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王晓慧 见习记者 李氏琼 北京报道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震耳欲聋》上映并成为口碑最佳影片。
“这部电影里所有的剧情转折都能让人猜到，但是情感很真挚。”“展现了很多听障人群的生活细节，我才知道听力障碍还要分等级。”“我们都有对好生活的渴望。”除公众反馈外，某电影博主也评价称，“虽然这部电影的很多情节设置呈现出相对严重的模板化，但是整体来说，它想表达和传递的内核是足以打动观众的”。
根据相关介绍，这部融合犯罪、剧情以及社会现实探讨的多元素商业片，改编自CODA（Child of Deaf Adults，父母为聋人的健听小孩）律师张琪的从业经历，讲述律师李淇被卷入聋人定制房产骗局后，在利益诱惑与良知觉醒间挣扎破局的故事。
从普通观众视角出发，这部由新人导演和新人编剧担纲主力的影片可以被称为是一部诚意制作。但倘若把视角转向聋人群体时，他们会怎么看？
“虽然近年来与聋人有关的电影质量明显提升，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是‘聋味’越来越足，但是我更希望这类型电影能够让我们多多参演。”针对这一评价，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特殊教育专业教师梁玉音分析，与其他多数残障群体不同，聋人群体有自己的语言，即手语，而这关乎他们的身份认同与社会表达。所以，随着聋人权利意识的发展，他们也慢慢地对影视艺术作品中的手语表达有了更多期待：希望演员们的手语打得更自然流畅，也希望自己能参演并在电影中打手语。
银幕之上：我也想参与
与多数社会公众对电影的评价角度略有差异的是，聋人在评价与自己群体相关的电影时，会关注到是否有聋人出演或者作为手语指导参与其中。
“聋人题材的电影已经不罕见，现在更多聋人期望能够走到前台，用他们独特的语言去做最真实的表达，反映自己的生活。像电影《满江红》中，秦桧身边的两个侍女，我们觉得就应该让聋人应该亲自上演。美国电影《健听女孩》获得多项奥斯卡奖的时候，虽然被很多人认为是‘爆冷’，但是在聋人看来，这部电影中露比的父母都是由真正的聋人出演的，所以他们的手语以及情绪反应都是自然流畅的，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梁玉音说，今年国内上映的《独一无二》，虽然在叙事结构上更贴近我们的生活，但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听障者参与进去，所以亲近感会少很多。
同样，电影《震耳欲聋》虽然也获得不少聋人群体的称赞，但是因为缺少聋人的参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色。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没有我们的参与，不要替我们做决定），这是聋人艺术家胡晓姝曾提到的理念，也同样适用于聋人群体对影视文化作品的理解，他们希望相关电影不要仅停留于远方投射。
收获豆瓣高分的香港电影《看我今天怎么说》，除超过五十名聋人演员参演外，主角之一的吴祉昊，就是使用助听器的聋人。在此基础上，基于节目组的长期走访和观察，电影没有“苦难叙事”，不煽情、不同情，而是侧重对聋人生活的真诚平视和尊重，以及对手语诗意语言的展示。这种“舒服”的呈现方式，收获包括聋人群体在内的多数社会公众好评。
将视角转向大陆电影，以《不说话的爱》为例，虽然有媒体曾评价电影是“将残障作为煽情的借力点，片中聋人的形象是标准化的样板。”但在不少聋人看来，这依然是一部佳作。
梁玉音说，聋人群体希望影视剧中的手语表达能够纯正，《不说话的爱》节目组有听取，并且邀请了近30位真实的听障演员参与演出。这种态度，赢得不少聋人的认可，电影上映后，很多聋人相互转发，自发观影，反馈说这部电影是在反映处境，而不是悬空同情。
“我是一位有31年聋人学校任教经历的聋人教师，电影《不说话的爱》绝不是个案，我认识的几个DOD（Deaf Of Deaf，聋二代）都说电影几乎是自己生活的翻版，好多毕业后的聋人学生与男主角的生活有着惊人的相似。”
“《听不见的爱》中因沟通障碍导致的不公我深有同感，那些利用聋人的生理弱点和困境去犯法的诈骗行为，我看完特愤怒。”
相反，近一两年来同类型叙事的其他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引发聋人群体内部的激烈讨论。有聋人表达，虽然现在有关残障人士的电影多数存在模板化的倾向，但根据演员的手语表达是否自然，是否有聋人演员打手语，就能够看出一部电影拍摄的初心和诚意，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辨出是他们借聋人成全自己还是在真正尝试去感同身受。
制作之中：残障群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商业化
细细梳理，国内外与聋人相关的电影并不在少数。从早些年的《无声的河》《漂亮妈妈》，到后来的《听说》《熔炉》《贝利叶一家》，以及近期的《金属之声》《富都青年》……
