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重看《欢乐颂》,比恨海情天还好嗑 | 专访编剧袁子弹

老剧集体复兴的年代,仍有一批人在网上疯狂刷《欢乐颂》的切片,甚至有up主研发了精读这部剧的“颂学”。这让人很难意识到,它距离首播已经过去了10年。

2016年,《欢乐颂》的播出打破了国产都市女性群像剧长期的空白。五位年龄、职业、出身都很不同的女性,因为同住在欢乐颂小区一栋楼的22层而结下了友谊。

虽然她们也会有各自的恋爱,但彼此的友情始终是剧情的主线,它也从未像此前很多作品一样,落入“朋友为男人反目”的俗套。

相关话题长期霸屏热搜。朋友们帮樊胜美吓退逼上门的债主,曲筱绡痛骂邱莹莹男友的“处女情结”,以及她们两两之间因为性格不同而产生的友情温度差,直到现在都是观众津津乐道并不断解读、分析的情节。

如果按照都市女性群像剧的品类往前追溯,想找到一部佳作要回到2003年播出的《粉红女郎》和2004年的《好想好想谈恋爱》。它们一个改编自中国台湾漫画家朱德庸的作品,一个由导演亲自承认借鉴了美剧《欲望都市》的人设和架构,都离中国大陆的本土故事有点距离。

《欢乐颂》则几乎以一己之力,开创了未来十年国产剧刻画都市女性生活的模板,站在新时代的门口展开了新的想象:一位努力在社会上立足的女性,不只有爱情,也有合租生活、职场、原生家庭,以及它们带来的种种难题。

当下,正值热门综艺引发全民“友情大思考”时期,充满张力的关系使得大量观众开始反观自身。我们借此机会,和《欢乐颂》编剧袁子弹聊了聊10年后她对创作这段女性友谊故事的新思考——

时过境迁,我们是否还相信“欢乐颂五美”的友情能长久?女性如何处理友情中的亲疏、竞争、嫉妒与告别?8年后创作《山花烂漫时》的经历,又让她对女性之间的情谊有了哪些新理解?

被生活“毒打”后的观众,

重读五美友谊

新周刊:和10年前相比,有些角色的舆论口碑如今很不一样。比如邱莹莹不再被骂“恋爱脑”,樊胜美被认为她有这样的美貌和坚强的性格,她就应该去找一个配得上她的男人。你觉得观众对她们的理解为什么会迟到了10年?

袁子弹:首播时我也非常不理解这些声音。邱莹莹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个多月里接连面临着失恋和失业,但她能马上振作起来,投入下一段工作或者下一段感情,这个女孩是很乐观、很勇敢的。我也从不觉得樊胜美是“捞女”,她恰恰是一个极度高自尊的人,要是真的下决心去“捞”,也许人生反而会很舒服。

可能当时大家还是更向往光鲜亮丽的、有很大能量的角色,但是到今天,大家更能正视我们生活的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对生活也多了更多的宽容和理解。

樊胜美曾被指责为“捞女”。(图/《欢乐颂》)

新周刊:网友对关雎尔的评价变化也挺大的,从乖乖女变成了“在友情中不付出”的人,你怎么看?

袁子弹:(网友)误解很大。关关是典型的“淡人”社交,君子之交淡如水。良好的中式家庭教育教会了她基本的分寸感。我并不认为所有情感都是以烈度来衡量,关关没有强势地干涉过朋友,并且在她们遇到难题时都尽己所能提供了帮助,只是没有表现得非常激烈、两肋插刀。也有一种人待谁都很热情,你能说他就对谁都有深厚的感情吗?

有时候大家低估了细水长流的力量,大部分健康的感情就是淡淡的、细碎又漫长的。关雎尔的友情像清淡的健康食品,你可以一直吃它并且保持健康,只是有点乏味而已。

新周刊:现在有人说曲筱绡和樊胜美之间是“辱追式友情”,曲筱绡总说难听的话刺樊胜美,但该帮的忙都帮了。这样的形容准确吗?

