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超李骛哲谈历史纪录片《广济沧海》的取舍、考据与叙事

广州建城的历史,通常追溯至公元前214年,秦平岭南,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南海郡治设于番禺,文献称其城为“任嚣城”。至公元226年,东吴分交州为交、广两州,“广州”之名由此出现。一个“广”字,既是地名的源头,也是千年开放的伏笔。新近播出的纪录片《广济沧海》,恰好沿着这条线索铺展:从番禺港的帆影,到广州定名之后千余年不绝的海上通商,以广州为起点,铺展中国两千年向海而生的外贸长卷。

《广济沧海》的导演干超来自上海,总撰稿是来自广州中山大学的李骛哲。二人的合作源于李骛哲去年春出版的著作《郭实猎与“开放中国”: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中西碰撞》,干超导演认为,这一著作“把这个混迹于复杂时期的复杂人物处理得生动、有质感,又不乏历史学者对时代之变的敏锐洞察”,同时,李骛哲在历史写作中所秉持的“用历史书写回应时代之问”也为导演所认同的,是《广济沧海》的创作初心。一位习惯于在史料堆中搜寻线索、讲故事的人,一位长于在光影中重构叙事的人,两位如何从不同专业出发,呈现一段主题恢弘的历史?这是这篇采访的起点。

材料如何成为现场

澎湃新闻:《广济沧海》讲述的故事跨越两千多年,许多历史现场已经无法直接拍摄。创作过程中,哪一个具体人物、物件或地点,最能让你感到“历史真正进入了画面”?当时是怎样决定用什么方式呈现它的?

干超:两千年是一个时间概念,实际上“渡沧海”还是一个翻山越海的空间概念。历史纪录片便是要在看似无垠的时空之间,寻找叙事的支点。考古学的基础支点是探方,一个限定空间内,不断往下发掘,越往下时间越久远。历史学的支点是材料。艺术史学的支点是艺术作品及其所在环境。历史纪录片的支点是人,而历史中的人,又是由各种碎片信息和历史隐线造就的。历史纪录片能不能做得好,一是在于历史研究的深度,二是影视创作的能力,三是是否尽了最大努力趋向陈寅恪先生所说“了解之同情”。

远眺18世纪广州商馆区(模拟复原)

澎湃新闻:从史料进入文稿,往往还要经过取舍、重组和转译。有没有一个人物或故事,最初只是材料中的一个线索,后来逐渐成为片中的重要段落?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李骛哲:这个问题很好。把枯燥的文字史料,转化为影像和文字相呼应的生动叙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对我这样的历史从业者。如果说哪个故事最具代表性,那显然是“中国皇后号”。2025年我们刚刚开始组织文稿的时候,就瞄准了这个既著名,又小众的历史故事。英帝国提升税率引发了美国独立,贸易封锁使美国人不得不选择东来,“中国皇后号”是在华盛顿的生日当天驶向中国的,而在今天美国国务院的会客厅里,还展示着当年“中国皇后号”为这位总统带回去的广彩瓷器。25年是全球范围内各式贸易争端方兴未艾的时候,“中国皇后号”这种故事自然是回应现实关切的大好素材。可故事如果只讲到这里,就浅了。当我们梳理船上的货物时,干超导演很快就锁定了那242桶西洋参。你看他多敏感!这是“土茯苓西去,西洋参东来”这组故事的后半段,单纯的贸易,一下就升华到了文明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面。既回应了现实关切,也讲好了历史故事。

澎湃新闻:导演通常看到的是画面、空间和节奏,撰稿人首先面对的是材料、叙事和历史语境。你们在把一个历史线索转化为一段可观看的内容时,一般谁先提出构想?推动与修正是如何展开的?

李骛哲:这个问题可能不准确。至少在我们这个片子里,导演是很有历史感的。他懂画面、空间和节奏,但是也知道历史语境和材料的重要性。纪录片的主导作用,最关键还是靠导演。不然单靠我这个撰稿人,很难把故事讲好。

干超:导演要有撰稿思维,撰稿要有导演思维,这是最好的组合。因此,导演组会去深入研读李老师的书,包括他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诸位老师与纪录片主题相关的各分段时期、不同课题的学术著作;李老师对这部纪录片也投入了很多的热情和精力,除了撰稿工作之外,还亲身来纪录片拍摄现场考察体验,以理解影片的视觉逻辑和工作方法论。我想,我们彼此都对对方的专业怀有极大尊重兼开放心态,是这个片子从撰稿到拍摄始终分工不分家的关键所在。

清代广彩人物纹大碗

删掉什么,比留下什么更难

澎湃新闻:长时段历史叙事面对的往往不是材料不足,而是材料太多。有没有一段人物经历、一个历史判断,或者一种很有吸引力的讲法,最后因为史料依据、篇幅限制或整体叙事方向而被删改?

