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曾在专栏中提出过一个战争片的鉴赏标准：
“如果看完一部战争片，大家都去纪念馆献花默哀了，那说明这是一部好的战争片；
可如果大家看的过程中不断喝彩，看完之后群情激奋，那说明这个战争片有着极大的副作用。
时至今日，这一理论模型仍适用于大部分的战争类创作，唯独在有关大屠杀的作品面前是例外——原因在于，大屠杀题材不同于一般的战争题材，而是其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分类。
进一步说，反战是战争片的应有之义，因此战争片不该宣扬仇恨，但是大屠杀题材激发对恶行的恨意，则合乎正常人性，并不必然构成对其主旨的对冲。
大屠杀题材真正的价值，其实是警惕历史灾难重演，为达到这一效果，就不可避免地要直面创伤，呈现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血腥与暴力。
2020年，塞尔维亚导演普雷迪拉格·安东尼耶维奇执导了《来自亚塞诺瓦茨的达拉》，这部剧情片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再现了二战中乌斯塔沙政权对塞尔维亚人进行的种族清洗。
乌斯塔沙（Ustaše）是克罗地亚人安特·帕韦利奇领导的极右翼法西斯组织，以极端种族主义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主张从南斯拉夫王国脱离，实现独立。
1941年，乌斯塔沙在纳粹德国扶持下建立傀儡政权克罗地亚独立国，期间推行种族主义政策，大肆兴建集中营，屠杀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卜赛人。
作为故事背景的亚塞诺瓦茨集中营，又被称为“巴尔干的奥斯维辛”，是欧洲唯一不由纳粹德国管辖的大型集中营，且不同于其他营地，这里的杀戮主要借助冷兵器，包括但不限于斧头砍杀、铁锤碎颅、匕首割喉等，手段十分残暴。
管理集中营的克罗地亚人丁科·沙基奇还有一项癖好，即将死者眼球挖下，统一收集以示成果。乌斯塔沙元首帕韦利奇一次会见希特勒时，就曾将一整筐来自亚塞诺瓦茨的眼球当作礼物赠予后者。这种灭绝人性的做派，甚至令他们的纳粹盟友都深感不适。
电影中有处情节就体现了这一点。
为了迎接前来视察的德国军官，沙基奇组织囚犯玩“抢椅子”游戏，每一轮抢不到椅子的人，会当场被利刃割喉。一个塞尔维亚人忍受不了精神折磨，拒绝配合游戏，被看守毫不犹豫地抹了脖子。而最终一局抢到椅子的人，也并没有获得生还机会，而是被一拥而上地处决。
在杀人游戏的过程中，一名德军士兵撤到墙边呕吐，德国军官看到之后，用一句耐人寻味的“欢迎来到巴尔干”聊表安慰。随后，他也颇为审慎地质问克罗地亚主管，只解决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就行了，你们为什么热衷于屠杀塞尔维亚人？沙基奇则坚定地答复：“因为他们是塞尔维亚人。”
历史上，乌斯塔沙的意识形态即是维护克罗地亚的血统纯正，一些底层的乌斯塔沙分子为了融入这项宏大叙事，不惜杀害自己的塞尔维亚妻子和孩子来证明忠诚。
乌斯塔沙坚信，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三分之一的异族必须改信天主教，三分之一的异族必须被驱逐出境，三分之一的异族必须被彻底消灭。除此之外，乌斯塔沙还反对工业化和民主化，并禁用斯拉夫语系通用的西里尔字母。
对于乌斯塔沙极端狂热的意识形态，电影开篇的细节无疑是一处绝佳解构。
在通往集中营的路上，小女孩达拉问男孩，道路两旁的农妇为何没有被抓，男孩回答，因为她们不是塞尔维亚人，而是克罗地亚人。达拉不解，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看上去差不多，如何作区分？男孩告诉达拉，我们和他们在胸口划十字的顺序不同。
这是一笔巧妙的反讽：原来就是这小小的不同，以及背后的信仰、传统和血缘，就足以酿成两个种族的不共戴天之仇，这件事岂不是很可笑？
我想起学者景凯旋说过的一句话：“人与禽兽的不同，就在于人会为了某种观念去迫害他人。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去思考它，研究它，并尽力作出自己的回答。”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历史悲剧的外延环节。
