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届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
李新月创作的《新月一章》入选第19届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主竞赛纪录片单元，这是她自2020年加入由吴文光创立的非虚构影像创作社群草场地工作站（以下简称“草场地”）以来的第一部作品。
影片从2020年开始拍摄，纪录在外漂泊的李新月回到老家哈尔滨之后与家人共处的生活；同时，她藉由家庭录像、数码照片等档案，结合地图搜索与投影等方式，回望自己的成长之路，以重新审视自己是如何被塑造，又通过何种方式主动参与了自我的塑造。李新月在作者自述中讲到，“新月”是母亲给她起的名字，来自于母亲在疼痛和混乱中仰望的美好，引领她回望出生的九十年代，检视美好仰望与残酷现实间永恒的缠绕。她希望影像创作可以成为人生之见证，并在日后以“新月”之名继续书写新的篇章。
《新月一章》截帧，画面中为导演李新月本人
这是笔者在本届FIRST影展看到的最为之动容的影像，此处想借用媒体人梵一老师的评价，“好看是对勇敢的敬佩，是发自内心深深的共情”，诚然，生于九十年代的李新月用自己的人生素材向观众盛上了一桌记忆与情感的盛筵，在她几乎毫无掩饰的袒露讲述中，一座城市的岁月变迁，一个代际的成长轨迹，都逐渐在银幕一一显影，然后既轻又重地勾起了在座诸众的记忆联结与情绪共振，新月以一种很轻的方式达到了一种很重的效果，是谓“既轻又重”。在影片的映后交流中，我们频频听及观众们将自身经历与《新月一章》之内容相互勾连描绘的澎湃发言，颇有“江州司马青衫湿”之意。
但在新月举重若轻的坦率背后，我们一定要肯认的是，作为一名创作者，她的真诚、内省与勇气。关于自我剖析的影像有千百种，繁复绮艳者、凌厉萧然者，皆有之，新月选择做一个朴素归真者，只取最简单的形与像，以赤子心行千里路、度万岁时，把悠悠近三十载铺开，细细碾磨，和盘托出。她在采访中对笔者说，“行动在先、创作在后”（此句引用自草场地创立者吴文光）是她创作影像的基本策略；其实，笔者分不清，究竟行动和创作，哪一种是属于她的勇敢，抑或，都只是她的自然而然罢了。总而言之，新月踩着时间的脚步，在顺流而下的生活中，走到了这里，将她的人生一章交付于银幕前的每一位。
本次的采访对谈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以草场地创作者李新月的行动参与和私影像《新月一章》的创作轨迹为主题，从新月参与草场地的写作/影像工作坊开始，一直到与成员们共同阅读素材、挖掘主线、结构叙事、调整剪辑等各个阶段，她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确立起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梳理出通过影像创作探索个人身份、家庭关系和认同的意旨。
作为草场地工作站的一员，李新月强调了集体讨论和反馈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伙伴们在如何平衡创作者私人情感与观看接受方面给予了她很大的帮助。当她回顾自己的实践之路时，表示首次尝试就完成长片并不是一件难事，所有的长片都是由一个个片段组成的，也是在一个个阶段中逐渐生长出来的，什么都不要考虑，先从整理素材开始吧。
笔者问她完成首作之后最大的感想，她觉得，自己完成了形塑认同的回顾，可以放下过往人生的很多担子，迈步往前了，而在影展放映与观众交流产生的共鸣对她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礼物。最后，在谈及未来的创作计划时，她只是淡淡地表示，创作可以是持续一生、始终在进行的事情，欢迎大家加入草场地工作站一起创作非虚构影像。
下面，我们便来走进作为创作者的李新月，和她的作品《新月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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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月
行动在先、创作在后的草场地创作者
谈及作为影像创作者的李新月，则必先要介绍她参与的创作社群草场地工作站。
草场地工作站由中国独立纪录片工作者吴文光于2005年创立，是一个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影像社群，不设置门槛，不强求统一风格美学，鼓励成员们进行各种形式的非虚构影像创作。通过举办拍摄教学、剧场表演、读书会、放映会、瑜伽等活动，以吴文光为核心的工作站成员们一起进行着公民影像教育和独立纪录片文化推广。草场地的工作方式是暨协同又独立的，大家通过邮件组和线上会议等方式保持联络，定期举行“写作/影像工作坊”（今年发展成“写作/影像/身体工作坊”）等活动，成员们带着各自拍摄的影片素材和处于不同阶段的剪辑版本进行集体的观看和讨论。
