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度妍谈《可能的爱》

作者：Ryan Lattanzio/Luke Georgiades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Indiewire/A Rabbit’s Foot

（2026年10月22日）

周日，李沧东携新作《可能的爱》 回归 ，韩国电影为此前一直沉闷的威尼斯电影节注入了活力。这是他自 2018年戛纳获奖作品《燃烧》之后的首部电影。这部新长片入围威尼斯主竞赛单元，并由网飞在全球发行。

影片讲述了两对夫妻——一对来自工人阶层，另一对则是更上流的资本主义代表人物——在一个关于下岗工人的纪录片项目中，生活逐渐交织在一起的故事。

《可能的爱》（2026）

李沧东是刻画令人不安、难以捉摸的人际关系剧的宗师，这部导演功力强劲的新作借鉴了克日什托夫· 基耶斯洛夫斯基 的作品风格，《可能的爱》也正是献给这位导演的。

《可能的爱》最突出的亮点、也是全片跳动的心脏，是全度妍饰演的美玉。美玉性格内向，在一家口罩厂打工，养活她的丈夫（薛景求饰）。丈夫失业在家，酗酒成性，还因不久前一场金属厂罢工的余波而饱受创伤。

与此同时，美玉在一个逐渐滑向剥削性质的纪录片项目中，向电影人艺智（赵汝贞饰）敞开了心扉。她还对艺智那位自视特权的丈夫尚宇（赵寅成饰）产生了一种既好奇又戒备的吸引。

全度妍的表演如同一只情绪的万花筒：她梳理着过往的记忆，面对丈夫在被裁员挫伤自尊等打击之后陷入的情感瘫痪，甚至还找到了操控艺智夫妇的方法。这一切在一场极具震撼力的海滨度假戏中达到高潮：美玉全身赤裸，正如全度妍在威尼斯告诉我的那样，用「自己身体的全部」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力量。

她的荣誉足以说明一切：她在《密阳》中对一位悲痛母亲毫无修饰的演绎，使她成为首位摘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的韩国人；在整个演艺生涯中，她几乎拿遍了韩国本土的所有奖项，从大钟奖到青龙奖。她演过情人、遭人冷落的母亲、妻子、刺客，也演过冷酷无情的蛇蝎美人。她既是本土的票房保证，又是国际艺术电影圈的宠儿——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她都是一位标志性人物。

《密阳》（2007）

问：你在韩国的商业片和艺术片领域都是明星，但我最熟悉你的作品是《密阳》，也就是你和李沧东导演合作的第一部电影。当时你们最初的交流是怎样的？又是什么促成了你们这次在《可能的爱》中再度合作？

全度妍：在和他合作之前，我只跟新人导演、初出茅庐的导演合作过。当和他合作的邀约传来时，我特别兴奋，期待着会发生多么美好的事情。对我来说，他不只是一位伟大的导演——他几乎就像一位明星导演。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为《密阳》），还没有剧本。听他讲了这部电影之后，我说：「好的，我非常愿意参与。」我也是宋康昊的粉丝，所以抱了很多期待。等我拿到剧本读了之后，我其实不太能理解这个故事，而且片中描绘的情感非常具有挑战性，非常难演。

直到和李沧东导演见面的前一天，我都还在犹豫该跟他说什么。我对他很坦诚，我说：「我真的很想和您合作。但是，我其实不太理解这个角色，也不太理解这个故事。」他说：「嗯，那很好。如果你说你理解，我反而不会相信。我们一起努力试试吧。」所以听他这么说，我以为他会给我很多帮助。可是到了片场，他却把我晾在一边，让我一个人去感受各种不同的情绪，独自去经历这一切。所以那时候我对他满心怨气。（笑）

问：你说过，在拍《密阳》时，他仍然期待看到你有更多的成长。他指的是什么？你可是拿了戛纳影后啊！

全度妍：当时他提到这一点，说我得展现出某种成长的迹象，我其实不太明白他的意思。我觉得自己演得挺好的，就像你说的那样，我当时想：「我还能在这个基础上怎么成长呢？」在一起拍《密阳》之前，我隐约意识到，自己一直是在为满足别人的需求和期待而表演——无论是表现悲伤还是快乐，我演的都恰恰是对方想要的。

通过和李沧东导演合作《密阳》，我开始质疑这一点：这是正确的表演方式吗？我当时真的有感受到什么吗？所以导演说需要看到某种成长的迹象，我想他指的就是这个。而现在，比起追求某种进步感、成长感，我们更关注的是：「我们彼此理解到了什么程度？在这样的理解程度上，会诞生出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在《可能的爱》中，更多闪耀出来的，是我们作为电影人之间的那份情谊。

问：你曾经提到，在拍摄《密阳》时，李沧东导演并不会给出演员明确、直接的指导，这让你当时对他颇有怨言。二十年过去了，他作为导演发生了变化吗？而你作为演员，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全度妍：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真正令我感到绝望的是：李沧东导演的创作方式对我而言确实非常陌生，但那时的我，作为一名演员，也充满了自我怀疑。