关于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遇难者数字，克罗地亚官方查证了82570人，而塞尔维亚方面则声称高达70万人。
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期间，时任克罗地亚总统的弗拉尼奥·图季曼基于国际形象的考虑，销毁了一大批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罪证，甚至还想拆除遗址。而在他对历史的粉饰中，遇难者数字也下降到了“最多10万人”。这种遮遮掩掩、避重就轻的态度，和日本右翼否认侵华罪行时的口径如出一辙。
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乌斯塔沙对于塞尔维亚人的屠杀，还是侵华日军对于中国人的屠杀，当遇难者的数字出现重大分歧，还是应当以被屠杀一方的指控为准，原因很简单——屠杀者一方总是希望人数越少越好。
2006年，亚塞诺瓦茨集中营历经修复后作为纪念馆对外开放，时任克罗地亚总统的斯捷潘·梅西奇和总理伊沃·萨纳戴尔一道出席了开馆仪式。在仪式现场，政治家严肃地表示了两点意见，一是“克罗地亚已决定不再对历史缄默”，二是“克罗地亚人要警惕民族主义分子歪曲历史”。
2016年由波兰导演沃伊切赫·斯玛若夫斯基拍摄的电影《沃伦》，虽然类型是剧情、历史和战争，却被誉为最像恐怖片的战争题材电影。
不同于《来自亚塞诺瓦茨的达拉》讲述法西斯对平民的屠戮，《沃伦》讲述的是民间的自发暴行。
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波兰共和国治下的沃利尼亚地区（Volhynia）是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混居区域，因民族矛盾长期累积，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战时实施报复的核心地带，超过10万波兰人和1万乌克兰人在仇杀中死于非命。
在二战前的沃伦省，当地68%的居民说乌克兰语，17%的居民说波兰语，10%的居民说意第绪语，2%的居民说德语，2%的居民说捷克语，1%的居民说俄语。作为外来移民的波兰人比例虽少，却垄断了政府、商界、警界的职位，而这一点也被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利用，借此渲染处于社会下层的乌克兰人的排外情绪。
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OUN频繁制造针对波兰政客的恐怖活动，波兰当局遂在沃利尼亚实施更严厉的管制，并于1937年推行“去乌克兰化运动”，两年内拆除了190多座东正教堂，迫使乌克兰人皈依罗马天主教。
电影《沃伦》中，乌克兰神父在教堂内散播仇恨言论的场景曾多次出现，对于后续的无差别屠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一情节的根源，正来自先前一个阶段的宿怨。
1939年9月，苏德两国从东西两个方向闪击波兰，苏联占领沃利尼亚后，摧毁了波兰的军队和警察系统，当地的波兰人自此失去保护。同期，偏向温和和自由倾向的乌克兰组织也遭遇了取缔，转入地下活动的民族主义者则成为乌克兰在当地唯一存续的势力。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沃利尼亚又被德国攻占，OUN在纳粹帮助下建立了臭名昭著的伪军部队——乌克兰辅助警察（Ukrainische Hilfspolizei），并协助党卫军屠杀了沃利尼亚地区的约20万犹太人。在这个过程中，乌克兰辅助警察系统地学习了种族灭绝的方法，其中相当多的人，后来成了制造“沃伦大屠杀”的乌克兰反抗军（UPA）的骨干。
二战期间UPA针对波兰人的屠杀，从1943年的2月一直持续到1944年末，在高潮阶段的1943年7月，UPA的指挥官德米特罗·克利亚奇基夫斯基甚至下令杀掉所有16～60岁的波兰男性，尽管指令是针对男性，但实际受害者包括大量手无寸铁的妇孺。