袁子弹:“辱追”这个词用得很准确。虽然她们在剧里不是最显性的友谊关系,但就像阿耐老师在原著中写道,她们两个其实比别人更能理解彼此。

第一,她们社会化程度在五个人中相对较高,所以从第一次打照面,她们就能看清楚对方几斤几两,对彼此的小心机、小手腕都一清二楚;第二,她们其实有极其相似的家庭结构,虽然两个家庭看似贫富差异巨大,实际上曲筱绡就是有钱版本的樊胜美,父母对她们的爱都很匮乏,只是亏待的方式不一样。

剧情初期,曲筱绡对樊胜美有很大偏见。(图/《欢乐颂》)

她们友谊真正的开始,是曲筱绡从樊胜美的经历意识到“原来父母不是天然地爱子女”。她们看似非常不同、非常针锋相对,实际上正是因为她们本能地捕捉到,对方本质上是同类,有自己不喜欢的那一面,才构成了两人之间的“辱追式友情”。

新周刊:由于她们的相处不那么愉快,有些观众认为她们并不是真朋友,你认同吗?

袁子弹:在我心里她们当然是真朋友。我对真朋友的定义,第一,在彼此面前是不是足够真实;第二,是否愿意和彼此共度时间。不是为你豁出一切才有资格叫真朋友,朋友也是有脾气和缺点的。你知道她不完美,依然愿意跟她一起消磨时光,这就是真朋友。时间花在哪里最多,真爱就在哪里。

我其实特别不喜欢最近影视剧中一个倾向,两个女性必须互助,就要为了对方两肋插刀。自保是人的本能,无怨无悔地为对方付出是强人所难的。好的友谊真要做到细水长流,一定不是一方舔狗式地付出,另一方被感动。

朋友们逐渐了解樊胜美的家庭状况后,一起支持和帮助她。(图/《欢乐颂》)

新周刊:你对《欢乐颂》原著的改编,相比较原作者阿耐笔下的一些情节,是更温情的,在结尾也没有按原著让她们走向分裂。为什么会这样处理?

袁子弹:我完全接受阿耐老师的表达,她是非常清醒冷静的。但是在我心里面,我更希望22楼的故事温柔一点、温暖一点。第一、二部的结尾都特别设置以五个人吃火锅、烟火气的氛围收尾,因为她们是在烟火气里互相认识的,处理着自己和彼此生活中的问题。

我确实把她们友情的浓度提高了,如果我们只是一味把友谊看作替代性的或次等的感情,那本身也没有给足它(故事的)可能性。很多影视剧拍过在男女关系里闪闪发光的女孩,那么,那些年没被男生追、没被看见的女孩,都在哪里发光?我找到的场合就是友谊,在全是女性的场合里,很多女性反而是更容易绽放光芒的。

友谊在冲突与差异中升华

新周刊:《欢乐颂》对五个女性角色的塑造不回避缺点和冲突,她们之间经常吵架。但现实中很多女性在友谊中是回避冲突的,担心吵架后关系再也无法挽回了。

袁子弹:一方面,戏剧创作中,冲突是必须的。另一方面我也相信,女性的友谊是螺旋上升的,能够长久维持的友谊,一定不是一直升温。男性的友情好像更偏直线条,两个好朋友只要不闹到老死不相往来,他们就会心照不宣地好下去。但女性友谊的温度时而降低、时而升高,就像一个螺旋。你喜欢她的时候,会经常发现她的不好;你讨厌她的时候,又会想起她的好。可能女性的自我边界和敏感性都更高,而且特别擅长往内心探寻,所以对关系的变化更敏感。

在我看来友谊也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任何一种深入付出的感情,一定夹带着很多要求,所以失望和冲突也会越来越多,你在意,所以才会吵架。深度的友谊一定是经历过种种冲突考验的,经历所有这些你们还愿意在一起,通过矛盾更深、更真地看见彼此,这就是真友谊。

剧中,樊胜美、邱莹莹和关雎尔是合租室友。(图/《欢乐颂》)

新周刊:《欢乐颂》比较特别一点的是,无论她们之间怎么闹矛盾,甚至因为对对方的男友有意见分歧而吵架,但不会很俗套地为一个男人闹掰。你怎么看待在大家都谈了恋爱之后,女性之间的友谊的变化?

袁子弹:谈恋爱是一定会影响友谊的。人的情感和时间都是有限的,我认为友谊、爱情和亲情事实上是互斥的,它们都在争夺你的时间和注意力。你把情感给了谁更多,给别人的就会少。尤其是如果你谈了一段高质量的爱情,那必然会影响友情,人一生能拥有的高质量感情本来就很有限。

有人说《欢乐颂》第二部谈恋爱的戏份太多了,但我试图讨论的是,当你不认同朋友的恋情时,友谊的边界在哪里?我也经历过陪闺蜜吐槽糟糕的男朋友,结果他俩和好了、结婚了,我就成了外人。

安迪大体代表我的态度:可以给出建议,但不要强势干涉。曲筱绡就特别爱干涉,邱莹莹也不领她的情。我非常理解这种不领情,就算我是错的,那也是我的选择。何况感情里不是所有事都有对错,朋友带着“为你好”的目的插手,结果就一定是好的吗?

