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厨美食近日，电视剧《伟大的长征》热播，由它引发的观看热情和青年讨论仍在延伸。电视剧中，有关遵义会议的剧集播出时，许多青年观众在弹幕里“签到”“投票”，自称“线上参会人”，把观看电视剧变成一场集体“隔空旁听”。时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敌工部科长刘华清踮脚观看先进武器画报的情节，也引起广泛共鸣。人们由这个动作想到他后来参观美军航母时踮脚细看的情景，读懂了一位红军战士、开国将领对世界的好奇、对强国的期盼。两个相隔数十年的观看场景，经剧作的艺术处理彼此呼应，在青年观众心中激起回响。
这些传播现象，揭示了青年与长征精神建立联结的方式。遵义会议以问题、争论和选择展开，青年得以进入决策情境，理解实事求是何以成为绝境中的出路。刘华清的情节则让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形成可感的呼应。理性理解与情感认同相结合，长征精神有了可讨论、可体认的载体。
这种生动性建立在严谨的党史研究基础之上。电视剧总编剧陈晋长期从事党史研究，主创团队对历史脉络、人物关系和原始材料有着深入把握。毛泽东手提马灯，连夜去找周恩来同商红军将要进行的一场战役的作战计划，杨立三抬着大病脱险的周恩来过草地与1954年周恩来为杨立三抬棺执绋，夹金山下军民连心、亭亭如盖的“红军伞”……这些无比催泪的史实细节，让青年观众读懂历史与现实的密切关联，也说明合理的艺术创造可以呈现人物精神生长的连续性。
作为一名长期在思政课、通识课中讲授党史的教师，我也在追剧过程中看到其突出的教学价值。过去备课，我围绕井冈山斗争、遵义会议、会理会议、懋功会师等线索，搜集整理和综合运用年谱、回忆录、电报与诗词，也保存了红军打篮球、军民联欢、读书等生活史料。
我在教学中经常使用的长征回忆录《红军长征记》，为理解剧中许多细节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史料。1936年8月，毛泽东等人发起征稿，邀请亲历者写下自己经历的战斗、行军与部队生活。两个多月里，编辑部收到200多篇稿件，总计约50万字。多数写稿人并非专业文化工作者，有人拿枪打仗，有人在墙报上才学会写字作文。编辑定下“绝不滥加修改，以存其真”的规矩，使这份形成于长征结束后不久的亲历者记录，保存了接近历史现场的独特记忆。
书中有人记录弹尽粮绝、战友牺牲，也有人写夜行军时的一路交谈，写在雪山上挖雪当作“冰淇淋”……回忆中有紧张、害怕和痛苦，也有高兴、兴奋与希望。此次剧中不少关于战友情、亲情和爱情的表达，使这类文字记载获得了具象而动人的呈现。文献与影像相互映照，红军在苦难行军中的乐观、勇敢和坚定，也因此显得更加真切。
这些细节拓宽了长征精神的阐释空间。革命乐观主义并非对艰难处境轻描淡写，它生长于对事业意义的确认，体现为身陷困境仍然保持生活情趣、求知愿望和未来想象。勇敢包含对恐惧的清醒认识，也包含明知代价仍然作出选择的担当。红军战士会疲惫、会牵挂亲人，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正因如此，他们在极端环境中的坚持才更有分量。青年观众在人物身上看见常情常理，进而理解他们何以作出超乎寻常的选择，精神认同才有了坚实的人性基础。
在思政教学中用好《伟大的长征》，不能停留在下载几段视频、补充几页课件。影视作品进入课堂，更深的价值在于推动“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讲遵义会议，可以先让学生回到此前的军事受挫和党内争论，考察不同主张的依据及其后果，再理解“伟大转折”何以发生。学生进入历史逻辑，结论便有了形成过程，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也不再只是需要背诵的概念。
青年在弹幕里“参会”，已经表现出进入历史情境的兴趣，课堂可以顺势组织他们核对会议文献和当事人回忆，比较剧中叙述与原始材料，讨论不同材料如何共同呈现历史。教师还可以选择一个普通战士的故事，让学生查阅相关年谱和回忆录，说明材料出处，分析人物选择。史料研读与影像观看彼此支撑，学生便能逐渐掌握从证据形成判断的方法，把一时的感动转化为稳定的理性认识。
九十年前，长征亲历者用自己的语言记录共同经历。九十年后，青年观众通过弹幕、评论、考据和再创作回应历史。媒介发生了深刻变化，主动讲述历史的主体意识却可以一脉相承。教师可以支持青年成为史料的核验者、故事的讲述者和意义的阐释者。一次观剧可以延伸为一项小型研究，再转化为同龄人愿意接受的短视频、播客、手绘地图或情景讲述。查证是学习，讲述也是学习。
尊重青年的主体性，也要对内容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形式越轻快，史实越需要扎实。短视频切片不能切断历史逻辑，网络热词不能抽离具体情境。高校可以把剧集内容、原始文献与纪念馆、革命旧址联系起来，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带着疑问走访，再将所得带回公共表达。教师既要容纳青年的困惑，也要帮助他们判断不同历史叙述的证据和逻辑，使朴素的情感认同逐渐上升为理性的价值认同。
这种价值认同最终还要回归现实生活。学业压力、求职焦虑与爬雪山、过草地不能简单类比，“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也不能代替对青年实际困难的具体分析。长征精神能够为今天提供的，是判断形势的智慧，是遭遇挫折后重新出发的韧性，是依靠集体寻找出路的方法，也是把个人成长同进步事业联系起来的价值自觉。青年由此获得的，是一种理解困难、组织行动并面向未来的能力。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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