草场地工作站日常推送
2020年，在疫情、房屋租期、社群凝聚、个人发展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之下，工作站将活动形式转为线上。2022年，成员们共同创立“母亲影展”，借“母亲”之名，探索并回应原生家庭、亲密关系、自我成长、社会巨变等时代问题，希望发掘借助真实影像创作面对当下问题的新作者，助推长线创作。
作为工作站最具有代表性的创作系列，“民间记忆计划”起源于吴文光在2005年发起的“村民影像计划”，后来于2010年发展为“民间记忆计划”，它鼓励年轻创作者回到家乡，以口述史的方式纪录村民们的历史记忆。在这个影像计划中，创作者持续的返乡行动，与通过采访个体的记忆，复苏几被遗忘的，或被官方叙事所掩盖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形成串联起行动、形式、内容的完整系统。李新月的《新月一章》也被收录在“民间记忆计划”之中。
陀螺电影：：你是怎么加入草场地工作站的？
李新月：我是2020年末加入的，以前的事情也是听伙伴们说的。工作站本来在北京京郊的草场地，所以取了这个名字，房子租期到期了以后，吴老师（即 草场地工作站创立者吴文光）他们就搬去了秦家屯。那里是一个类似北京四合院的院子，大概有三四间房，胡涛（草场地工作站成员，创作有《地洞》《复活》等）现在还住在那边，我去过几天，感觉挺清净的，你好像是在北京，又好像不是在北京，但坐着车又能到北京，就是那么个地方。
后来，生活在那里的大约八九个作者逐渐感到环境变得很封闭，只有他们还能聚集在一起，而有的人感觉自己片子做着做着失去了动力，草场地的人就越来越少，没有新的人加入进来，这里就变成了一个死水。当时吴老师还写过一篇《失踪者笔记》，从他的角度去记述离开草场地的人，思考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在创作上失踪了。我感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人到了一定年纪，你要去考虑一些现实的原因，对于创作这个事情就放下了，慢慢地就淡出了。
在疫情之前，听他们说，这种线下的方式已经不太能继续下去了，到了疫情的时候，大家分散在各地，更加没有办法联系到一起，于是就开始使用线上会议。一开始是只有草场地那些人，大家一起做读书会、线上瑜伽之类的，后来他们想开放给更多人参与，由吴老师主持，开始招募写作/影像工作坊的人，只要你是对非虚构影像创作感兴趣，你就可以免费报名，然后进入腾讯会议参与。像片子里说的，当时我还在北京，大学时候（麻风病爱心）工作营的一个朋友过来找我，他知道草场地，给我推荐了草场地的公众号，我就填了个报名表。
以前在草场地创作有一个条件，就是你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村子，创作的方式就是每年要回村。我的理解是，大家不希望把拍非虚构变成一个不断在找议题、找题材的事情，比如这一部是拍拆迁，下一部又去拍同性，或者疫情，类似这种；这样好像很容易在找题材的过程中就做不下去了。所以他们的方式是你持续地回到自己的村子，在村子里不管是采访、做一些行动，或者就是种地，就建立起了跟大家的关系，其实这里面有一种公民参与社会建设的意义，即使只是我的一个小村子，但也是在进行社会的建设。然后，才是将这一切过程转换成影像创作，它是有一个先后在里面的。所以吴老师就说，“行动在先、创作在后”，就是这个道理，我加入之后一直也是这么做的。
那到了线上活动的时候，我们这些新加入的人里面，很多是没有自己的村子的，所以就转变成拍自己内心驱动的事情，有的人想探索家庭，我就像片子里提到的，想梳理自己这26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想问接下来要干嘛。这是一个很私人的东西，其实你自己写个日记也行，但是因为有一个外部真实的条件驱动你去做，于是就开始做了。
陀螺电影：那这个写作/影像工作坊具体是做些什么呢？还有一个是阅读素材工作坊对吧？
李新月：工作坊每年会有一季，每季大概有15或者20轮，一周一轮，每轮三小时，分为不同的阶段，每周有一个主题。一开始进来是先看片子，我当时看的是小博和邵阿姨（邵玉珍，二者同为草场地成员）的片子。小博的片子里他回到山东的村子，我记得开场第一个镜头拍他光着的脚，他边走边说，“这是属于我的一块宅基地，但是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用到”，因为他是一个同性恋，在村子里只有结了婚才能用宅基地盖婚房。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很私人视角的创作，然后小博来分享他为什么这么拍，想法是什么。我就明白了，原来可以以这么私人的视角或者个人的真实经历为驱动点去做片子，这也是一种影像创作。
