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A24发行的纪录片《一切如你所见》(You Can See Everything)在美国上映。该片仅在800余家院线有排片,却一举成为了当周黑马,收获了票房亚军,在社交媒体上也成了网友交口称赞的对象,烂番茄新鲜度竟达到了99%。
这部纪录片以一度估值数亿、却最终爆雷的硅谷生物科技公司Theranos的首席执行官伊丽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为主角,跟拍了她因诈骗罪入狱前一个月的家庭生活。伊丽莎白从斯坦福辍学后,创立了号称一滴血即可检测上百种分子指标的Theranos检测公司,对外招募投资、和癌症中心展开合作,对内加紧研发,一度成为硅谷最红极一时的初创企业;但几年后,公司却被曝出生产的检测盒不能正常工作、检测过程不可复现、验血结果南辕北辙等丑闻,伊丽莎白也从“女版乔布斯”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诈骗犯。
在该案的非虚构报道《坏血》中,伊丽莎白被塑造为一个从小好高骛远、争强好胜、擅长操纵人心的高明骗子,在明知技术不可实现的前提下,为了野心不断向投资者、员工画下大饼;然而在本纪录片导演的镜头下,这位硅谷史上最大骗局的主角,育儿、哺乳、和伴侣争吵,像其他人一样正常生活,在影片中她坚称自己并没有向公众撒谎,在自己所知的范围内,她相信自己的技术能够成功,这种过度自信导致了盲目的拓展。导演通过跟拍让观众发问:伊丽莎白究竟是刻意隐瞒技术缺陷、欺骗大众和投资人的恶魔,还是狂热地相信自己的“使命”和商业图景、最终又被这份盲目的信心和硅谷“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夸大其词的文化所误导的野心勃勃的创业者?
社交媒体上的热议也正来源于此。一方认为伊丽莎白可能是无辜的,因为纪录片中她的伴侣展现了很多有毒的特质,不排除伊丽莎白本人受到了伴侣精神控制的可能性;有人则认为伊丽莎白可能拥有自恋型人格,而这一个月的住家跟拍只是她为自己辩白所做的高明表演;还有一派则把目光投到了媒介与元叙事层面,讨论“真相”是如何一层层被导演剪辑、被各方建构的。
本文无意讨论上述任何问题,无意为任何一方作辩护——伊丽莎白目前已经入狱服刑,不管她是否具有主观恶意,这都是一个既成事实。本文所讨论的是Theranos起朱楼、宴宾客所根植的技术、医疗和文化土壤,即,究竟是什么让伊丽莎白建立起滴血验癌的空中楼阁成为可能?
一、技术:一滴血筛查疾病,异想天开还是空穴来风?
Theranos的核心产品,即是用真空采血设备,采集约50微升的指尖血,放入公司所研制的名为“爱迪生”的检验仪器中,即可得到包括血常规、生化、肿瘤标志物等百余种分子指标。伊丽莎白设计产品的灵感来源于她本人的打针恐惧症以及SARS期间在新加坡实习时采集鼻咽拭子的不便经历,她希望以尽可能少的血、尽可能简易便携的方式,获得尽可能多的疾病和血液信息。
这种愿望只是一种异想天开吗?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谭骁天向笔者解释道,50微升的指尖血属于微量流体,想要驱动这么少的液体在检测试剂盒内流动,涉及到微米尺度下网状通道中对流体的精准控制的技术,即微流控(Microfluidics)技术。在2010年前后,泵的控制精度、死体积比例等问题都达不到精确控制50微升液体的水平,所以,虽然研发了“爱迪生”检测盒,但该检测盒其实很难正常工作。Theranos大部分的检测其实都仰赖于传统大型检测设备。这些大型检测设备对血液样本的要求高,通常在300-500微升,为了满足传统设备的要求,Theranos不得不将指尖血反复稀释;加之Theranos检测项目繁多,每个项目都要分到相应的血液样本,最终可能每项检测只分到0.1微升,再经过多次稀释,生物标本无限接近于不存在,又何谈从血液中获取信息呢?
