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林 :一部好的历史剧,不但需要真实,更需要有灵魂——伟大的长征》观后感

一有空就电视加手机追剧,今天终于追完了历史剧《伟大的长征》。追了一路,感动了一路,也思考了一路——剧本和历史的契合点在哪里?

有一天,我看医生。医生见我手机上暂停的画面说:“我也在追这部剧,太好看了!”我问:“你觉得好在哪里呢?”她说:“真实,真实到让人落泪。”

听了医生的话,我便联想到网上对这部剧的“潮评”。绝大多数 潮评者 都是年轻人,像这位医生,大约是八零后或九零后,还有更年轻的如零零后、一零后。他们用的最多是类似于“泪奔”这样的词。

泪奔,显然是被感动得一塌糊涂的一种表达。为什么会被如此感动呢?为什么被感动的大多是年轻人呢?光真实就能感动人吗?

写长征的剧目很多,包括唐国强主演的《长征》。从演员的演技看,或者剧本的内容看,可挑剔的成分也不多。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感动呢?或者说感动的程度没有这部《伟大的长征》高呢?原因仅仅在于这部剧更真实吗?

按道理,最能做出“真实”的判断的人应该是长征的亲历者,他们会说剧本表现的场景和当年的场景如出一辙,所以真实。我们的年轻观众如何判断这部剧写的都是真实的呢?难道他们见过真的长征?显然不可能。他们没有可能与真实场景比较,为什么他们没有说电视剧在造假呢?没有说在 过渡 渲染呢?没有说在故意煽情催泪呢?更何况,这部电视剧最不真实是主演于和伟与毛主席脸形的不像。电视剧刚开播时,许多评论都在纠结这件事。然而,这最不真实的点并没有影响年轻观众对整部剧作出“真实”的评价。

作为过来人,我认为原因之一是社会氛围变了!如果这部电视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播出,一定会被“公知”群起而攻之。那个时候,否定中国革命史、抹黑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嘲讽人民英雄简直成了一种时髦。七零后、六零后、五零后乃至于四零后的这几代人都多少受到当时的舆论环境的影响,不少人被“公知”言论俘获,以至于说几句革命先辈的好话都会引来周边的讥讽。

为什么会那样呢?原因很多,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穷”。就人性而言,人穷气短是普遍的,而穷且益坚是个别的。面对我们的穷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富,许多人疑惑,建国二十多年了,我们为什么还这么穷呢?进而怀疑我们的制度是不是错了,我们的革命是不是错了。这就给“公知”们散布历史虚无主义言论、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可利用的场景——“公知”的话很多人信了!

八零后和九零后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是中国富强起来的亲历者和奋斗者,他们感受到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迸发出来的强大的生命力,所以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疑惑比七零后、六零后、五零后和四零后少得多。零零后、一零后一懂事,就感受到自己出生在一个强大的国家,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因而基本不会怀疑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更能接受这样的真实:今天的富强是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而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比以往的同类影视作品剧更成功地演绎了这份真实。

我们应该注意到,以往写长征的电视剧都没有60集的,本剧设计为60集,编剧及导演的目的恐怕有两个:一个是要充分地刻画细节,包括人物的细节和情景的细节,细节恰好是真实最好的载体;另一个是要全景式的反应长征,不只写一方面军的长征,还要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尤其是二、四方面军一起过草地,就过草地而言这是一种的情景的重复再现,在以往同类剧中都是被一笔带过的或者被省略的,在该剧中显然是在给“真实”加分。

说到这里,我可以回答本文开头所提的问题了:剧本和历史的契合点在“真实”。

然而,剧本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毕竟不是一回事,剧本只能选择历史真实中的一小部分,学术味的说法是选择典型人物或者典型事例,使观影者通过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了解到历史事实的全貌。

我们都知道,戏剧人物一般都是编剧“创作”的,即所谓的艺术加工,把若干人的事迹集中反映在一个典型人物身上,比如该剧中的谢兴国。而该剧中也有许多人物是真名实姓的,比如张思德,他就是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纪念的那位战士张思德。即便张思德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在剧中的他身上,被“艺术加工”的成份或更多一些。

