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格里高尔 刘梦龙
之前在宣传上一波三折的某部电影终于上映了，一方面是网络宣传声势惊人，一方面是昨天我们去电影院看完之后想吐槽死活发不出去，所以这里也就不提名字了。作为抗战胜利80周年重点影片，本片的本来任务当然是要讲述日寇制造的人间惨剧，但观影结束后，笔者感觉从它不知所云的故事主题、东一脚西一脚的情节、宛如ppt的叙事节奏，精致而苍白的美术设计，实在难以称得上是个合格的故事片。
自然，从宣传片的视角看也很难说很好的完成了宣传任务。相信应该已经有读者去看了，或者你们已经能在网上看到各种吐槽。所以我们就不吐槽具体内容了。
照常理而言，战争片、灾难片这些类型，早在电影诞生之初便已出现。主旋律抗战电影，也有长达几代人的制作和上映历史。更何况，影视技术也在不断革新，这也足以帮助主创们完成更好的表达。不过，偏偏总有那么一些主旋律作品，浪花大雨点小，掀开表面浩大的宣传声势，里子里乏善可陈、空无一物。我们不得不发出这么一个疑问：主旋律电影为何总是被玩砸？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其特殊的生产背景。从基础逻辑上而言，它首先是一种面向特定诉求而非广大观众的电影类型。如果说商业大片需经历市场严苛的筛选，在投资、制作、宣发中有众多环节供主创调整以迎合观众喜好，那么许多“任务式”主旋律，其诞生便更像是由有背景的机构、国营电影厂、以及希望换取资源的私营巨头所瓜分的蛋糕。
其核心生产逻辑并非市场驱动，而是资源与任务驱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间节点，必须对应一部重要的电影作品来献礼。这既是电影主管部门的业绩需要，在当下影视寒冬中，更是许多从业者眼中一笔衣食无忧、稳赚不赔的买卖。
与需要赌上身家性命的商业片不同，这类项目常有国家意志背书及黄金档期担保，是当下萎靡市场中最诱人的香饽饽。它方便结交人脉，也方便打响“正能量”名声，早已成为各方争抢的稀缺资源。
十年前、二十年前，主旋律作品方兴未艾之际，这种献礼作品尚可吸引一些有才学之士。然而随着五六代导演们或艺术锐气已失，或只想捧人捞钱，或者喜欢“自我表达”，夹枪带棒，以自我意识扭曲甚至对抗主旋律作品本应有的思想主题，立场肉眼可见地存疑。
所以主旋律作品找谁来拍越来越成为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一段时间之中拿钱办事不管其他的港导成为一种选择，但最后结果经常也是不尽如人意。
所以，一方面是找年轻导演，有锐气，贴近观众，了解真实的社会舆情。但经验和资源未必足够，很多事情不容易摆平。好的结果就如之前《南京照相馆》的申奥导演。
另一种就是比较坏的选择，没太多能力，但听话、有关系的老资历导演。比如本片的导演，有资源有人脉，当年《铜雀台》就可见一斑。长袖善舞在宣发上会非常有帮助，但这类圈内老资历老好人的艺术创作能力，往往同时是比较稀缺的。我们虽然很不愿意承认，但是事实就是，如此重大的、备受期待的题材，确实被搞砸了。
显而易见的，这确实是一个向上负责，也只为向上负责，而非具有任何艺术性的导演作品。主旋律发展到今天，终于出现了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局面。
它处处透露着保守和应付，任何角色都在没有情感地进入这个故事，主角们按部就班地吃、住、睡，彼此之间除了一只听话懂事的老鼠，毫无联系。除了他们受难的过程，我们几乎记不得有任何必然的纠缠与瓜葛。
以及，他们何以能代表中国这段历史？如果说《南京照相馆》是用照片串起中国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回忆，那么这部仿佛如发生在平行时空的电影，与当时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之间建立不起任何强有力的因果关系。一个密闭空间，一群手无寸铁的人，一种逃脱不了的命运，构建了一个不太令人理解，没有现实代表性可言的平行世界。
这种故事类型，在中国影史中可谓屡见不鲜。甚至导演本人也拍过类似的《铜雀台》。在某种程度上，本片也不过就是该导演《铜雀台》的民国版，有着同样的问题：主题暧昧不清，叙事断断续续，人物形同牵线木偶，电影诱人但虎头蛇尾（开头前面一点质感可能还行），不明就里。
这种为了象征而象征、为了还原而还原的主旋律作品类型，有着极大的迷惑性。它在场景、事件中确实与真实历史有看似较多的联系，但具体到内核，它所折射的精神可谓空洞、苍白与软弱。
要表现残暴，表现侵略者的灭绝人性、擢发难数的累累暴行，丝毫没有这个胆量；要表现反抗，表现人在厄运之中的挣扎与斗志，又怕被扣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
因而，本片的故事逻辑就更加显得不伦不类，变成了类似《电锯惊魂》的封闭恐怖场景逃生片。所有的历史创痛，都被包裹在冰冷的色调与布景之中，只有始终不停歇的配乐，提醒我们故事还在进行之中。它也许是想尽量避免奇观化的视觉叙事，因而将那些残暴、血腥的往事一笔带过，却又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