但Theranos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指尖血检测在技术上的不可行。事实上,近十年来,一滴血检测某些特定的分子指标已经成为现实。根据谭骁天的介绍,一滴指尖血其实包含了丰富的生物信息——以50微升的指尖血为例,这一滴血中就包含了2.5亿个红细胞、35万个白细胞(其中5-15万个淋巴细胞,可以解读个体免疫印迹)以及数量达到千万级别的血小板。Theranos的失败来源于十年前缺乏处理和解读这些信息的精密仪器和配套设备,而非源于一滴血样本自身的无效性。
近年来,谭骁天的团队在研发了一套专门应用于微量血液分析的便携式化学发光免疫分析平台TOI(Tip Optofluidic Immunoassay)之后,已经成功实现了用一滴指尖血分析成年人的新冠、流感抗体和个人免疫信息。另外,今年9月发表于《化学工程杂志》(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的一篇论文,也显示了成功大学的研究人员用 20 微升全血完成4种心血管疾病相关生物标志物的检测。随着生物传感、微流控的进步,虽然目前依然没有技术团队能做到一滴血检测上百种分子指标,但检测某几种指标已经证明是可行的。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去看,伊丽莎白的构想本身并非无稽之谈,指尖血检测这一方向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不管有心无心,伊丽莎白的失误在于,她高估了十余年前工程学的演进速度,将科学上的尖端研究方向,混淆成了商业产品上的完成可能。
二、医疗与文化:癌症,早诊断早治疗?
当年Theranos围绕一滴血所讲的融资故事,除了它的便携性和对精准医疗的帮助(方便慢病患者随时随地监测血液指标、调整药量)之外,最核心的吸引力还在于癌症筛查——伊丽莎白希望从一滴指尖血中发现多种肿瘤标志物的异常,从而实现更为方便的疾病早筛,从而挽救更多生命。招募员工时,伊丽莎白就凭借讲述癌症早筛这个卖点,吸引了苹果设计师安娜舍弃苹果的股权、为她设计爱迪生检测盒,而Theranos合作的实验对象也是田纳西州的癌症病人。
事实上,在这个日益割裂的年代,“我的产品如何能够帮助人们筛查、对抗乃至治愈癌症”已经成了少数几个可以团结起所有人的最大公约数,它带着人类朴素的“早诊断早治疗”的信念、与病魔反复缠斗的痛苦与希望,被各类生物医药初创公司反复讲述,Theranos自然也不例外。
但问题是,对于癌症的早筛、早诊断和早干预,是否一定能转化为延长生命长度和质量、降低病人死亡率的有益结果?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心胸外科医生李清晨在《早发现早治疗并非总是对的,健康人群的体检筛查需要确切的证据》一文中,科普了两种肿瘤筛查中的数据偏见,这两种统计学陷阱都会导致我们误以为自己对癌症的诊断和干预是有效的:一个是“领先时间偏倚”,一个是“病程长短偏倚”。
从具体情境中来理解以上统计学陷阱——假设患者小王在2000年罹患癌症,但他本人并不知情,体内的肿瘤随着年份日渐增长,在2008年出现了明显症状之后去医院检查,小王终于在当年确诊了癌症,并于之后2010年死于癌症并发症,这是没有早诊断早治疗的初始状态;再假设一个平行宇宙中,小王进行了癌症早筛,于2005年就提前确诊了癌症并进行了治疗,即使这份治疗完全无效、小王最终仍死于2010年,在数据统计中,也会显示,早诊断早治疗延长了该患者整整3年的生存期。这就是“领先时间偏倚”,早发现本身就会“延长”生存期。

示意图由GPT根据文本生成