为什么聋人群体会频频出现在大荧幕上？梁玉音说，除制作筹备前，相关人员被少数群体的生活状态所触动外，从商业角度分析，这与他们使用手语密不可分。
聋人看起来与健全人无异，但是因为生理隔绝，聋人的内心世界很难被人所深度了解，拍摄这类电影能够让多数公众将聋人群体的想象落地，加之手语动作又适合视觉化传播，能够带来更为震撼的情绪张力与语言表达。而且讨论相关社会议题的电影，公众出于道德原因，对此类型电影的评价也会更加宽容一些。简言之，这是一种不会出错的投资。
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是在消费苦难？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的学生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很多电影在宣传中把讲手语作为彰显自己演技的一种途径，并且过度宣传，我们其实是很反感。”
不过，对电影的争议不完全代表对群体的争议，就像电影《芭比》引发公众对于女性主义的广泛讨论一样，只要有讨论、有对话，就能产生影响。
聋人群体也期望社会上有更多人可以“看见”他们的声音。改编自2005年韩国光州聋哑学校真实案件的韩国经典电影《熔炉》，在上映后引发强烈社会反响，促使韩国政府修订相关法律，加强对儿童的保护，社会价值在商业影片也依旧得以存在。
行动的改变源于情感的触动与观念的重塑。即使不是每一部影片都能够产生强大社会效果，但电影能让公众知晓——“我可能没有见过他们，但是我知道他们的存在。”
《海洋天堂》《小小的我》《假如，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不仅是手语，在各类型残障群体电影中，暂不讨论是否启用了流量明星，是否混搭类型剧情，很多公众的确通过电影认识了某一类残障人群，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日常。
“虽然商业电影一定是以盈利为目的，可能会将听障在内的残障群体弱化或者作为一种隐喻的符号。但是不能借此而一味否认这类型电影，只要不过分，聋人群体并不介意一定程度上被商品化、市场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这种客观存在的生活方式被更多人关注到。”梁玉音说。她说电影《不说话的爱》上映后，在社会各界力量的支持下，不少聋人朋友借助现场手语翻译和字幕，第一次看上了演唱会，现场感受震撼舞台效果。而在此之前，这类文娱活动离他们的生活很遥远。
“一方面，看到听障群体的生活和故事被搬上银幕，感觉我们的经历和内心世界得到了社会的看见与尊重，这种‘被代表’的感觉很好，能有效增进公众对我们的理解。另一方面，我也会审视电影中的表达是否真实、深刻，是否避免了刻板印象。”浙江省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副主任陈良杰说，这类电影是沟通听障群体与健听世界的一座重要桥梁，他乐见并支持更多真实反映聋人群体多样性的作品出现。
除电影之外，近年来，新一代的聋人正在用更开放、更多元的方式进行实验：无声蹦迪、零分贝街舞、手语文学创作……聋人群体希望能够借助多样展示来影响社会现实——聋人，不必是苦难的、励志的，可以是有趣的、好玩的，可以有更多的生活样态。
现实之下：手语在消逝
在大银幕上，手语为电影的戏剧性表达、冲突性呈现增色不少，但是从实际来看，手语使用者正在逐渐减少。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在关注聋人以及手语，但同时我又很清醒地感觉到它在消逝。像是早已出发的流星，只是现在从我们的眼前划过，这是我现在对手语真正的感觉。”梁玉音说。
陈良杰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据他的观察，目前手语使用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从社群角度展开，在传统的聋人社群中，手语依然是主要的交流方式，大家使用得很熟练。但在更广泛的听障群体，特别是年轻一代或后天失聪的聋人社群中，由于成长和教育环境的不同，会标准手语的比例确实不是非常高，更多人会依赖口语、笔谈或辅助设备。这导致了一个现象：手语更像是社群内部的“方言”或特定技能，而非所有听障人士的必备工具。
手语，是聋人文化的核心和载体，也是身份认同的象征。在现今环境下，是否使用手语，也关乎聋人群体内部的文化认同问题。
胡晓姝曾公开表示，文化是聋人表达身份文化的关键途径，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能够让公众得到启蒙，也能够让聋人找到主体性。
梁玉音也说，她很希望，也很欢迎电影中多出现一些手语。科技的进步给聋人带来很多福利，聋人群体中手语使用者的比例会逐渐降低。但打手语，并非为某一类人群特有的。手语是一门语言，一片广袤的世界，她希望在公众乐见形式的传播助推下，改变以往“听觉中心主义”的观念，让手语可以成为一种人人可学的语言。
“近年来随着社群意识的觉醒，学习手语的人似乎又多了起来。”陈良杰在采访中补充说，他希望有一天，聋人打手语就像多数人戴眼镜一样，成为一件自然、平常的事。
责任编辑：周南 主编：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