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厨美食李迅雷系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刘欢和我同岁，1963年8月出生，比我早出生一个月。两个月前，当看到他病逝的消息，心里咯噔一下。我特别喜欢刘欢那饱满厚重且富有穿透力的声音，80年代末的时候，刘欢的歌响彻校园，“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雨雪搏激流”，迄今仍在我的耳边回响。
我天生不会唱歌，一唱歌就走调，但这不妨碍我对歌曲的喜欢。刘欢唱的那首《弯弯的月亮》是我最喜欢听的，曲调旋律舒缓而悠扬，歌词如水墨画一般荡漾着，让我回到了童年的家乡：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听说刘欢离世后几天，好多场音乐演出现场都唱起《弯弯的月亮》。
我念大学的时候，改革开放如火如荼，中国正处在“文艺复兴期”：各种西方文学、哲学的译著如潮水一般涌来，浸润着干裂的大地。《收获》、《十月》、《小说季刊》、《大众电影》等都是大家手中最常见的杂志——那时候的文学，被冠以“伤痕文学”，毕竟大家刚刚经历了长达10年的蹉跎岁月。
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直喜欢看小说，其实道理很简单，那个年代几乎只有纸质媒体。当我读了太多、太多的小说之后，发现一部巨著读下来，无非只是在叙述一、两个哲理，那还不如去读哲学。好在我当时在图书馆工作，看了好多哲学家的书，如萨特、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等，说实话，这些译著通常比较晦涩，读起来似懂非懂。
40年多前，中国流行朦胧诗。我觉得诗介于小说和哲学之间，简洁且朗朗上口，不少诗意味深长，富有哲理。例如北岛的那首《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如此悲怆的呼喊，勾勒出黑白颠倒的异化世界图景。
那个年代，我喜欢读北岛、顾城和舒婷的诗，其中顾城是最有诗人才气的。他的那首《远和近》,我认为是直觉与哲学之间天衣无缝般贯通，以极简的24个字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然而，顾城或许是一个偏执狂，1993年就自我了结了。他离世的时候，朦胧诗已经不流行了，朦胧诗也就流行了十几年，中国便进入了一个多媒体时代，从录音机的流行到录像机再到DVD的普及，似乎只跨越了10年多时间。
如果问现在的年轻人，你知道什么是伤痕文学，什么叫朦胧诗吗？估计超过80%回答不出来。但是，相信很多年轻人能够背出十几首唐诗宋词，因为能够流传几百年上千年的东西，一定是极品；能够被时代代代朗诵的诗句，也一定是因为能给大家带来共鸣。
一部《长安三千里》，道尽了诗人们的坎坷人生。那一年宫廷牡丹花盛开之时，唐玄宗让李白写诗助兴，还命杨贵妃给李白磨墨，李白即兴写下“清平调三首”，当朝的乐圣李龟年则按诗词吟唱——李白此刻该是何等的得意！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安史之乱后，皇家诗人们也流离失所。某一年，杜甫在长沙偶遇李龟年，感慨万千：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李龟年不仅与杜甫、李白有神交，也与王维的关系甚好，王维的那首《相思》，居然是送给李龟年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李龟年后来无论到哪里，都会唱这首诗，终于唱红了长安城，成为千年名诗。
当那些走出宫廷的诗人们和他们的诗与歌一起流入民间，并被口口相传后，就成为传世佳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歌曲是最容易被传播的，因为它不需要借助文字便能口口相传，尤其到了互联网时代，传播的速度都是几何级增长。例如，刘欢给不少电影歌曲演唱，往往电影被淡忘了，而他的歌却一直被传唱。又如，30年前的文学佳作很少能被那个时代的人提起，但30年前的歌曲则老少都能唱。这是因为歌曲的受众要比文学作品的受众多千万倍，一本小说读一遍就差不多了，但一首歌你会反复听和唱。
我念大学的时候，买了一本复旦诗社社长许德民主编的诗集《海星星》，他的那首代表作《紫色的海星星》，我非常喜欢。
紫色的海星星：就连我也开始后悔/不该用你凝固的眼泪/装饰说不出话的墙壁/竖起一座小小的墓碑/并不是所有的伤害都是蓄谋已久的/我的心是你的珊瑚林/当猜谜晚会结束的时候/你会升起来/走向西山顶......