也就是说,真实有两种,一种是事实的真实,一种是逻辑的真实。所谓事实的真实,比如历史上就是有一位红军战士名叫张思德,他确实做了“经历长征”这件真实的事。所谓逻辑的真实,即艺术加工是基于事实的符合逻辑的演绎,比如谢兴国表现出来的品质就是一个充满理想和具有为理想而牺牲的精神的红军战士必然具有的品质。谢兴国是虚拟的,他身上表现出来的红军战士的品质是真实的,正因为有这种逻辑的真实的存在,才为我们的艺术加工提供了可能。

至少在人们的心目中是这样:历史的真实就应该是事实的真实。但是剧本的真实则应该是基于历史真实的逻辑演绎下的真实,或者说艺术加工的真实。

事实的真实是有宏观和微观之分的。宏观上,红军长征从瑞金出发到陕北,一路上被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不得不血战湘江、召开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冲破腊子口,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遵义会议虽然是真的,但具体怎么开的,不同的历史记录或当事人回忆都不尽一致,也就是说在微观上,在一些细节上,我们很难还原历史。《伟大的长征》恰好比以往更准确地还原了真实的历史,在许多方面消除了人们长期以来对遵义会议的片面认识,这也是该剧最打动人的地方——

比如博古,人们普遍认为博古是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害的最终责任人。然而在该剧的第10集里,博古有一句台词:“牺牲了那么多同志,我怎么跟王明同志交代?”这句台词告诉我们远在莫斯科的王明才应该是最终责任人。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在批评博古的同时充分肯定了博古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毛主席指出,博古犯错误的原因在于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基本不懂军事,即便他想在政治上不听王明的、军事上不听李德的,都不可能做到。该剧第57集还特别创设了一个毛主席和博古二人恳谈的情节。毛主席说,博古是长征中进步最大的人。当毛主席说到“你现在可是实实在在的燃烧在中国革命的热土上”时,博古的眼眶湿润了。这都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真实的博古: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比如有人认为,因为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遵义会议才得以顺利召开,因此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政治局有趁机脱离共产国际的意图。然而在该剧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央政治局主动派陈云同志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情况。与共产国际失联,客观上有利于我党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政治格局没有变,下级服从上级是共产党的基本党性,况且中国革命还需得到莫斯科的支持这一基本事实也没有变。

比如有人说,“遵义会议恢复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的说法不准确,因为党的总负责是张闻天,军事主管是周恩来。但在该剧中,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志做总负责,与会人员都表示同意,唯毛主席本人表示反对。周恩来做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人,毛主席自己做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是毛主席本人提出的建议。作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的帮助者,这个角色完全能够发挥毛主席的军事领导重用,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另外,提议张闻天做总负责的也是毛主席。他的考虑是,张闻天和博古一样是也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他们都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无论是博古本人还是共产国际都更容易接受张闻天,这样更有利于开展工作,这也说明毛主席是很看重并尊重共产国际的,他胸怀的是党的事业而非个人得失。

又比如,有人把遵义会议的人事变动说成是权力斗争。其实,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读,严重混淆了权利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概念。遵义会议上的斗争是路线斗争,即和极左路线作斗争。权力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权力斗争是把权力视为利益的前提下以夺取权力本身为目的的斗争。路线斗争是目的一致的情况下走哪条路才能达到目的的斗争。当时的目的是取得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的胜利,当时的军事路线是采用博古李德的还是采用毛主席的呢?是这次路线斗争的焦点。要明白这个区别,比较一下博古和张国焘就行了。毛主席后来说他的至暗时刻就是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的时刻而不是和王明博古的极左路线作斗争的时刻就是这个道理。张国焘以路线斗争(北上还是南下)的形式掩盖他妄图夺去权力的野心。

比如,长征中,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北上抗日”。有人认为,这就是一句口号,理由是红军的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如何抗日?我查了一下,从1931九一八到1945抗战胜利,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红军、地方省委,不断发表宣言、通电、告同胞书、纪念宣言,数量之多难以数计。中央级党史重点标注的标志性重大抗日宣言有: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30日《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932年4月15日苏维埃《对日战争宣言》(对日宣战);1934年7月15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北上抗日先遣队);1935年8月1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发出全民族抗战号召。