邵阿姨的片子是《我的村子2020》，也是我在草场地看的第一个片子，是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跨年的时候放映的，这也是一个很个人的片子，她把这一年在村子里做核酸、被困，一家的生活都放进去，但是最后我觉得这里面又有公共性的东西，人处在各种社会关系里，然后共同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时期。
那么，阅读素材工作坊的时候，也是每周大家轮流分享大概六到七分钟原始的素材，完全不剪辑的素材，两个小时分享，一个小时讨论，大家相互反馈、提建议。你拍的时候还不清晰的片子的走向，在重新阅读的时候就会一次次清晰起来，这些素材可以让片子往哪走，用在什么地方上。
关于写作，我们有一个叫做“邮件组”的东西，我觉得是我们草场地的灵魂所在。大家会把每天写的东西发到邮件组里，每个人轮流负责一周的邮件整理，每晚把当天整合的文字群发给大家。写什么都可以，可以是日记、读书会、线上瑜伽的感想、对大家创作的反馈，或者就是流水账也行。比如昨天梦奇（即章梦奇，草场地工作站成员，创作有《自画像：47公里》系列）就写了在FIRST影展看了什么，做了什么，包括主持我的映后她也在里面提到了。一开始你不觉得邮件组有什么，但后来你会发现，这些文字变成了影像创作的一个基础。邮件组是每年365天不间断的，你有什么东西随时可以发到组里，但有一个人是每天都在写的，就是吴老师。
陀螺电影：我还是很佩服每天都能坚持写作的人的，笔耕不辍的状态，慢慢地在日复一日的写作里，很多东西就生长出来了，对于理解自己，理解周遭，理解这个社会和时代都有非常大的帮助，然后才是通过这些写作去搭建创作的框架，而创作的过程又反哺了当下在进行的生活，可能这就是日常写作的意义吧。而且我之前看过胡涛写的《复活》拍摄时期的创作笔记，写得太好了，里面太多关于个体被时代挤压，同时又在和集体博弈的东西，已经不是喜欢的程度了，是每次读都会非常感慨。所以，你们通过邮件组互通有无的时候，感觉大家对彼此的生活是非常了解的，甚至已经到了事无巨细的状态？
李新月：是，其实大家在线上比在线下更紧密，线下有时可能还没什么话说，但线上每天都会有很多的交流。
陀螺电影：那你们收到每天的邮件还会给大家写反馈吗？比如，针对某一篇文字再次进行回复。
李新月：就是会来来回回地发，今天有谁讲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可能就会就着这个话题一直回复。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剪辑。
陀螺电影：怎么说呢？是哪种剪辑？
李新月：我的理解是，剪辑是你对拍出来的东西的思考，还有生活本身的一个思考，这是在交流的过程中才会激发出来的。实际上，你坐在电脑前看着剪辑软件，其实是脑子里什么都没有的。如果没有前面那些交流，坐在剪辑台前是什么也剪不出来的感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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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一章》
被动塑造与主动塑造相互角力的家庭私影像
陀螺电影：我们现在来具体讨论《新月一章》这部影片的创作过程，你是怎么开始拍摄的呢？有想过要拍哪些东西吗？
李新月：一开始就是参加工作坊，觉得可以开始拍了。但是所谓的拍摄也只是把相机架在那里，每天的生活其实挺单调的，就是在母亲家或者父亲家吃饭，大家看手机、上网，其实是没有什么情节或者说剧情在里面的，也没有什么话题。我就觉得，这难道就是创作了吗？拍了一堆很占内存的东西，好像把生活经历了一遍，做场记的时候，再看一遍也觉得没有什么用，太过日常了。
陀螺电影：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些日常素材之中潜藏的意义，或者可被使用的地方？
李新月：因为即使是把日常给拍下来，但是还是有意识地纪录了大量的东西，这些东西再经过一两年之后回头看，它才变得有了一点意义。
《新月一章》截帧，画面中为导演李新月本人
陀螺电影：所以你会想要去拍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吗？一些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素材？或者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举起摄影机？
李新月：我当时是只要有人，我的相机就放在那里，比如，把我奶接回家，我奶奶坐在那里，她也没干什么，但我的相机就一直开着。
陀螺电影：他们是很快地就适应了你的摄影机一直存在这件事吗？
李新月：像老人家，她其实是不管的，她不觉得这摄影机有什么特别的。父母的话，刚开始有点不习惯，觉得我怎么什么都拍，在家里穿个睡衣你也拍；但是后来我拍着拍着，他们就无所谓了，因为那摄像机老在那儿待着，他们也就习惯了。