30多年过去了，有一次我终于见到了许德民老师，便请许老师吃饭。才知道他早已不写朦胧诗了，而是改写抽象诗，画抽象画。但由于绝大部分人的思维都是具象的，只看得懂具象画作，故抽象画一直比较小众。我曾去参观过国外好多博物馆和美术馆，只要是抽象画的展厅，观众就很少，正是所谓的曲高和寡。不过，许德民老师沉浸于他的抽象画，乐在其中，有何不好？
在国内那么多流行歌曲中，我当然喜欢怀旧的，因为年龄的原因。除了喜欢同龄人刘欢的歌，我还喜欢李娜的歌，她的《青藏高原》、《走进西藏》，我不知听了多少遍。2004年我在西藏旅游的时候，由于高反整夜失眠，但第二天上车赶路时，却仍精神焕发，跟着她的录音唱，一路高歌。
李娜也是1963年出生的，比刘欢早出生一个月，比我早两个月。1963年，是中国有历史记载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只可惜李娜1997 年就在五台山的普寿寺出家了，从此再也听不到她空谷回荡的天籁之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藏在心里，只讲给自己听。别人家说她出家了，她却说她回家了。她回到了她心中的家，陪着她的老母亲，一定很温暖。
内蒙的鄂尔多斯大草原，我曾去过好多次，腾格尔的那首《天堂》同样让我陶醉：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绿绿的草原，那是我的家……故乡就是每个人心中的天堂，天堂就是自己向往的家。天堂里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名利得失，他用最大的力气，唱出了最轻柔的声音。草原很辽阔，天堂很悠闲，但人生注定多磨难，50多岁的腾格尔，女儿却在六岁那年夭折了，他也逐渐淡出了歌坛。
我最喜欢的歌唱家中，现在还在作词作曲、还在开演唱会，且被千万听众追捧的，就数刀郎了。他的那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陪着我游遍了天山南北。记得2006年10月我第一次来到喀纳斯，就遇到了当地的第一场雪。“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特别喜欢这种口语化却非常具有画面感的歌词。
刀郎每一首歌都是自己作词作曲，太有才了。那首《德令哈的一夜》，他是在合肥首场演唱，唱得令人心碎。人生有太多的不如意，“你再等一等，你再忍一忍”，让千万歌迷为因爱殉情的诗人海子而流泪。
海子写完“姐姐，今晚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我把石头还给石头”，就永远消失在夜色中，而他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却成为多少人在失落和无奈时聊以自慰的一缕温暖阳光。
还有一位知名度不如刀郎，也是自己作词曲的歌手叫赵雷，他是86年出生的，作词的功力当然稍逊刀郎。我是因为他的那首《成都》而关注到他，这首歌的歌词，十分贴合成都这座充满烟火气的西部最大城市。
很难想象，一个外乡人居然把成都给唱红了。赵雷曾经在成都的小酒馆演唱助兴，2014年创作了《成都》这首歌。2014年，中国正处在城镇化的高潮中，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其中大部分人都还居无定所。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还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插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走过小酒馆门口”，这样的歌词，能不引起中国三亿进城打工仔的共鸣吗？
在我看来，赵雷唱的《成都》其实不只是成都，而是中国所有的城镇，2010-2014年那个时间段，每年大约有超过1000万的年轻农民工进城打工——“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交织着多少年轻人的彷徨、梦想和情感，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我看过好多遍成都交响乐团和费城交响乐团双团合奏的《成都》视频，这应该是中国第一个“地下通道歌手”的歌被改变为交响乐而传播到全球。18年前，我曾在费城的音乐厅听过很多次各大著名交响乐团的演奏，但大部分国外名曲都似懂非懂。而这部《成都》的交响乐我完全听懂了，因为我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刘欢曾对“中国好歌曲”评选活动中赵雷的创造歌曲《画》的歌词赞赏不已，我听过这首歌，赵雷“画”了一个月亮，还有月亮下的房子和房子里的床，画了一个姑娘陪着他……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眼前却浮现出另一张画：那是一个伊拉克战争中失去母亲的女孩，在孤儿院里用粉笔画了她的妈妈，画好后她小心翼翼地把鞋子脱掉，安静地躺在“妈妈”的怀里，进入梦乡。我觉得，这是一张控诉战争罪孽的画，战争让无辜的平民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90年代我在大学工作的那段日子里，偶尔看了取材于余华小说的电影《活着》。这部电影对我触动很大，为何战争已经结束了，死亡的阴影仍挥之不去？来到世界上的每个人的生命都应该受到尊重，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清晰地记得，2019年4月29日，我在某个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余华，他那天话语不多。会议间隙，我向我崇敬的余华老师表达了对《活着》的理解和感受。2021年，我在拙作《趋势的力量》后记中，把这段感受写了进去：投资资本市场势必会浓缩人生，同样会遭受很多精神上的磨难和煎熬，需要忍耐，只有活下去才有未来。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余华老师在收到我寄给他的拙作后，立刻给我寄出了他写的四本小说，而且每一本都签了名。
然而，直到今年，我才有点明白第一次见到余华的时候，他为何沉默寡言、有点失落的样子。或许那一天正好是他朋友的受难日，而他的朋友，恰好也是我的朋友。世界很大，世界也很小；人生很长，人生也很短。即将过去的2026年，又有几位老友提前下车了。
此刻，我正坐在驶离成都的高铁上。昨夜的成都，秋风细雨；我吃完晚饭，走到玉林西路的尽头，想进到小酒馆去坐坐，可惜已经满位了。成都多雨，灰蒙蒙的天，热气腾腾的火锅店，还有悠闲散步的平民百姓。
而我的故乡也多雨，洗刷着青砖瓦房，我撑着油布伞去上学，穿过窄窄的雨巷。正如戴望舒写的《雨巷》一样，悠长、悠长而朦胧。木心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我也很怀念老家的大饼油条，还有年糕团、粢饭糕。
乌镇的木心美术馆我去看过三次，木心也曾三次入狱。木心最后一次出狱的时候，据说脸上没有半分怨气，也无丝毫愤怒，只是淡淡说道：“诚觉世事尽可原谅，但不知去原谅谁。”
苏轼的《明月几时有》一词中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从生向死，是每个人的必然经历，因为这是自然规律。但每一个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不要让短暂的生命饱受战争之灾，折腾之苦。
当我看到刀郎哽咽着清唱《德令哈一夜》，当伊拉克的那个小女孩在冰冷的地上画上了妈妈，当木心在监狱里写下“白天是奴隶，晚上是王子”，当余华笔下的富贵失去了一个又一个的亲人……我感受到的是生命的脆弱与顽强，战争带来的残酷与坎坷，还有不该发起的“运动”给和平年代带来的巨大创伤。北岛质疑：“冰川纪已经过去，为何到处都是冰凌”？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一首不带豪言壮语的歌居然能唱火了成都，传遍大江南北；一首并不承载历史辉煌、并没有贴上任何标签的歌打动了亿万人的心灵，或许因为他唱的是人间烟火，它引起了寻常百姓的共鸣。
（写于成都开往西安的高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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