兴衰史，但在库布里克的镜头下，它被转变为一幅宏大的画布，描绘了人类意志在宿命论结构面前的彻底无效。
库布里克通过独特的叙事策略、对社会阶层攀升徒劳的描绘，以及对父权制崩溃的深刻洞察，构建了一个人类情感和意志毫无意义的宇宙。
库布里克对萨克雷原著最大的改编之一，在于叙事声音的彻底重塑。
萨克雷的原著采用巴里·林登的第一人称叙述。这是一个典型的不可靠叙述者，巴里在回忆录中不断撒谎、自夸并为自己辩护，这保留了故事的悬念和游戏性。
库布里克则完全摒弃了这一点，转而采用了一个看似无所不知的第三人称旁白。
然而，这个旁白并非真正客观。他本身就像一个具有18世纪道德观的角色，口吻常常是社论式的，而非中立。
旁白最关键的叙事策略，是系统性地披露未来事件来扰乱时间的线性。他不断剧透关键情节。例如，在巴里的亲生儿子布赖恩首次登场后不久，旁白就冷漠地宣告了他未来的死亡。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是扼杀了悬念，并从根本上使情节扁平化。
这种策略是库布里克构建其宿命论哲学的核心机制。
库布里克剥夺了观众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好奇心，而是让观众去思考为什么这一切是不可避免的？旁白的功能不再是叙事，而是神判。
他不是在讲述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而是在宣读一份早已写就的判决书。这种策略引入了一种深刻的挽歌式的宿命感，是理解整部电影的钥匙。
最终，影片的话语（即视觉、听觉符号的总体配置）定义和决定了我们对事件的理解和回应。这种话语是讽刺性和分析性的。
它将人物和事件置于一个更广阔、更冷漠的视角中，迫使观众从潜在的情感参与转向纯粹的智力分析。巴里的自由意志在旁白宣判的那一刻起，就被彻底抹除了。
影片的核心主题之一是社会流动性。主角雷德蒙·巴里的整个生命轨迹，始于一场因社会阶层差异导致的失败。他被表亲诺拉拒绝，因为他不是一个男人——这意味着他缺乏财产、金钱或社会地位。这促使他踏上了一条路：不惜一切代价通过婚姻来永远改变自己的人生地位。
在经历了战争、间谍活动和作为赌徒的欺骗之后，巴里最终通过与富有的林登夫人结婚，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社会攀升。
然而，库布里克在此揭示了影片的第一个核心悲剧：巴里的成功本身就是空洞和徒劳的。
一旦获得权力和地位，巴里便迅速挥霍无度，积累了巨额债务。他无法维系、也无法真正理解他所获得的贵族身份。
他仍然是一个局外人。他的攀升并非基于个人才能或真正的努力，而是基于机遇、欺骗和纯粹的运气。因此，当他到达顶峰时，他获得的不是幸福或满足，只是一个他无法填充的空壳。
巴里的整个旅程是无知的。他错误地追求金钱和地位，以为这会带来幸福，但最终发现这是一个空洞和冷酷的过程。他是一个可悲的人，最终身败名裂，因为他没有比金钱和地位更高的价值观。
他的垮台并非源于外部的巨大悲剧，而是源于他自身无法摆脱的性格缺陷，并最终被继子布林登勋爵驱逐。
影片的结局是他一生追求的终极讽刺：在失去一切（地位、财富、腿、儿子）后，他接受了林登家族每年500几内亚的报酬，换取他永远离开。他把自己一生的野心，最终以一个微薄的年金价格给卖了。
库布里克冷酷地指出，在一个由宿命和社会结构主宰的世界里，个人的攀升只是在预定轨道上运行。其结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在哲学上都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说社会流动的徒劳是影片的外部框架，那么父子关系的失败就是其内部的悲剧核心。
这一主题连接了社会流动和宿命论，构成了一个关于男性气概、遗产和情感传承彻底失败的循环故事。
影片开场即是巴里的父亲在决斗中被枪杀。这一事件它意味着巴里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的，没有一个男人来教他做男人的意义。这个初始的空缺造成了他性格上的根本缺陷：自私、冲动、缺乏真正的荣誉感和道德指导。
在他的旅程中，巴里不断寻找替代父亲。他遇到了两个关键人物：代表崇高和有意义事物的格罗根上尉，以及教会他如何通过欺骗获取财富和地位的侯爵。
格罗根的死，象征着巴里失去了被高尚父亲形象教导的机会，他转而选择了侯爵的欺骗之道，这决定了他未来的轨迹。
因此，当巴里通过婚姻获得父亲的身份时，他注定会失败。他无法给予他自己从未获得过的东西，比如爱、指导、善意。他背叛了布林登，将这个男孩视为不便而非给予爱和善意，只顾追逐财富和地位。
这种背叛的循环是致命的。巴里对布林登的虐待，直接导致了布林登的复仇，后者最终在决斗中废了巴里，并剥夺了他的一切。与此同时，巴里对亲生儿子布赖恩的极端溺爱（或许是对自己童年缺失的补偿），同样导致了毁灭——布赖恩的意外死亡。
最终，巴里没有继承人、失去土地，只剩下一条腿。他对自我的迷失是他悲剧的根源，而这个根源始于他父亲的死亡。
《巴里·林登》不仅是关于一个个体的兴衰，更是关于父权的宿命论。巴里注定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就像他注定无法真正成为一个贵族。
1970年代的新好莱坞是好莱坞电影形式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以科波拉、斯科塞斯、奥特曼为代表的导演们，开始挑战好莱坞经典的叙事连贯性。