陀螺电影：父母婚礼的录像档案你是怎么发现的，还是它一直就在那里？
李新月：就像片子里说的，它一直在，但没有人看它。
陀螺电影：录像带具体是在哪？旧家，还是父母现在分别的家里？
李新月：反正一直是在我妈那儿。
《新月一章》截帧，新月母亲与父亲90年代婚礼录像
陀螺电影：当时阅读素材或者剪辑的时候，你们如何讨论以什么方式去使用这段素材？
李新月：最开始我把这段录像转出来分享是在一个读书会上，只分享了一个片段，当时的反馈就是，他们看到了90年代的哈尔滨是什么样的，90年代的年轻人是什么样的。一卷录像带有90分钟，那个婚礼的摄影师还挺特别的，除了拍常规的婚礼流程，大伙儿接亲、送亲、吃席这些，还拍了哈尔滨的街道、车上路过的风景，还有演奏的乐队。所以草场地的伙伴们看了之后就觉得，那时的哈尔滨看起来一切都很新，马路很宽敞，城市很整洁，年轻人很有活力，充满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状态。在录像里，那种红色的滤镜之下，好像这座城市会越来越好的感觉；而且你会有一种，那时的哈尔滨比现在还要好的感觉。
于是我们就开始梳理这个线索，开始认真地去阅读这一整个90分钟的素材，里面有什么信息量，通过这段素材去阅读我所出生的90年代。
陀螺电影：你刚才提到了乐队。
李新月：对，那是我大姑请来的，她在文化局工作，所以就请了一个单位能联系到的乐队，好像当时哈尔滨挺多这种玩乐队的年轻人，后来这一批人都离开了哈尔滨，大部分去了北京，还有一些其他地方，都不在这里了。
陀螺电影：那《新月一章》的结构是怎么讨论出来的呢？是如何分配、安排这些当下生活和往日录像的素材的？
《新月一章》截帧，在哈尔滨曾经的住处
李新月：这个片子最开始叫做《我在哈尔滨长大》，就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从九十年代父母的婚礼，然后伴随我长大，幼儿园的录像，一路这么按照流水账走下去，但是觉得很冗长。后来我们提炼出一个方向，一位九零后是如何通过被动塑造和主动塑造成长起来的。
被动塑造就是从小的集体教育、升学体制这些，包括后来去考教资，但是考教资是一个主动投入的被塑造。主动塑造可能是我对这些被动塑造做的一些抵挡，比如大学的时候一群年轻人去参加工作营，做一些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但那种青春的阶段是很短暂的，是一闪而过的。大学毕业进入社会现实之后，那种很有青春活力的状态马上变成了一种麻木，在北京的阶段就是被整体环境给塑造了。后来回到哈尔滨，我又没有工作，生活基本上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加上疫情的封闭，那种被动就越来越强烈。当然，虽然回到哈尔滨感觉人生停滞了，虽然上大学之前一直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像那样朝夕相处过；所以这也是一个机会，小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单向被照顾的角色，现在我们可能更倾向于互相照顾，包括跟我的奶奶的交流。
所以，加入草场地其实也是一种我的主动抵抗，通过和伙伴们一起创作，试图去弄懂些什么，留下些什么，也才有了这部片子，所以我也把一些线上讨论的东西放在影片里。
《新月一章》截帧，用地图展现北京生活
陀螺电影：你是从什么时候正式地开始处理这些素材的，也就是你说的坐在剪辑台前开始剪片子。这个结点是怎么出现的呢？是觉得自己的素材已经攒够了，还是整个片子的结构已经讨论得足够清晰之后？
李新月：草场地其实有着某种节奏，因为一年有一个阅读素材工作坊，大家在经过了那么多轮素材的分享，也讨论了这么多。接下来就可以着手把这个想法实现出来，然后大家就会陆续进入剪辑阶段。
陀螺电影：那你的整个创作周期是什么样的节奏，比如，哪一年是处在什么环节，参加哪个工作坊？
李新月：2021年参加写作/影像工作坊，2022年参加阅读素材工作坊，2023年就进入剪辑阶段，到2024年7月差不多定剪，然后我们是采用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方式来工作。
陀螺电影：是类似成员之间互相结对子的方式吗？
李新月：对，就是一个剪辑小组。刚开始是吴老师跟我一起做，做了几轮之后，我们两个陷入到一种不知道要怎么继续的状态，但是他已经开了一个头，知道怎么弄了。后来是梦奇和哈比（草场地成员）加入进来，跟着我一起很细致地看素材，比如那些录像，我拍的日常生活。当我剪出一个20分钟的片段，我就共享让她们一起看，她们反馈，我再剪出来一个20分钟，她们再看，再反馈；大概剪出一半多的时候，我们整体连起来再看一遍，再进行反馈；到后面就是我自己在做了。
当然，草场地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是用和大家很紧密的方式做完了这个片子。有的人，比如胡涛，他是直接发了一个初剪，大家讨论完他改了一个二剪，再稍微讨论修改一下，整个片就完成了。
