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现实主义正在经历一次微妙的转向，宏大叙事的疲惫，使得创作者回到细微处去寻找意义。《震耳欲聋》的主创团队正是以创作本能建立了一种平衡的类型语法，既有叙事强度，也有生活密度。
作者：小杜
编辑：蓝二
版式：王威
《震耳欲聋》是这个国庆档意外的口碑黑马。在以商业娱乐为主导的档期里，它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反差，却也因为它的存在，让这个档期在尾声处还能实现一次内容层面的逆袭。
影片由新人导演万力执导，故事取材自真实事件——CODA（出生于聋人家庭的健听者）律师张琪的经历。一位律师在卷入聋人群体的房产诈骗案后，在良知与利益之间反复摇摆。
听起来是熟悉的现实题材模板，实际却并不复写前人。《震耳欲聋》的特别之处，在于它重新定义了“发声”这件事。
影片没有把聋人描绘成单纯的受害者，而是把他们放进一个有欲望、有分歧、有误解的真实世界；也没有让律师成为英雄般的救世主，而是让他在一次次失败和迟疑中，慢慢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听见”。
一个熟悉的社会议题，却在新人团队的执行中，展现出了久违的真诚与控制力。这是万力与编剧汤禹辰的第一部大银幕作品。首作不求惊人，而求准。它以自己的姿态，在这个国庆档贡献了极高的完成度。
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讲述了一个关于维权的故事，更在于提醒我们，当一类题材的表达变成了趋势，真诚的突破该从何处着手。
类型的突破：当现实主义重新学会说话
从叙事结构上看，《震耳欲聋》沿袭了现实主义的经典叙事模型，一个被制度驯化的中产或满怀热情的个体，在一次卷入边缘群体的事件后，逐步完成自我修正。
这一模式的成功前例，典型如《我不是药神》《不止不休》《第二十条》，都沿着“个体坠落—良知觉醒”的路径行进，这是一条稳健的创作路径。
但这部电影的不同之处，不是在听障题材中再现模板，而是将叙事视角再分配，将听障群体重新带回复杂的社会生态。
作为影片的主要角色，李淇的背景设定极具类型张力，作为一名CODA律师，他生长于聋人家庭的大院之中，结合他的职业环境和成长背景，他既是“能沟通的人”，又是“被拒绝沟通”的人。他懂得手语，却始终羞于承认、不愿在公共场合使用；他深知聋人群体的困境，却又不愿承认自己来自那样的世界。
这样的矛盾心态，对人物的描摹提出了更细致的写照，而这种丝丝入扣的刻画，也是影片最出色的地方。
开头的几场戏即可管窥一二，导演仅凭十分钟的高效叙事，就精确地建立起这种隔阂。影片开头，李淇假装自己是大律所的律师，来替其他老板做一场并不完全正确的、诱导式的劝阻和解；当他几乎完美收工，期望能以此为投名状，成为对方公司法律顾问时，却被轻蔑地称为“地摊律师”。
紧接着，他在车里接到聋人小蕊的求助，面对此景，他先是开出2000块一小时的天价，然后又在后续的对话中直接冷言，“他们的事费力不讨好”。
这种精致利己的冷血形象，是一种欲扬先抑的类型表达，也是一种被社会秩序驯化后的自我防御。他的成长过程，被聋人这一群体带来的，更多是难言的自卑和彷徨，而他与父亲间冷漠的关系，也是其渴望自力更生的心态写照。
随后，他拮据的老破小生活，以及城中村律所低迷的收益，也进一步向观众传达着他的现实困境和向上爬的由头，他太明白理想主义的代价，也太清楚生存的必要了。
正基于此，影片的叙事核心浮出水面，李淇的故事不会是一场简单的觉醒，而是在一次次缄默和退却中，看清自己长期掩盖的羞耻与懦弱。
这也是编剧的一个聪明之处，在于维持了人物动机的模糊性。李淇为何选择帮助聋人群体反诈？是想在师哥介绍工作时，展示自己能力的心态？还是出于对小蕊的同情？为何又在中途妥协？是畏惧诈骗集团背后的势力？还是对现实的又一次低头？影片没有给出单一答案，而是留下一片广袤的灰色留白，让观众自行判断。
这种灰度不仅赋予人物真实感，也扩充了文本的场外张力，在一个权力结构森严的场域里，尤其是律师这种精英主义和圈子文化并行的行业，所谓发声，常常意味着再次失语。影片的命题因此从社会议题转向个体抉择。
而从灰色到信念坚定的反转，是影片中段的情感峰值。不同于其他类型片的情绪涌出，影片虽然也有法庭戏的和电梯戏的高潮迭起，但最打动人的场景，其实不是这种配乐和画面设计十足的时刻，而是温柔且细致的生活细节。
小卖部老板马叔的水浒卡，吴阿姨心心念念的金镯子，无不是整部电影极具穿透力的时刻。前者在被骗后，道出自己渴望“住个好点的养老院”的感慨。后者万念俱灰后那句“我想戴金镯子，有错吗”的遗言，这种和《我不是药神》类似的、歇斯底里的叩问，是一记直击社会偏见的回声，任何人不该被要求“安分”，他们也有欲望，也渴望体面。