而“病程长短偏倚”指的则是,筛查本来就更容易抓到病程进展缓慢、并不致命的疾病,而对真正凶险、进展快速的疾病束手无策。假设小王在2000年得了一种温和的癌症(如乳头状甲状腺癌),这种缓慢生长的癌症会在80年后杀死小王;小李则在2009年得了一种恶性程度非常高的癌症(如未分化甲状腺癌),快速增殖的癌细胞会在1年后就杀死小李。小王和小李二人从2000年起就开始进行每年一次的癌症早筛(甲状腺超声),小王温和的癌症于2006年被筛查出来,进行了治疗(甲状腺全切),因为这个癌细胞本来就生长缓慢,小王在治愈癌症之后又生存了80年,成了“早诊断早治疗”的金牌案例;而小李尽管进行了早癌筛查,却每次结果正常,然后于2009年突然发病、早早离世。小王的存在看似拉高了早诊断早治疗患者的预后,但小李这种患者其实根本没有从早筛中受益。

示意图由Gemini根据文本生成
事实上,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早诊断早治疗的信念在各个国家都造成过癌症过度诊疗的悲剧。李清晨医生提到,1985年到2004年的二十年间,日本对婴幼儿进行了大规模的神经母细胞瘤筛查,将神经母细胞瘤的幼儿五年生存率从未筛查的55%提升到筛查后的97%,但统计学家审查数据后则显示,筛查是无效的,生存率的提升来源于纯粹的数据偏倚。重新计算后,接受神母早筛和不接受早筛的婴幼儿在存活率上无明显差异。
无独有偶,韩国在21世纪初开始普及甲状腺癌的早筛,人们在初级保健办公室就能很容易地做上甲状腺超声检查和可疑结节活检。随着筛查的铺开,到2011年,韩国乳头状甲状腺癌的发病率比1993年高了14倍,无数人在做彩超的过程中发现可疑结节、手术切除、受术后后遗症的困扰。然而,自始至终,人们死于乳头状甲状腺癌的比例并没有因为早筛查早治疗获得任何改变。作为一种温和的、常见的、几乎不会缩减个人寿命的癌症,乳头状甲状腺癌1期已在2019年被移出国内保险行业的“重疾”定义队列,韩国如今也已不再推荐常规颈部超声筛查。
日韩对温和癌症过度诊疗的前车之鉴证明了筛查的有限性——《三联生活周刊》在2021年第37期《癌症新疗法》专刊中曾饱含深情地写道:“筛查告诉我们癌症的存在,但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些癌症会扩散并导致病人死亡,而有些癌症却一直安分且温顺。筛查更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情况下并不需要治疗。”
在所有早癌筛查手段中,血液筛查更是尤其有限的——血液中的肿瘤标志物缺乏敏感性和特异性。换而言之,人有病的时候肿瘤标志物未必升高,没病的时候肿瘤标志物不一定不升高。比如癌胚抗原(CEA)这一肿瘤标志物常常被用于给结肠癌做参考,但三期结肠癌患者中超过一半都不会出现该指标的升高,而没患结肠癌、仅仅拉肚子的患者反而可能会出现该指标的升高;结肠癌筛查的金标准始终都是侵入性的肠镜检查,而非不痛不痒的CEA筛查。
一个有趣的对比是,国内商业化体检中,可以付费筛查的血液肿瘤标志物有12项,大约涵盖了乳腺癌、结肠癌、肺癌、胰腺癌、胆囊癌、卵巢癌、肝癌、前列腺癌等多种疾病;但CDC推荐的、实证确认有益的早癌筛查仅有5种:乳腺癌、宫颈癌、结肠癌、肺癌与前列腺癌,且每种筛查都有适用年龄和背景限制。事实上,大型RCT研究已经证实,12项肿瘤标志物中,卵巢癌的肿瘤标志物CA125血液筛查联合阴道超声筛查都没能显著降低卵巢癌的死亡率;胰腺癌的标志物CA19-9以及腹部MRI或超声也缺乏对人群有益的证据。但人们仍在坚持不懈地订购这些筛查,仍在坚持不懈地研究血液筛查新产品。