陀螺电影：我记得这应该是他做《复活》的时候。
李新月：对。比如还有洛洛姐（洛洛，草场地成员，“母亲影展”妈妈拍片工作坊/妈妈剧场参与者），她是1962年出生的，在四川的一个县城，在体制内当一个公务员，之前的人生和影像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她喜欢跳舞，喜欢剧场。所以她就需要很实际的技术支持，她不会操作剪辑软件。所以她跟我对接的时候，一开始是把素材发给我，所有的剪辑点都讨论好，我来用软件剪。后来她开始自己动手，就共享她的软件画面，我和其他人跟她说怎么操作，一步步学下来。所以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就看大家有什么需求。
陀螺电影：你们是如何做到这么紧密且慷慨的呢？
李新月：它就是一个互助，你会收到别人的帮助和反馈，你也会去帮助别人。当然，梦奇和吴老师在这里是倾注最多心血的，他们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创作者了，给大家的助力也会更多一些。我们就是这种一个个的剪辑小组。
陀螺电影：那在你们紧密地集体创作的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进行一些关于内容取舍上的博弈？
李新月：我觉得这是很有益的方式，因为这个片子关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有时自己就会陷到觉得什么都很重要的状态里去，什么都舍弃不了，这样的东西多了以后影片就会显得没有重点。这个时候就需要第三只眼，借助别人的视角去看这些，他们能够让我抽离出来，不会因为你的情感也好，喜好也好，保留太多不需要的细节。
同时，这个片子就好像你的人生从另外一个角度被别人阅读了，你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看自己的人生，它是很有利的一个事情，就好像成长本身。
陀螺电影：你不会对被别人阅读人生有一种羞怯吗？如此坦诚地拿出一切？
李新月：其实还是有素材没有拿出来的（笑），但现在已经是我能拿得出来的全部了。因为草场地的伙伴们，大家的年龄层不一样，我是1996年的，梦奇1987年，哈比是1980年的，吴老师是1956年的，大家是生活经历完全不同的人，这个交流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互相丰富经验的状态。
陀螺电影：影片现在这个状态，你满意吗？你有把你想说的东西都表达出来了吗？
李新月：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这个人生阶段我感觉可以结束了。
陀螺电影：拍完片子之后你会感觉解开了疑惑，或者，有人会形容为“治愈了自己”吗？
李新月：这个片子一定是对我自己做了一个梳理，清不清楚我不知道，反正它已经长成了，我感觉做完之后，这个阶段结束，我就可以往前走了。不然的话，好像你一直会停留在某个状态，就像最开始回到哈尔滨的那种停滞。因为我不是在拍题材，我是在拍自己的人生，一个片子拍完它就会推着你的人生往前走。我已经对自己在北京也好，考教资也好，对自己所有的过往做了一个剖析和审判，我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来那个位置了，所以它确实给我带来了改变。
陀螺电影：那你现在的改变呢？是回村子种地？
李新月：对，开始在八姥爷，也就是我姥爷的堂弟的村子里种水稻，那里有个一亩三分地，我租一个平房，非常便宜，房子有80多平米，自己也学着做饭。
陀螺电影：比在北京的时候大很多。
李新月：（笑）是的，我也不用农药、不用化学肥料，刚开始的时候，我连锄头镰刀是什么都不知道，就跟着老人家一起做，一步步摸索。
陀螺电影：种地真的会让人心安吗？
李新月：会，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的稻地，这几天出来参加影展，影展结束之后我就要回到村子里，这一批苗是五月种下去的，十月的时候就能收了。
陀螺电影：最后你也拥有了一个自己的村子。
李新月：是的。
陀螺电影：最后一个问题，你一进入草场地就开始了自己的长片创作，之前有想过先拍成短片再去发展长片吗？
李新月：我没有想过做短片。从草场地的经验来看，就是会考虑地特别长远，会往一生去考虑。你现在的创作要把它当成一个可以伴随自己一生的事情，用这种心态去做片子。那第一个片子就是第一步，因为大家的经历都这么丰富，即使是看起来不那么丰富，或者说特别，但是累积起来的那些素材，都有它们的意义在里面。不管你做得怎么样，反正它是第一步，迈出去的第一步就要把它当做是一件很长远的事情。
/The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