新周刊:关雎尔和曲筱绡都爱上了赵医生,但也没有因为“雌竞”而决裂,甚至关雎尔看到曲筱绡为爱变得卑微后还会理解她、心疼她。这是因为她们友情的等级更优先吗?但似乎她们也不算很亲近。

袁子弹:首先,关雎尔只是暗恋,她从来没有进入竞争,竞争成立的前提是这个男人是摇摆的。而且爱情只是关雎尔自我觉醒的开始,对她来说,喜欢赵医生是打开她内心的第一把钥匙。她是一个特别循规蹈矩的女孩,最在意的点其实是“我没有魅力,没有人爱我”,而这段暗恋让她意识到,我也要找到一个能看见我的人。所谓的爱情,其实是她自我成长的突破点。

其他角色之间不“雌竞”,是因为五美的出身背景、年纪、阅历、教育背景都有很大的差异,我不认为这些迥异的人物会喜欢上同一个类型的男人,以及被同一个类型的男人追求,就像老谭(安迪的发小)不会喜欢樊胜美。人都是在有限的池子里寻找伴侣。

“雌竞”往往是出于戏剧性的需要,但我自己的感受是,事实上大部分友谊的矛盾不发生在这里,女性友谊成也跟男人无关,败也跟男人无关。为什么不做朋友的理由不能只关乎你我?这比男人复杂得多。

(图/《欢乐颂》)

新周刊:五美的人物背景确实差异很大,所以也有人认为“阶层不一样的人之间无法做朋友”,比如只有安迪和曲筱绡两个有钱人算是能做朋友的。你怎么看?

袁子弹:我非常不认同。我可能有点天真或者理想主义,我特别不喜欢在友情上区分三六九等。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父母说,“你要跟成绩好的人玩,少跟成绩差的人混在一块”,那我就会质疑,成绩好的跟谁玩呢?最后大家都没朋友。怎么可能人的每段关系都是目的性很强地往上求的呢?

友谊是所有关系中非常纯粹的一种,它不像婚姻被法律规定财产共享,不像亲情被法律规定赡养义务。它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对象,以及选择以什么方式进行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里,我们都不能相信它有一定的随机性和纯粹性吗?

新周刊:那么五个人之间会亲疏有别吗?你怎么看待刻板印象认为女性友谊是容易产生小团体的?

袁子弹:在大型的友谊关系里,女性就是有亲疏之别的,《欢乐颂》五美也一样。很多时候大家会把它当槽点,比如“女生寝室6个人有10个群”,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边界感很强、尊重别人的相处方式的表现,她们可能在考虑:我不希望因为我俩的相处而影响你俩的相处,或者我俩喜欢这个话题、她俩不喜欢,那就我俩偷偷地聊了,不让别人承受社交的压力。

每个人友谊的浓度也有差别,我有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有还不错的朋友;有些朋友可以一起吃饭玩乐,有些朋友更适合聊人生。

新周刊:友谊中可能有人像关雎尔,是比较平淡乏味,经常不被人看到的。这样的人如何自处?

袁子弹:我也经历过这种很痛苦的阶段,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不被看见的人在哪里都不被看见。虽然你也在场,但其实在不在场一点都不重要,而且人群里总有那么一两个特别耀眼、特别游刃有余的人,大家都喜欢她。

这不是别人劝你两句就能开解的,真的必须得自己走过。我慢慢就理解了,这个世界上就是有淡人存在,无法强融可以不融。你真正地接纳了自己,才能够坦然地面对“我不是重要的人,甚至连次重要的人也不是”。

(图/《欢乐颂》)

新周刊:22楼的五个女性会一直好下去吗?她们会是阶段性友谊吗?

