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繁花》时，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个字“不响”，文字构建的沉默和余韵，让作品有了呼吸感。但“古二”的惊雷一爆，让电视剧《繁花》不得不响。编剧署名权一直是影视界的顽疾，这次再加上疑似“捂嘴”和曝光私下录音的行为，让演艺圈的灰色地带显得愈发错综复杂。
即便影视剧制作早已有成熟的工业化流程，但仍然有很强的前现代色彩。譬如以“角儿”为中心的依附体系，构成了某种规则之外的权力体系。这套体系在现代社会遭遇挑战，但又因行业特殊性而存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德云社的改制，郭德纲一直信奉“角儿”是班社的核心，当之无愧拿收入的“大头”，直接引发几个骨干的不满，才有了退出和摘字的风波。后来德云社进行改制，捧一些新角儿，也在制度设计上进一步明晰，才度过了危机。但如今德云社亮相，仍然有严格的师徒父子的传统色彩，从台上到生活仍然要“立规矩”，这就是在传统制度与现代企业之间寻找平衡。
第二个例子是董宇辉和新东方，新东方从教育集团转向直播行业，突然冒出一个绝对头牌董宇辉。我们可以把直播行业类比成演艺圈，因为同样需要头部IP，跟角儿的功能类似。东方甄选和董宇辉的矛盾，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行业特点与组织模式的冲突。
回到影视行业的讨论，无论中外，仍然处在高度依赖明星个人的发展阶段。这个明星可以是演员也可以是导演，《繁花》影视剧的成功，王家卫的作用或许应该居首位，他的作品风格、公众号召力和行业影响力是这部电视剧的基础。然后才是几位主要演员，他们有知名度和各自的受众（粉丝）群体，为传播提供了保障。有了这些，才能保证电视剧能拿到投资、有话语权、能找到好的资源和平台。然后才是过硬的作品质量，有好的口碑和传播等等。
编剧在这个行业中，本就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地位。金牌编剧本来就少，而且其号召力更是没法跟金牌导演、明星演员相比。在编剧行业内，又会把资源集中在头部，打造金牌编剧，才有可能在下一部作品中有更多“加分”，争取资方、平台和观众的关注。但另一方面，编剧这个行业正逐步进入集体创作的阶段，剧本从构思到故事线，都需要一群人的头脑风暴和分工协作，贡献度与署名权变得愈发模糊不清。
这是内容创作工业化的难题，一场脑暴会上可能有人提出精彩的情节设置，然后融入整体故事中又要经过层层修改，在最终拍摄的时候导演和演员还要再次调整。这样的生产过程中，不可能每个“点子”都申请专利，最终贡献度的衡量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既涉及对贡献度的理解不同，又考验人性。因此编剧行业本身带有很强的“赢家通吃”色彩。这既是影视行业本身的特点，也是职场权力之争的表现，还是编剧生产方式的现实。
因此，当“古二”争取自己的权益时，他面临的是编剧行业的普遍困境。难以清晰界定的贡献度，以及行业通行的“行规”，都给他带来很大的阻力，也让我们难以厘清其中的是非。因此，在这一点上，我对“古二”抱有谨慎的同情。
同情，是因为行业困局难解。谨慎，是因为事实难以厘清，包括他作为王家卫生活助理的实际工作、他的薪酬究竟几何、他在剧本讨论中的真正贡献度，这些都尚未有定论。
但另一方面，我又反对他将私下录音向公众展示的方式。私人的饭局、谈话，都属于典型的私人空间，只要人家的言语不涉及危害公共安全的行动（譬如有明确意图的抢劫计划），就无权将私人领域的言行进行公众曝光，这是对他人权利的践踏。尤其此次录音曝光中，涉及当事人对行业其他人员的评论，大多是有心无意。换位思考，我们在私下都会吐槽领导、同事、朋友，这些“小声蛐蛐”不构成公共评价，能不该被曝光。饭桌茶余的玩笑或闲谈，被断章取义地搬到网上，对当事人造成的压力和伤害（此前已有先例）可能是灭顶之灾。
公私不分，曝光私人领域的言论，借助公共舆论以泄私愤，早已超出了最初事件的范畴，这一点值得警惕。因而回看“古二”困境，有三重含义：1、弱者的无助；2、行业的灰度；3、公私不分的越界。对于古二身患渐冻症（据其自己所述，我姑且认为真实）、因身份和地位而失去话语权，我怀有同情；对行业本身的模糊地带，以及编剧行业赢家通吃的日益分化，我感到无奈；对古二逾越边界的录音曝光，我只能谴责。
看，依然没有答案，我告诉不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也是我排斥的思维方式，而始终坚持作一个谨慎评论者。不敢斩钉截铁黑白分明，便没有流量，这也许是我的宿命。尝试从具体的人出发，看到事件背后肌理和复杂性，理解这个行业内部前现代的特质，才是解决问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