《沃伦》作为聚焦这一惨案的文艺作品，给人留下最深的并不是遇难者的数字，而是那些惨绝人寰的死法，诸如肢解、剥皮、抽筋等等。相较于国内和好莱坞的大屠杀题材对血腥尺度的克制，欧洲电影在控诉暴力时，做法是尽可能地逼真还原，再现人间炼狱般的场面。
纵观整部影片，作为观众感受到的就是那句耳熟能详的古训——“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很多人由于大量接触一类低质量的战争片，以为打仗就是两军对垒，战场内外纵横捭阖，英雄豪杰建功立业，普通人仿佛可以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
然而，真实的战争就像《沃伦》刻画的这样，更多的时段不是军事攻防，而是寻常生活的难以为继，是无辜民众的悲惨罹难，是突如其来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战争机器一旦开启就难以关停的“潘多拉魔盒”，是暴力手段和极端情绪主导下此起彼伏的厄运。
影片后半段，抱着孩子的女主为了躲避屠杀，甚至主动混入一支溃退下来的德军队伍，在主流二战作品中作为反派势力的纳粹，具体到《沃伦》的历史现场，甚至都不是最残忍的那一方。
而当观众深刻感受到了战争引发的既参差多态又极具普遍性的悲剧，《沃伦》这样的电影也就在和平年代发挥了作用。
2018年，罗马尼亚新浪潮名导拉杜·裘德执导了一部《罗马尼亚黑历史》，聚焦了罗马尼亚人不愿提及的二战。
1941年10月，加入轴心国阵营的罗马尼亚王国，在同德军一道攻下敖德萨后，以报复之名屠杀了城内的3万名犹太人，罗马尼亚的法西斯元首扬·安东内斯库公然宣示，即使留下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这场被称为“敖德萨大屠杀”的浩劫，就此成为罗马尼亚历史上最黑暗的秘密。
该作另外两个更传神的译名《野名留史又如何》与《何惧身后评》，就来自于安东内斯库下令屠杀时的表态——“我不在乎我们在历史上被定位成野蛮人”，此言足见野蛮与狂妄。而在整个二战期间，罗马尼亚共屠杀了38万犹太人，数量仅排在纳粹德国之后。
在电影的戏中戏环节，负责审核戏剧实验的官员并不赞成女导演“揭罗马尼亚历史伤疤”的行为，两人遂展开了一番知识浓度非常高的辩论。
前者的输出是这样的：
“只有最恰当的大屠杀才会在人们的集体意识中幸存下来。你听说过1904年纳米比亚发生的德意志帝国对赫雷罗人的大屠杀吗？没有吧，它被遗忘了，就像其他很多屠杀一样。但轮到敖德萨了——这就是大屠杀了？”
“难道没有其他被承认的大屠杀了吗？德累斯顿的（指1945年盟军对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进行的无差别轰炸，造成2.5万平民死亡），更不用提广岛了……如果希特勒打赢了那场仗，主题就会是德累斯顿或广岛的轰炸了。而长崎，作为第二个被炸的，注定会被遗忘。没人会写《长崎之恋》。”
这类试图将历史潦草翻篇的和稀泥认知，反而从侧面印证了大屠杀题材的价值：
首先，本文推荐的这几部电影和其中列举的暴行都非常具有典型性，它们都和南京大屠杀一样，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但又都不属于传统的二战经典叙事，因此在国际视野内鲜为人知。
其次，人类历史上还有很多屠杀是我们不知道的，但这不是问题，因为人的认知是有限的，都只能从身边起步，慢慢向外拓展。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创造有效的认知途径，去打开相对正确的记忆版本。
最后，拍摄相关题材时，不需要去过分考虑施暴者的现实反应，真正应该有所忌惮的，正是当年制造屠杀的人和在后世掩盖罪行的人。唯有将历史罪证公之于世，才是对法西斯幽灵的有力钳制，才能有效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No.6558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臧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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