李骛哲:无论是写文章,还是拍纪录片,删都比增要难很多。2000年的贸易故事,有太多精彩的细节,有的适合用影像呈现,有的则不然。干超导演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我们一起筛选过不计其数的外贸故事,从杨良瑶到辛押陀罗,从景德镇、广彩瓷到南京布,从风靡世界的外销画、钱纳利到“事仔”黄东,既要照顾外贸制度层面的演进,还要展示商品的流通和文明的交流,把千头万绪融入一条主线,牺牲精彩细节在所难免。这里面有两个故事是我非常心疼,但是又非删不可的。一个是法国博韦挂毯厂生产的“中国皇帝”系列主题挂毯,我们当时把四十多幅精美挂毯的故事,专门做了梳理。包括路易十四怎么用这些挂毯在法国的现实政治中带入他对中国的想象。但是很可惜,故事太长,不适合这部纪录片的叙事节奏,就只在第三集开头部分,为中国热做了一个极短的旁证,其他都忍痛删去了。

还有一个例子,是巴拿马博览会上,广货不仅拿到过金奖,获奖产品,一共竟有139种,非常惊人。可惜文献核实的工作进行得比较困难。等我们找到明确证据的时候,文稿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很难再把大体量的故事加到里面了。我只能说,如果以后再拍《广济沧海2》,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素材。

“中国皇帝”系列挂毯

澎湃新闻:从拍摄和剪辑角度看,有没有一些画面、采访或现场素材本身很精彩,但最后没有进入成片?当画面很有感染力、却可能使历史表达过于简单时,你通常怎样作出取舍?

干超:的确有不少精彩素材,最后没有进入成片,原因很多,选择的背后有直觉,也有理性考量。就这部片子而言,汉唐及以前的海上史材料比较局限,甚至有材料也难以定性;而明清以来,各类材料和记载很多,更需要甄别和梳理。我的体会是,纪录片需要在历史表达与事实确认中寻求一种平衡。

分歧如何改变成片

澎湃新闻:总导演更关注影像的观看效果,总撰稿更关注历史叙述的准确性和材料依据。在具体创作中,有没有出现过不同意见,最后是如何达成一致的?

干超:有不同意见很正常,我们创作的风格本身就是开放的,所以哪怕导演组内部有争执都是极为日常的现象。从导演角度,我非常支持李骛哲老师作为撰稿人,对历史准确性的把关,这是我们片子的立足之本。旁白、画面、剪辑、音乐、绘画细节、音乐,都是调到最后一刻。

李老师对作品有着很高的要求,他又有阅读外语材料的能力,经常能发掘出海外藏的各种新的文献、绘画资料,支撑了纪录片的说服力。

李骛哲:这种情况其实挺多的。不过和你问的情形会有所区别。纪录片文稿的创作,本身就有一个与影像节奏相适应的磨合过程。最常见的工作节奏是这样的:我每次,大概凌晨两三点把修改增补后的文稿发到工作群里面,大概到五点左右,干超导演就会发来回复。这个群里有副导演、制片人,还有剪辑。这种打搅大家休息的交流方式,其实蛮有压力的。整个群的人,都会觉得我们两个是不睡觉的人。当然,我们的讨论并不敷衍,里面有大量的商榷和疑问,有时候还要争一争。作为导演,干导肯定希望追求引人入胜的表述和画面。而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这些追求之下,保证文稿的严谨性。在有表述争议的时候,我自然会坚持历史学的文字分寸,而导演也会给予尊重。后期的时候,执行导演拉着我核对画面严谨性的情况则更多。这都非常难得。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在第三集里,我们讲到,1834年英国散商从广州采购价值12324银圆土茯苓的故事。这个故事本身源自马士那本非常权威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书中记录的贸易数量是“12324担”土茯苓。不过我和干超导演有个约定,就是文稿内只要是有档案可核实的叙述,一定要核对档案才能定稿,不依靠二手文献。后来就发现,档案里面记录的单位是银圆的“圆”而不是“担”。这个细节在片子里,几乎不会被注意到,却很能代表我们对严谨叙事的执着。当然,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山大学的农正宇和占佳君两位同学,核对档案文献的工作大多是他们协助我一起完成的。