全面抗战阶段:每年七七抗战纪念日,还连续发布抗战宣言、通电。可见,抗日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主张。而且,最早一份抗日宣言是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些事实表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被蒋介石围剿的最艰难的时刻,都没有忘记以抗击日本侵略者为己任。这和蒋介石拥有几百万军队却放纵日本侵略军铁蹄一次次地践踏中国土地、掠杀中国人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战略意义上讲,毛主席最清楚,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优先于反对蒋介石。后来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最坚决的抗战力量,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伟大的长征》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全剧,很好地诠释了红军长征的目的就是北上抗日。把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准确地表现了共产党人民族大义至上,没有一党私利的博大胸怀。

比如,网媒上至今还在争论毛泽东思想究竟是毛主席本人的思想还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认为,该剧对此也给出了很好的回答。记得1965年,毛泽东和程思远谈话时说过 “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总结什么经验呢?毛主席接着说:“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的意思很清楚,不只是对中央决策经验的总结,也有对广大指战员创造的经验的总结,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些总结。再有,大家都记得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叫“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该剧特别创设了一个情节:王稼祥在遵义会议期间引用了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中的这句名言来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调查什么呢?除了调查实际情况还有通过调查汲取群众智慧,群众智慧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况且,毛主席是共产党这个集体中的一员,他的思想属于这个集体也是顺理成章的。所以,我们不能把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和毛主席个人的思想对立起来,不能把毛主席个人和共产党这个集体对立起来!用毛泽东思想命名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确认毛主席在毛泽东思想产生中的主导作用和主体地位。对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表现,是不懂辩证法的表现。《伟大的长征》既突出了毛主席决策的英明,又突出了广大指战员执行决策时所表现的机智和勇敢。没有前者,行动没有方向,再勇敢也没用。没有后者,再英明的决策也没用。比如飞夺泸定桥,毛主席说安顺场不行那就走泸定桥,这个决策很正确。但没有红四团战士一昼夜行军二百四十里,没有二十二名勇士冒着生命危险去夺取泸定桥,也不可能过大渡河。再者,毛主席的决策也没有英明到神的地步。比如北上抗日大方向定了,如果毛主席是神,他就应该一次性地指出具体落脚点。事实上是,到底长征的目的地在哪里?三个方面军会师了,都还在寻找最后的落脚点,直到落脚延安。该电视剧正是恰当地把握了毛主席既具有超人智慧又是普通人而非神的尺度,才让广大观影者感受到强烈的真实感。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在以上这些问题上都准确地还原了历史的真相,消除了长期以来人们关于长征、遵义会议以及党的领导人的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认识,这是本剧在广大观影者中立得住的一个关键因素。

以上说的都是“真实”。真实,对一部历史剧如此重要,它决定了这部剧是否能赢得观影者。然而,我认为历史剧的灵魂还不是“真实”。那么,一部历史剧的灵魂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传达给人们的观念!

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对《伟大的长征》这部剧而言,就是对长征怎么看,长征的伟大究竟在哪里?

也就是说,使观影者感动的不是“真实”本身,而是电视剧传达给人们的观念——参与长征的红军将士是一群用鲜血书写信仰、用生命践行誓言的人。他们的信仰和誓言不是别的,而是要打出一个全新的中国,要使所有中国人都过上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平等、自由、富足的生活。而“真实”只是一种力量,是一种能使电视剧传达的观念直达人心的力量,这股力量使我们我们真实地感受到如果没有长征的胜利,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所以,我们感动得泪奔!

红一方面军,出发时八万多人,湘江一战,只剩三万多人。红二、四方面军过了草地清点人数,“两个连无人生还,一个连只剩一人”。面对如此残酷的事实,如果是一支没有理想和坚强意志的队伍,完全有理由作鸟兽散了。而红军没有!虽然前路茫茫,继续走意味着还会有湘江血战那样的惨剧发生,但他们仍然选择一往无前、向死而生。

红军将士也是普通人,面对战友倒在敌人的枪口下,面对战友冻死在雪地里、面对战友陷进草地的沼泽里,他们的痛苦是真实的,是撕心裂肺的。在饥饿威逼的情况下,他们吃草根、啃树皮,把皮带、皮鞋煮了吃,难以下咽是真实的,强迫自己下咽时的痛苦可想而知。但红军将士又不是普通人,他们不但没有被这些极端的困难吓到,反而表现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伟大的长征》中有不少相关的细节描述都在给观影者传递这样的信息:这是一群为了信仰而愿意付出生命的人!