袁子弹:她们肯定不会永远这样。生活会变化,10年之后你看自己都面目全非,何况5人组的友谊。如果丝毫不变化,这意味5个人生活的重心都没有改变,这是不现实、不真诚的,这也是《欢乐颂》再写下去难以为继的原因。

我年轻时候也经历过朋友的“断崖式分手”,心情跟谈恋爱分手也差不多:好痛苦,曾经那么好,为什么她就不理我了?后来我理解了,她可能在这个关系里委屈或失望了,或者有比我更重要的人与事了。我接受关系的结束,并不影响回忆里那段时光的美好。

别说友谊如此,可能任何一段感情都终须一别,你要接受感情环绕着你,但同时你也是孤独的。

从都市精英走向草根女性

新周刊:《欢乐颂》完结几年后,你创作了《山花烂漫时》,10年前大家推崇的大女主是安迪那样的城市高智精英,后来又认为张桂梅老师这样的人物也是大女主,你怎么看这种标准的变迁?

袁子弹:我仍然觉得安迪是一种大女主,虽然她的光环很多是社会地位、财富带来的,但她有她的态度和对人生的掌控。

张老师则更接近我心目中的大女主。我不认为她只是因为奉献、善良、品格高尚被表扬的,是因为在所有拥有这些品德的人中间,她是最强大的,才被大家如此欣赏的。毋庸置疑的强悍,才是她成为大女主的根本。

另外,张老师在她的事业里是不可或缺的,是拍板做决策、制定规则的那个人,不然这事就干不下去了。我不喜欢很多剧只会描写女性如何用自己的容忍、包容等辅助技能,通过驾驭别人来达到目的。不是说这些不好,而是我觉得主角得有主角的权利,就算是个小女主,她也得做自己的决定者。我们已经打了上千年的辅助了,还没打腻吗?

张桂梅老师与《山花烂漫时》中她本人的扮演者宋佳在一起。(图/网络)

新周刊:你曾说是因为观察了张老师和闺蜜的相处,才决定把张老师写成一个幽默、可爱的人,具体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袁子弹:除了张老师的社会身份之外,我会好奇她是个怎样的人,友谊确实是我找到的第一个抓手。张老师每年都去学生家里家访,云南山区路很不好走,张老师那会儿又不太会骑摩托,她就会租个摩托车,带着她的好闺蜜(王秀丽老师)一起去。有时候一阵风刮来、云一遮,路都看不见了,两个人就停下来聊闲天,像“ 寻隐者不遇”后等风来。风来了、云散了,她们又上路了。我们想象中张老师的家访可能是严肃的,“我要挽救一个少女的命运”,但她们的家访诗意又鲜活。

后来我见到王秀丽老师,她调侃说张老师家访不但慷自己之慨,还慷别人之慨。因为张老师心疼农村孩子没有厚衣服,总是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人家,还把王秀丽老师的衣服也扒下来。她说“后来习惯了去家访,就要多穿几件”。她还讲她们一些特别小的相处故事,张老师身体不好,还爬好几层楼去她家缓解婆媳矛盾,等等。

一个人跟她的朋友以什么方式相处,大抵可以看出这个人真实的性情。她们的友情帮助我创作出了剧中张老师被大家喜欢的幽默、体贴和坚强。

剧中,张桂梅老师与学生们聚餐喝奶茶。(图/《山花烂漫时》)

新周刊:《山花烂漫时》中的谷雨和蔡桂芝被称作中国版“天才女友”,她们两个其实最能理解彼此的处境,又会暗暗竞争谁比谁更优秀。竞争是我们这几年重新理解女性友谊的时候绕不开的因素,你怎么看待竞争在女性建立友谊的过程中发生的作用?

袁子弹:首先要澄清竞争不是“雌竞”。之前大家对女性竞争有一种天然的敏感或者排斥,是因为戏剧里有太多让女性为性缘关系竞争的设置,不然就好像无法建立两个女生的关系。

竞争是个中性词,你可能会因为竞争使出下作的手段,产生负面的感情。但通过谷雨和蔡桂芝,我想写的是良性的竞争。她们是为着同一个目标——高考而努力,我想赢过你,但我也希望你做得更好,因为这样赢过你的我才更了不起。我们不喜欢的“雌竞”是只写“竞”,而没有写“竞”给人带来的积极意义。

竞争关系里也是有可能开出友谊的花的。事实上我们在社会关系认识朋友的途径,无论是发小、同学、同事,都会有被比较和竞争的情况。如果能一起竞争还互相欣赏,甚至彼此都变成更好的自己,这就是最好的友谊了。

谷雨和蔡桂芝是一对暗暗较劲又彼此激励的女孩。(图/《山花烂漫时》)

新周刊:在这种竞争式友谊中,人该怎么去克制自己的嫉妒?