这一时期的主流美学是「热」的、粗粝的、不连贯的。以同期的《出租车司机》为例，其风格是现实主义和巴洛克式风格化的不协调混合。斯科塞斯通过肮脏的曼哈顿街道、纪录片式的场面调度和演员的自然主义表演来营造强烈的现实主义。主题则围绕着对美国梦的幻灭、城市异化、暴力和心理偏执。
《出租车司机》（1976）
与《出租车司机》的「热」和粗粝形成极端对比，《巴里·林登》在1975年被评论界普遍视为冰川般的。它的极端古典主义、绘画般的形式主义、缓慢的节奏和情感的疏离，在那个充斥着《教父》和《飞越疯人院》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
然而，有学者认为，《巴里·林登》正是一部典型的，甚至是最典型的1970年代电影。它被视为新好莱坞运动最后的制作之一。
它的激进主义和时代性，恰恰体现在它对时代主流美学的拒绝上。
首先，《巴里·林登》共享了新好莱坞的核心主题：虚无主义和对权威的解构。它同样包含了对全球军事冒险（七年战争）的尖刻批判，以及对传统男子气概的解构。
其次，对瑞恩·奥尼尔的选角是关键的反时代策略。
当时推崇的是帕西诺和德尼罗所代表的反叛男性榜样。库布里克却故意选择了一个漂亮明星。奥尼尔扮演的巴里是被动、空洞的，这本身就是对70年代主流反英雄形象的颠覆。
《巴里·林登》是新好莱坞精神，也就是导演个人视野的完全胜利的终极体现。斯科塞斯用现实主义来行使他的作者自由；而库布里克，作为这一代导演的教父，则用极端的形式主义和古典主义来行使他的自由。
它用极致的美丽和古典的秩序，来讲述一个和《出租车司机》一样虚无、一样批判社会结构的故事。它证明了新好莱坞的叛逆精神，不仅可以存在于街头，也可以存在于18世纪的宫殿中。
《巴里·林登》的激进艺术选择，使其在1975年遭遇了商业和评论的双重失败。然而，时间的裁决最终证明了它的不朽价值。
评论界的反应也同样冰冷。以《纽约客》的著名评论家Pauline Kael为首，许多人严厉批评了这部电影。Kael讽刺它为咖啡桌电影，暗指影片华丽、空洞、徒有其表，缺乏生命力和戏剧性。对瑞恩·奥尼尔的选角也被广泛批评为影片的核心缺陷。
影片最初的失败是其艺术完整性的必然结果。1975年是《大白鲨》上映的年份，这部电影标志着新好莱坞的终结和大片时代的开始。在那个追求高概念、快节奏和强烈情感冲击的时代，观众和评论家期待的是戏剧性、情感和悬念。而库布里克提供的，却是一部3小时的、系统性消除悬念、拒绝情感共鸣、节奏缓慢的绘画作品。
《大白鲨》(1975)
「咖啡桌电影」这个贬义标签，无意中却抓住了影片的本质——它确实是图像的集合。只是当时的评论界将其视为缺陷，而库布里克将这视为某种核心观点。
几十年后，《巴里·林登》的声誉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它现在被广泛认为是库布里克的巅峰之作，甚至超越了《2001太空漫游》。
这种重估的发生，是因为《巴里·林登》在实现同等的哲学冷酷感的同时，保留了一个悲剧性的人性核心。
《2001太空漫游》是关于人类作为物种的进化和超越，主题是宇宙性的、非个人的。而《巴里·林登》是关于人类作为个体的挣扎和必然失败，主题是存在主义的。它是一部在巨大规模上进行的性格研究。
《2001》中的冷漠是宇宙的、机械的。《巴里·林登》中的冷漠则是社会的、人性的。
对许多学者和导演而言，《巴里·林登》是更重要的作品。因为它将《2001》中探索的宇宙宿命论，应用到了一个可感知的、个人的悲剧上。
它对人类状况的陈述，因此比《2001》更加入肉、更令人心碎，也更具毁灭性。
《巴里·林登》在评论界和学术界声誉的重估，部分源于它对后世电影制作人产生的深远影响。它为后来的作者导演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美学和叙事工具，用于拍摄反好莱坞的历史剧。
《巴里·林登》开创了一种新的类型：分析性历史剧。
在它之前，好莱坞的历史剧要么是《乱世佳人》式的浪漫史诗，要么是《斯巴达克斯》式的动作史诗。《巴里·林登》向后来的导演们展示了，最极端的形式主义可以用来表达最深刻的虚无主义。它成为了那些试图在美与空虚之间找到平衡点的导演们的圣经。
《巴里·林登》之所以是斯坦利·库布里克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因为它达到了其生涯中其他作品难以企及的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
在这部电影中，影片升华的美丽与其虚无主义的、空洞的、冷酷的叙事不是相互矛盾的，它们是同一件事。影片的美，就是它的虚无。技术创新（如f/0.7镜头）与哲学主题（如宿命论）被完全融合。
摄影机压平了图像，旁白压平了情节，音乐压平了情感，最终呈现出一个在美学上令人惊叹、但在情感和道德上完全扁平的世界。
《2001太空漫游》是关于人类如何超越自身；《发条橙》是关于社会试图改造人性。而《巴里·林登》则提出了一个更冷酷、更令人不安的观点：人性（以巴里为代表）从根本上是空洞和被动的；社会（以18世纪贵族为代表）是僵化和毫无意义的；而统治这一切的命运（以旁白和构图为代表）是绝对冷漠和具有压倒性的。
库布里克在这部作品中，创造了一幅完美的、冰冷的画布，并用三个小时向我们证明：在这幅画布上，除了人类徒劳的挣扎之外，什么也没有。
这是他最纯粹、最不妥协的艺术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