对于长征,其伟大意义怎么估量都不为过。对此,毛主席早就论述过: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弘扬长征精神最好的电视剧,它把毛主席关于长征的论述具象化,它把长征的伟大刻在每一个真实的细节里,让观影者感到真真切切的伟大的长征,而不是空洞的口号式的“伟大”。以至于开始放映时关于扮演伟人们的演员像与不像的争论,随着剧情的推进慢慢淡了下去,似乎像或者不像不再那么重要了。当然,这有赖于演员们的刻苦用功——他们是在用长征精神演绎《伟大的长征》!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并不说明“像”不重要,尤其是人们熟知的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的扮演者,如果更像些,我们看着会觉得更亲切。相比而言,该剧中扮演周恩来总理和刘伯承元帅的演员扮得比较像。幸亏,《伟大的长征》剧组的演员们都很拼,他们付出了超常的努力,克服了“不像”带来的困难,赢得了广大观影者的认可。

再者,过去许多争论集中在影视剧是否有概念化、符号化毛主席的形象,过于突出毛主席个人作用的问题。本剧播出后,有关这方面议论不多。其实,《伟大的长征》也很浓墨重彩地突出了毛主席的个人作用。比如,在第57集,博古对毛主席说:“你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得出准确的结论,提出上策,且能够说服大家统一思想,这种能力是很多人难以具备的。”又比如,第60集里有两段蒙太奇的画面:一是蒋介石的幻觉,这是从对手的角度突出毛主席。幻觉之前,蒋介石有一句台词,他问宋美龄“毛泽东是不是我的天敌呀?”这段幻觉把这句台词具象化了。二是毛主席的一段心理活动:已经牺牲了的红军将士从毛主席身边走过,向毛主席致敬或报告或与毛主席交谈,这既是通过毛主席的心理活动指出决不能忘记红军长征的胜利是无数红军将士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也是对毛主席个人作用的重大突出,全剧以此画面终结。这种超越了以往的同类剧的突出方式却被广大观影者接受,是因为该剧为此做了大量的基于真实史事的铺垫,所以人们认为这是水到渠成的画面:毛主席的个人作用真的很大——他力挽狂澜,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不突出就不是真实的历史了!

综合上述,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历史的真实和剧本的真实在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高度契合。“真实”的力量是强大的,它激发了广大观影者的观影情绪随着剧情波澜起伏,或爱、或恨、或喜、或怒,在强烈的爱恨喜怒中,使每一个观影者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红军将士们吃的是人间极致的苦,为的是他们的后辈的后辈的后辈享受到人间极致的甜。这个道理,不仅能用于我们对以长征将士为代表的打江山的那一代人的理解,也能用于我们对新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建设者的理解。

前文面提到,不少人被“公知”言论俘获,原因之一是因为“穷”。如果继续追问,建国后的第一代、第二代人为什么还穷呢?时至今日,特别是观看了《伟大的长征》以后的今天,我们应该理解了。不是因为第一代和第二代建设者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穷,是因为他们要继续“长征”——在短时间内把中国变成一个工业国,工业所需要的原始资本只能来自他们的节衣缩食,只能用农业反哺工业。为什么要尽快实现工业化呢?只需要看看我们当下拥有联合国41个大类的全部工业门类,看看我们碾压全球的制造业,就知道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建设者为什么宁愿穷了?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国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已经培养了数以亿计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才是我们能接住全球化产业分工的底气,这才是我们今天走向世界之巅的原因!

也就是说,没有以长征将士为代表的打江山的那一代用命拼搏,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同样道理,没有新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建设者吃苦耐劳,也没有我们的今天。

所以,我们要感谢《伟大的长征》剧组的全体成员,是他们的真切演出使享受着祖国的进步与繁荣的我们明白,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没有新中国。由此上朔到1840年,没有一百多年来我们的人民英雄抛头颅洒热血就,一代接着一代的奋斗不止,就没有新中国!

《伟大的长征》告诉我们,一部好的历史剧,不但需要真实,更需要有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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