袁子弹:嫉妒就是天然存在的,不用克制,应该正视自己就是有阴暗的情感。我以前特别难以承认我嫉妒别人,好像承认了就既证明我差,还证明我品德败坏,双重受挫。后来我才发现,先坦然承认,才能真正地把嫉妒转化为欣赏。你为什么这么嫉妒她?一定因为她身上有美好的东西。能从阴暗里面保留对光明的遐想,这挺重要的。

“要更多创作执着决绝的女性”

新周刊:你从小到现在看过的文艺作品中,有没有哪些女性的关系对你创作的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袁子弹:有三组。第一是《红楼梦》中的女性,曹雪芹对女性共同命运的大悲悯,对每个女性个性的尊重,极大地影响了我对女性之间情谊的感知。宝钗和黛玉,风格如此不同,但她们才是真的惺惺相惜;史湘云那么豁达的人,和林黛玉也闹过别扭,都很生动。

第二是《老友记》。三个女性天差地别,中间夹杂着各种友情、爱情、原生家庭的问题,如此复杂却积极向上、又互相补足。她们让我对现代人的友谊产生了非常美好的遐想和期待。

第三是《我的天才女友》。好的关系都是深入纠缠的——竞争的残酷性,对彼此的深深在意,想要压倒对方的野心,但又理解对方的野心,我觉得作者写得十分赤裸,甚至有些章节接近于丑陋,但是它的力量也是巨大的。

(图/《我的天才女友》)

新周刊:有趣的是,你刚才说的几个例子,现在大家会用“好嗑”来形容,比如宝钗和黛玉、莉拉和莱农,甚至安迪和樊胜美也是《欢乐颂》的热门CP。为什么大家对友谊的赞赏转向了“嗑”这个动作?

袁子弹:这恰恰证明了,当友谊的浓度足够高的时候,它有可能比爱情更能展示双方的魅力。我们为什么爱看爱情剧?因为它让其中的人显得很美,现实生活中你很难集中地看到一个人如此光芒四射。但友谊也有这种效果,只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不把它认定为特别重要的感情。

现在大家也看清楚了,爱情不长久,亲情也很复杂,友情哪也不输给它们。我们一旦正视了友情的长度和深度足以和任何一种感情相抗衡,你就会觉得它“好嗑”,因为人类的情感只要是真诚的,它就是“好嗑”。“好嗑”无非是证实了友情的本来面貌而已。

新周刊:你的作品里常有人与人之间交叉的关系,好像一些人之间的感情不能只用“友情”那么笼统地形容。荧幕上对女性情谊,还有哪些地方被阐释得不够?

袁子弹:很多人对于友谊的幻想太单一,幻想它是平等的、互利的、完全包容的关系,其实不是的。友谊中也是有权力分配的,有主导者和跟随者,有在其中很勉强的人,还有人在友谊中看起来是被害者。最近《后会友期》能掀起这么大的讨论,因为它展现了友谊有这么多不同的面貌。甚至,夹杂着经济利益的友情当然也是友情,现代人之间难免有经济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友谊也很正常。

新周刊:说到《后会友期》,最近很多人在讨论友情到底该怎么结束,你怎么看?要挽回失去的友谊吗?

袁子弹:友谊有高度的自由性,它没有社会强制性,可以说停就停。当一个人坚决要离开的时候,你要尊重她有退出的权利,死缠烂打只会让你显得更狼狈。我孩子喜欢说一句话,“不要低三下四地交朋友”,我很认同。如果交朋友已经让你放低了人格和尊严,露出了让你自己讨厌的那一面,那友情无论如何也要终止了。

新周刊:未来你还想更多呈现什么样的女性角色?

袁子弹:我以后也想更多地去写那些执着的、顽强的、为了目的绝不放弃的女性。

现实中很多女性真实的生活,已经远远领先于影视剧的表达了。如果还在写一些非常老旧的人物和价值观,是很可惜的。这样日新月异的时代,那么多优秀的女性,没有写好是我们的损失。

不仅是我自己写了很振奋,我觉得观众也会喜欢,而且难道男性观众就不喜欢吗?谁不愿意看到又强又有魅力的人呢?她当然不一定是世俗意义上的强者,不一定有钱有势,但是她一定有自己的定力,有百折不挠的勇气。这样的女性完全值得更多描写。

11月,《新周刊》女性友谊专题《友情是比爱情更持久的看见》陆续上线,敬请关注。

题图 |《欢乐颂》

校对 | 开心排版 | 张浩盈运营 | 孙天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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