一部优秀的纪录片,要有好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漂亮的视觉呈现,也要有严肃的学术边界感。这也是《广济沧海》这部片子值得一提的亮点。

1834年东印度公司广州贸易修正报表

澎湃新闻:在与撰稿人和专家讨论时,哪些意见最容易影响你的判断?是一个新的历史解释、一条材料线索,还是某个画面无法准确承载原有的文字?

干超:我们既不可避免地带着经验进入创作,又要一定程度上排除经验对新一轮创作的干扰。幸运的是,我们遇见李骛哲老师以及很多专家,他们总是带给我们新的视角、新的材料、新的兴奋点。你可以感受到他们把自己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捧到你面前,不厌其烦地讲解、教导,在此过程中,我们也会从观众立场出发,提出新一轮的问题。比如在印度进口棉花—江南生产棉布—广东出口货物的链条里,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的交易数据、运输路线、订单实况、链条拆解,有些可以的得到学术成果的支撑,有些暂时还不行,总之大家是共同怀着探讨之心不断深入课题的。

未完待续的讲述与期待

澎湃新闻:观众通常先通过画面进入历史。播出后的反馈中,有没有哪一个画面被观众特别记住,或者被赋予了超出创作预期的意义?

干超:很多人提到黄东和林呱。他们没有想到,一部关于2000年贸易史的纪录片里,会为类似“小人物”留下浓重的笔墨,这些段落也为这部纪录片增添了真实生命的质感。实际上,我们在很多环节,都刻意避开了宏大叙事的手法,而是用人物和具体的故事去展现历史细节,再让观众自己在细节中感受到历史演进的轮廓。我想,这不是一种技法,而是一种选择。

林呱与乔治·钱纳利(情景再现)

澎湃新闻:纪录片播出之后,你收到了哪些观众反馈?相较于历史论著,纪录片的受众更广泛,尝试这样一种叙事形式,从历史教育者的角度看,您有何收获?

李骛哲:纪录片播出后,有好几位中学老师给予了我们很正面的反馈,希望把这样的纪录片引入中学课堂。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至少在大学课堂上,已经成为通识教育绕不过去的话题和素材。我们在培养学生的时候,都会强调世界眼光,强调基本历史框架之外的那些更为生动的细节和故事。但是在中学生层面,在教材之外,怎么让他们吸收、理解、消化这些知识,有故事的纪录片,恐怕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教材能给学生的,更偏重历史的骨骼和理论。但学生更容易记住,更容易受到启发引起共情的,是故事和图像。

另外想多提一句,除了这部已经播出的《广济沧海》,干超导演正在制作《何以中国2》,我想这也是历史爱好者可以继续期待的一部纪录片。

澎湃新闻:如果继续讲一个中外贸易的故事,你们想要继续讲述的故事或者追问的问题是什么?

干超:贸易关于人、不同文化,关于交易、交换、交流,是非常生动丰富的题材领域,广东漫长的外贸史留给我们足够的线索和故事去慢慢展开。如果继续追问的话,从我个人而言,我更想了解广东社会基层在外贸活动中的流动和改变,也就是大时代下,更为具体的人的命运。

李骛哲: 没错,贸易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我最近也在思考,应该从中国的视角系统地创作一部描绘大航海时代的纪录片。不但关照《广济沧海》涉及的贸易话题,更着力展现世界联系被充分打通的过程中,那些具体而微的流动,比如白银如何跨洋循环,玉米、番薯、辣椒这些作物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改变中国人的餐桌与生计,异域的思想又如何传入,并与传统文化相碰撞。这些看似细碎的交换,层层累积,才汇成物种、思想与文明的深度互动。我常想,一颗玉米从美洲到中国,路上经过多少人的手、又撑起了多少人的饭碗——这样的故事从中国视角讲出来,会和大航海叙事里习见的欧洲中心视角很不一样。总之,这是一个丰富且没有尽头的话题。我也期待能看到更多以文明交流、全球贸易为主题的纪录片。

澎湃新闻记者 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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