当年香港那部黑太阳前作之所以成功，原因在于做到了尊重本身。它直观地体现人民的痛苦和挣扎，尊重人民，也就要尊重他们的痛苦，在面对非人折磨时的扭曲而狰狞的神情。表现反抗，得承认在绝望的地狱之中，反抗不一定要以反抗的形式出现，甚至都未必要出现反抗。敢于凝视绝望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视觉和历史层面的真实记录。否则，任何高贵的历史叙事，都会在“cult片”与超英片之间摇摆，失去历史的重量。
然而，本片的摄像机始终与这种痛苦保持距离，受难者从不凝视镜头，摄像机也不对准他们。这种短暂的、具有刻意挑选性的镜头美学，更像是抽出时间给予“同情”，以证明自己是抗战电影。这与学生写考场作文别无二致，挑选一些名人名言、金句典故，进行幼稚而肤浅的扣题，以示尊重与格局。
当然，他们也会在一些地方露出黔驴技穷的马脚。本片对毫无必要过多着墨的建筑空间、走廊，反而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审视。悠长而舒缓的长镜头，慢条斯理、从容不迫的主人公，夹杂喧闹而极为跳脱的配乐，像是急于填满这800字的应试作文。
这与导演广告片的出身不无关系。擅长视觉符号的堆砌，善于按部就班的完成任务。对场景有着高度敏锐的搭建能力，而对叙事却是形同陌路，置若罔闻。以至于在片末，除了让人一言难尽的十字架丛林，受难者逃出生天，以叠罗汉的方式堆起的巍峨人梯，使人相当不能明白，这与影片本该表达的主题间到底有何历史联系。
对于抗战而言，苦难与反抗是历时性的时间概念，而非空间性的物理概念。即压迫与反抗并不是同时、同地进行，他有地理层面的交错对应关系，也有历史层面的先后逻辑关系。而非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拳的儿戏。
其中很多时候是隐忍、坚韧而勇毅的处世哲学，而非我们期待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即时同态复仇。在不想认真设计复杂的人物关系、情感表达时，将一个无任何反抗可能的历史场景设计成“越狱”，想要将革命历史浓缩为极个别空间，也就简化了抗争的历史，矮化了牺牲的生命。
为了省时间、省钱，又为了安全，主创匆忙搭建这么一个表里不一的故事。历史就这样成为了符号，将我们期待的景观如做菜一般按顺序放入，犹如一场走马观花的展览。这也就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主旋律作品的命运。在电影市场更新换代、大盘不甚景气的情况下，逆淘汰的作用只会愈发强烈。与安全表达与之对应的，就是人物和情节的弱智化，视觉和听觉的奇幻化。它越是安全，就越是冷漠，它越是宏大，就越是苍白。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年不是没有好作品好导演，但劣币对良币的打压和驱逐始终存在，新兴势力们远未到可以说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时刻。我们经常会问，为什么烂片反而更容易得到推广，而好片却会遭到更大阻力？
要承认电影圈存在一种内外合流的现象，试图用低质产品长期挤占赛道，并使人民对国产文艺作品持续失望，从而在不同方向，立场，淡化，扭曲历史，塑造错误价值观的作法。越差的作品，阻力越少，越容易吃上低级红的红利；越好的作品，阻力越大，越容易吃到高级黑的杯葛。
这导致在重大历史题材领域，看上去国人有诉求，市场有前景，但长期只能制造一些垃圾，稍好一些的作品，反而要顾虑重重，可一不可再，风险大，收益低。每一次这类题材的创作，都是一次突围，哪怕是打出了名气的团队，也可能面临重点围剿，有相当一部分针对此类作品的杯葛，完全不是处于经济目的的，你影响力越大，只会遭遇越强的打击。
另外，当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烂片，它越会把重点落在宣发上，就跟749局一样，它不去搞宣发，还能搞什么。在重大历史题材上，这种情形就显得尤其恶劣。往往有人打着政治正确的名义，骗人上当不算，上完当，还会试图捂住舆论，能撑一天是一天。这样的烂片，或者该叫骗片，只要火哪怕一个礼拜，它就赚到了，大赚特赚。而这么做，一旦成风，狠狠捞上几笔，以后的良作就更难出头了。
重大历史题材就和重点工程一样，你要拍的比一般的商业电影要好不少才能算合格。而现在完全是倒着来，你勉强不很烂，没有大是大非的问题，哪怕细节瑕疵和叙事不清这类问题，就可以算不错了。这是不行的，但又是几十年来塑造出来的怪相。
再这么发展下去，出好作品是很难的，因为影视制作这种东西，很多是道具，资料的复用。又是这种市场不讨喜的题材，本来就难投资，难创作，没有一个好的累积，就跟在烂地上建设房屋，本来成本就高，预期收益还差，谁会去开发，那只能是越来越烂了。
如果以后再有这类重大题材，主创们只想着交差，端出来舆论只是一味硬捧，那更可怕的事还在后面。往后的主旋律作品，时间节点越是重大，作品就可能越是平庸。能被糟蹋的题材已经不多了。
总之，在九一八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发现《南京照相馆》的含金量真是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还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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