我当时饰演的是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可那时候，我既没有孩子，也还没有结婚。李沧东导演一直鼓励我在表演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但问题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感受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当时所经历的痛苦与困惑，竟然与角色正在经历的痛苦和困惑有几分相似。

直到拍摄结束，当我看到自己最终呈现出来的表演，以及李沧东导演所完成的那部电影时，我才开始一点一点地意识到，他当时真正希望我做到的究竟是什么。

问：李沧东导演在拍摄准备方面对你有什么要求？你们会进行大量排练吗？会不会观看其他参考片例？《可能的爱》向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十诫》系列中的一部作品致敬。你有没有专门观看那部电影？

全度妍：他不会要求我们在开拍前观看任何影片。正式拍摄之前，他也不会安排太多排练。他甚至不会说：「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剧本吧。」他会说：「我们一起来念念台词吧。」

而他对我们所有人提出的要求，不仅包括主要演员，也包括影片中所有的演员，甚至那些戏份很少的配角，就是：「不要表演，只需要像你就是角色本人一样，把台词说出来。不要刻意站在角色的立场上，去表现自己正在感受什么。只需要像角色那样去感受。拍摄过程中，难免会有需要反复拍摄多条的情况，但无论拍多少次，都要像第一次经历这一切时那样去完成。」

这些话听起来似乎非常简单，但实际上，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一点也不容易。

问：你和赵寅成所饰角色——也就是赵汝贞饰演的那位纪录片导演的丈夫——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片中有一场戏，两对夫妻一同前往海边度假，你们两人最后赤身在水中。不剧透地说，这场戏有很多层次，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她是在操控他吗？还是真的顺从了自己对他的吸引？

全度妍：那场戏几乎是整部电影的高潮。不过，当时我们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压力很大。其实我们原本应该按顺序拍摄海边别墅的那些戏，但最后却不得不从那场戏开拍。所以演员们其实还没有经历过之前在别墅里那些戏份的全部情绪，拍那场戏时压力特别大。

我们只排练了一次，从技术层面上说，我们预想这会极具挑战性。然而到了拍摄当天，第一条拍完，导演就说：「过。」而他是一个在片场很少说「过」的导演。所以我和赵寅成都非常惊讶，我们甚至反过来追问他：「您确定这样可以了吗？确定不用再拍一条吗？」

而且那也是一场一旦季节变了就再也无法重拍的戏。当时美玉内心经历的情绪，并不是愤怒——虽然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这样解读。赵寅成饰演的那个角色，真正代表的是资本主义，是那股主宰着片中所有人物生活的资本主义力量。而在那场戏里，她其实是在用自己身体的全部，去对抗这股力量。

问：李沧东以韩国曾经发生的一波大规模裁员潮，以及随后警方对工人罢工和抗议活动的镇压为故事背景展开创作。你是如何让自己沉浸到那个世界中的？

全度妍：事先我并没有做太多研究。现实中确实发生过一次大规模裁员事件。就我在韩国的亲身经历和了解而言，我知道当时为此付出了许多牺牲，这在韩国社会也曾是一个影响极其深远的重大议题。

不过，我并没有刻意去进一步了解那起事件的更多细节。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太过令人痛苦，越是深入了解，就越会感受到其中的沉重。所以，我想也可以说，我当时是在有意回避这件事。

然而，李沧东导演并没有回避这件事。他非常希望讲述这个故事，也希望正面直视这一段历史。因此，尽管这一真实事件构成了影片的创作动机，但电影真正呈现的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那些工人的生活故事。

当他们成为社会牺牲的对象之后，又该如何继续生活？他们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尤其是对许多人而言，工作本身就是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当这一切被剥夺之后，他们又该如何走出这场人生的劫难？

李沧东给出的答案，是通过爱来实现。

如何将一个关于失业工人的故事，转化为一个爱情故事？读完剧本时，我对此感到非常惊讶。

问：那段经历是否改变了你此后的表演风格？

全度妍：在和他合作之前和之后，我对表演的看法确实有了很大的不同。在拍《密阳》之前，我演戏是为了满足导演的要求——就他们对我提出的要求而言，把他们的杯子完全斟满。而在李沧东导演的指导下，我学会了专注于让自己满意。跟他合作，我明白了表演与其说是从哲学层面去思考该如何处理一个角色、如何分析一个人物，不如说是走进自己的内心，向片场上每一个鲜活的瞬间敞开心扉。

李沧东导演的工作方式对我很有帮助的一点在于，他鼓励我表达内心真实的感受。所以当我们终于拍到海里那场戏时，我觉得美玉所经历的那些情绪是不可能丢失的，因为它们和我真实的情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的情感由我自己随心表达。