影片借此实现了对苦难叙事的反转，聋人群体不再是被怜悯的客体，而是拥有能动性的主体。李淇在此之后的顿悟，也有了充足的情绪背书，这种连续的情绪冲击，让本就去英雄化的他，有了一种更可感的、被逼到墙角后的复声。
导演万力在视听层面的克制，为这种复声提供了空间。影片最具辨识度的部分，不是高潮戏激昂的对白，而是静默。导演并不以聋人世界为奇观展示，而是通过降噪、滤波、突发静音与环境声放大，重塑观众的听觉经验。
尤其是开场十五分钟左右的回大院段落，不同于传统烟火气氛围营造的方式，导演抽离所有市井噪点，只保留脚步、风声、衣物摩擦等低频细节，营造出一种降噪后的真实。观众在那一刻通感其中，也进一步融入聋人世界的时间感。那种被世界包围、却又与世界隔绝的孤独，正是影片想要传递的情绪基础。
视听设计之外，影片在人物关系的调度上同样细腻，编剧在这里展现了极高的叙事敏感度，李淇与张小蕊的关系，带着一种对立但惺惺相惜的距离感。李淇似乎在对小蕊的关怀中，寄托了对童年自己的关怀，这种关怀之中，又藏了一些他们的小默契，派出所的假哭和解，法庭前的摘助听器，这种深入肌理的细节书写，让影片也格外真实有趣。
同时，影片中的群像也颇为真切，吴阿姨的欲望、马叔的自尊、助理汤律的道德坚守，他们在李淇的崩塌重建中相互映照，提供着不同的情绪切面。
最后，演员的表演则为这部影片注入了决定性的质地。檀健次的李淇是近年少见的灰度男主，他的表演虽内敛，但又有着清晰的情绪线。那种精英式的骄傲、对于现实的未知以及自卑的羞耻，都在影片的一系列设计中完成，被同行提到撞表时目光的闪避、被新人艳羡时真诚的寄语，无不颇具感染力。
兰西雅的张小蕊则延续了她在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力量感，角色的硬度和脆弱被均衡得恰到好处，她自然的表演节奏演绎，让影片的情绪密度始终饱满而不滥。
题材热之后：从“被看见”到“被理解”
在《震耳欲聋》之前，2025年的银幕上已经出现过数部听障题材的影片。《不说话的爱》以家庭伦理为核心，《向阳花》用犯罪线索包裹议题，《独一无二》尝试将海外文本本土化。
当相关题材不断增多，创作需要避免“标签化”、避免对题材社会意义的无效消费，需要实现更多元的叙事策略和更清晰的表达。
在这样的语境下，《震耳欲聋》选择用类型化的视听和人设把根扎实，影片减少了用苦难博同情的表达逻辑，转而建立起一种更平视的观看姿态，它让聋人群体自己成为叙事的主体。
影片中的聋人，并非被动的受害者，他们也会互相争斗；同时，他们也怀有改变命运的欲望。这种复杂性和平等性，恰恰让他们被看见的方式更真实，也更具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震耳欲聋》补上了一个听障创作中，被长期忽略的现实空白——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后CODA叙事”。
像《健听女孩》般，以往银幕上的CODA角色，多停留在家庭内部的情感冲突上，代表两代人之间的隔阂与理解。而本片把镜头推向成年社会，当他们走出原生家庭，成为职场个体和社会成员，那种“被沉默的记忆”如何继续作用？
李淇作为律师，靠发声吃饭，却一直在童年实体霸凌和家庭的隐性霸凌中压抑表达，他的成长轨迹，本身就是CODA群体在社会层面处境的一次放大隐喻。这种新视角让影片超越了题材的限定，进入了“后议题化”的阶段，讲聋人，同时也在讲每一个在社会噪音中努力被听见的人。
行业层面上，听障题材的密集出现，其实是整个现实主义创作生态的一面镜子。它反映出创作者对于边缘群体的重新关注，也让我们看到了某种表达焦虑：当所有人都在追求现实主义的真实，却让情绪真实反而变得稀缺。越来越多的影片选择把真实当作标签，而不是方法。
因此，《震耳欲聋》也在某种意义上重建了观众的信任。经历了题材堆叠与情绪过剩的阶段后，观众开始对“真实”产生怀疑，他们不再被“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轻易打动，而是更关心创作者是否真的理解那个世界。这部影片的好口碑，恰恰证明真诚仍然是最稀缺也最有效的生产力。
这次主创团队的新人身份，让这份真诚显得尤为珍贵，他们没有被命题作文式的社会期待所框定，而是以创作本能建立了一种平衡的类型语法，既有叙事强度，也有生活密度。
这种状态，或许就是当下现实题材电影最需要的气质，在保持一定完成度的同时，以细节让观众重新相信那些带有“活人感”的瞬间。当下，现实主义正在经历一次微妙的转向。宏大叙事的疲惫，逼迫创作者回到细微处去寻找意义。而《震耳欲聋》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现实题材仍有被克制讲述的可能。这种克制靠建立平等的共处姿态，也是一种更深层的伦理姿态。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