有人可能会说,这显示了当代人是如何被癌症焦虑和消费主义裹挟的,但笔者认为,这其实是一种高度心理压力下病急乱投医的正常反应。人们不愿意相信某些干预可能无意义,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选择可能没有后果。这一心态深深根植于现代社会的控制文化和个人精算主义信念中——人类学家娜塔莎·道·舒尔(Natasha Dow Schull)在其赌博人类学研究专著《运气的诱饵》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公民被期待模仿保险、金融等领域的风险控制能力,像职业精算师一样规避生活中偶发的风险,像企业一样投资自身并获取回报。在这种“私人精算主义”中,个体不仅仅有“选择的自由”,更有“选择的义务”。现实中每个公民的终身义务,就是在生命的各个领域(了解的与不了解的)不断增长的选择题中不停做出选择,并为此自负盈亏。每个人不仅是自己经济状况的第一责任人,也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然而,就像金钱一样,健康也并不遵循“付出就有回报”的正义世界假设,意外受伤、基因突变、慢性生存压力造成的损害都在个人能控制的范围之外。
在“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精算师叙事中,存活不再是一种基因、环境、运气、医疗局限性下的偶合状态,而成了个人理智选择、悉心努力所能控制的必然结果。大部分人都要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后果认知,在没有医学背景的前提下做出无穷无尽的健康相关的抉择,并始终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长期像提着一篮子鸡蛋一样提着自己的性命、不断做出无穷无尽的选择并渴望万无一失,每个人都难免经历判断力的耗竭,而购买一切看似有用的产品和干预手段,就难免成了高压下最安慰人心的选择——在生命科学和医学中,没有谁能看到一切,可在“对个人命运全权负责”的精算师焦虑下,人们购买的早已超越了医疗检测效力本身,检测和筛查的行为已然成为“我已经尽力掌控生活”的证明和心理赎罪券。
三、结论:伊丽莎白是第一个,但不会是最后一个
当《一切如你所见》在北美影院热播时,北美的长寿诊所Ageless也上线了一款一管血早癌筛查产品,名为Galleri。这款产品通过检测血液中肿瘤细胞脱落的循环游离DNA(cfDNA)来进行12种癌症早筛,据说比传统的血液肿瘤标志物筛查更有优势,因此售价949美元起。

笔者收到的该产品营销邮件
然而,就在这款血液早癌筛查产品被批准上市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就发表了一篇纳入超14万人的RCT研究,和对照组相比,使用该产品进行早癌筛查的干预组,其三期和四期12种癌症的发病率并没有下降——和许许多多筛查手段一样,这款cfDNA筛查既抓不住早期癌症,也没能抓住那些起势凶猛病程迅速的癌症。在美国FDA对该产品的投票中,专家以10:0一致认为其安全具有保障性,然而仅以6:4的投票通过了其有效性,这一投票最终也没影响其进入市场牟利。这一结果是颇耐人寻味的。
某种意义上,如今市面上层出不穷的血液早癌筛查,或多或少都扮演了《红楼梦》里“疗妒汤”的角色——秋梨、陈皮、冰糖熬水,吃不死人,喝着还甜丝丝的,至于究竟有没有效,反正吃到一百岁人也终有一死。人们明知或许无用,却依然需要这样一碗汤来安放无处可去的焦虑,以此证明自己没有在命运面前束手就擒。
只要人类一日无法与生命的偶然性和解,只要控制文化和精算主义信念依然统治着我们的健康观,兜售“疗妒汤”的生意就不会停歇。伊丽莎白·霍姆斯只是第一个把这门生意做到上亿美金估值的人,但她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在本文的写作与资料核实过程中,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谭骁天博士为笔者提供了悉心详尽的专业背景解析与答疑。特此致谢!)
鲁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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