问：《伤心街角恋人》是你的第一部电影，结果它成了现象级作品。作为一个刚入行的新人女演员，突然被推到韩国电影的中心，你对那段经历还记得些什么？

全度妍：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当时所有人都反对让我出演《伤心街角恋人》。那时我只拍过电视剧，而电影演员和电视艺人之间的差别很大。大家都知道，《伤心街角恋人》非常成功，所以那之后我才能继续主演电影。

《伤心街角恋人》（1997）

对我来说，拍电影相比拍电视剧的吸引力在于，我可以和观众一起在大银幕上观看最终成片。那对我来说是一种令人惊喜的体验，而能够继续这样做的想法激励着我。一旦体验过那样的成功，它就促使我认真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并明智地选择我接下来想参与的作品。

问：两年后上映的《快乐到死》一经推出便引发了巨大争议。你说过，当时身边所有人也都反对你拍那部电影。是什么让你坚持拍了下去？

全度妍：《快乐到死》在当时引发了令人震惊的争议。在韩国，女演员裸露出镜或进行如此大尺度的表演并不常见。拍摄时需要很大的勇气，电影上映后去面对公众，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我认为这些场景对于塑造角色是必要的，但韩国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社会，电影上映后，人们在银幕上看到的不是那个角色，而是全度妍这个人本身。

《快乐到死》（1999）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真切地认识到，韩国社会或许还没准备好接受那种程度的暴露。很多人会想象我在参与这部电影的过程中经历的种种艰难，但其实也有好的方面。那是第一次有导演问我，我对自己的角色正在经历的事情有什么看法。宝拉和《密阳》里的申爱非常不同，但这两段极具挑战的经历，也正是我真正爱上自己这份工作的时刻。

问：电影临近结尾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段落，你和赵寅成在海里围着彼此游动。面对这样一场充满微妙意味和灰色地带的戏，你是如何处理表演的？

全度妍：我当时很担心那场戏。由于天气多变，尽管那是影片的高潮戏之一，我们还是不得不比原计划更早拍摄。我很害怕自己无法捕捉到美玉所感受到的任何一种复杂情绪。李导演的工作方式对我很有帮助的一点在于，他鼓励我表达内心真实的感受。所以当我们终于拍到海里那场戏时，我觉得美玉所经历的那些情绪是不可能丢失的，因为它们和我真实的情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的情感由我自己随心表达。

问：在角色身上投入了如此多个人情感之后，你会不会发现，某些角色尤其难以让自己从中抽离？

全度妍：拍摄结束后，我从来没有觉得难以与自己的角色告别。她们始终留存在我的某个内在角落。我希望她们能够继续成为我成长的一部分。

我曾经以为，想要成为一名演员，必须拥有某种特殊的成长经历，所以我从来不允许自己梦想成为演员。这从来不是我的梦想，也从来不是我的人生目标。

如果表演就是我人生的终极目标，那么一旦我实现了它，我想自己反而会感到迷失。正因为它并不是我的人生终极目标，我才能继续享受这份工作。

问：反过来也是如此吗？

全度妍：我希望是。表演就意味着不断地改变，但这些角色全都来自我内心的某个地方。因此，每演一个角色，我都会发现自己身上一些新的、此前或许从未察觉的部分。这就是我当演员的原因。

问：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你可能会成为一名演员？

全度妍：完全没有。我出生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成长经历也非常普通。我以前以为，要当演员得有某种特别的成长背景，所以我从来不允许自己去梦想成为演员。这从来都不是我的梦想，也从来不是我的目标。如果表演是我的人生目标，那么一旦实现了，我想我会感到迷失。正因为它不是，我才能一直享受我的工作。

问：你还记得第一部让你开始用不同眼光看待表演的电影吗？

全度妍：我并不会因为自己是演员，就用不同的方式去看作品。有些表演我很喜欢，但我一般没有什么榜样。我更愿意把自己当作自己的榜样。在表演这件事上，我跟随的是我自己。

问：如今的导演们似乎非常信任你，相信你能驾驭抽象的指导。你说过，西蒙·斯通在戏剧《樱桃园》里也只是让你去找到角色那颗「纯净的灵魂」。

全度妍：西蒙是我合作的第一位外国导演，但我们是用韩语表演的，所以我很好奇他要怎么捕捉我的语言和情感。不过他非常善于和人打交道，也非常擅长驾驭语言。戏剧《樱桃园》对我来说是一场冒险。一开始根本没有剧本。我们一起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工作坊，他会让我们聊自己的私人生活，聊一些我觉得相当琐碎的事情。

《樱桃园》

我开始有些焦虑。我想尽快拿到剧本，开始着手准备。他说：「别担心，等你拿到剧本，你就不会觉得这个角色那么陌生了。」我不明白他的意思，甚至读完剧本后还是不明白。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他对我看得有多么透彻，并且把我身上的某些部分融入了他的创作之中。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纯净的灵魂。（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