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厨美食
九十年前，一支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的队伍，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九十年后，六十集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在央视一套开播。很多人以为这是部“任务剧”，抱着“看看就好”的心态点开，结果一集一集追下来，弹幕里刷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看一集，哭一集”。
《伟大的长征》凭什么让人“后劲”这么大？在笔者看来，不单是因为它题材天然动人，更是因为这部剧把“伟大”两个字，放到了泥泞的路面上、半条被子上、一碗凉透的梅菜扣肉饭上，聚焦到一个个鲜活、真实的个体人物上。全剧通过叙事上的“大”与“小”、情绪上的“抑”与“扬”、人物上的“形”与“神”，承载起关于“伟大”的叙事。
文|古若村
大处见山河，小处见人心
《伟大的长征》的“大”，体现在它是第一部构建了“全景式长征”叙事格局的电视剧。它把长征题材从过去惯常的“一个点”“一条线”叙事，拓展成了“一张网”的全景式呈现。作品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同时平行铺展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征程，把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红军游击队、陕北红军的革命脉络尽数纳入。这种宏大的叙事格局，也让观众更深刻地体悟到，长征从来不是一次预先规划好的行军，而是一群人在极端被动状态下，不断调整方向、反复研判、抉择的艰难求索。剧里常在春节、中秋这样的时间节点上，把各路红军在同一时刻的不同处境并置呈现，这种横向呼应让观众第一次直观地感觉到：长征不是一支队伍沿着一条路的线性冲刺，而是多支革命力量在彼此隔绝中寻找方向、互为犄角的历史合奏。
《伟大的长征》的“大”，还体现在对典型事件的重点叙述。湘江血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这些教科书里的名词，不仅以宏大的战争场面呈现，在剧中还被还原成一场场有前因、有争论、有过程、有代价的具体战役。尤其剧中对通道、黎平、猴场、遵义、扎西、苟坝、会理、两河口等一串会议的呈现，没有拍成枯燥的会议纪要，而是把每个会都放回当时的军事绝境里一一让观众看见，历史不是“必然如此”地走到了此处，而是一群人在一个个不眠之夜的争执、妥协与自我否定中，一步一步逼近了正确的答案。难怪不少观众说自己追剧更像是“每天准时参会”，这五个字背后，说明导演把决策过程拍出了悬念、拍出了情感。
《伟大的长征》能够动人，还鲜明地体现在它在“大”的基础上做到了“大而不空”“以小见大”。
该剧的总编剧陈晋提出“大处立格局，小处见真情”的创作理念，这在剧中比比皆是。全剧开场就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场景：昏黄的油灯下，一双手在编草鞋。镜头拉开，观众才看清编草鞋的是毛主席。没有千军万马，没有主席台，没有恢宏配乐，一位后来改变了历史的伟人，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荧屏上。这种由“人”到“伟人”的塑造进程，很快拉近了人物与观众的距离。类似细节贯穿全剧。比如“小孩喝咖啡”：李德让当地孩子尝咖啡，孩子吐了，毛主席走进来淡淡一句：“咖啡是好东西，可是当地娃娃喝不惯，那就好心办错事了。”一句家常话，把“教条主义脱离中国实际”这个大道理，落在了孩子吐咖啡这个具体的感官经验上。历史逻辑不再靠旁白宣告，而是沉淀为具体的人的身体反应。
张永新导演还特别擅长以意象化的细节处理彰显革命的浪漫主义。在娄山关战役一集中，鲜花、战马、《忆秦娥·娄山关》三个意象层层递进，把一场铁血战斗拍出了诗性。鲜花似是血染的另一种形态，红军战士倒下的地方，崖壁上的山花开得正烈，鲜血在镜头里被花接住，这不是生命的消失，而是一种转化。战马则是牺牲的见证者与生者的替身，这匹战马从湘江尸横遍野的战场走来，到娄山关硝烟散尽时满身创伤、遍体血迹地缓缓走出，马蹄踩在散落的弹壳上发出细碎声响，毛主席词中“马蹄声碎”四个字，被一只马蹄和一堆弹壳具象化了。而《忆秦娥·娄山关》的落点更见诗心：毛主席伫立关口，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吟出“长空雁叫霜晨月”。据张永新导演介绍，这份壮美背后还含着“主席没有流下来的那滴泪”。这三种意象层层递进，让牺牲者以花、马蹄、词句的方式继续“在场”，这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
抑到深处，扬才有力量
如果说叙事是这部剧的骨架，那情绪就是它的呼吸。短视频时代，观众习惯了获取“及时爽感”的观影体验，《伟大的长征》以极大的魄力与野心“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控制情绪的涨落调动观众的观看体验。
全剧前几集是极其压抑的：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毛泽东被排挤、深夜赶写调查报告累到恶性疟疾发作晕倒；博古、李德拟定留守名单，竟把毛泽东都列了进去；再到湘江战役，数万英魂长眠，特写镜头配合音效，把极致的惨烈与悲壮直接推到观众眼前。这一幕幕情节，观众心里的憋屈和剧中人的憋屈是同步的。
正因为抑得够足，扬的那一下才有雷霆之力。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当这些“扬”的时刻到来时，观众不是被强光晃了一下，而是被前面那些漫长压抑的积蓄真实地托举起来。正因为前路那样渺茫、牺牲那样沉重，“北上抗日”“胜利会师”的曙光才显得弥足珍贵。
更见功力的是，全剧在大开大合之间，还埋着许多细水长流的情绪支点，让情绪在细微处流转。当毛主席一次次被博古、李德否定，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革命战友的理解、支持，让压抑的气氛被动人的革命情谊缓解；再如，13岁的谢兴国父母双亡后毅然选择跟上队伍、易荡平在湘江战役后让小战士“把红五团的种子活着带出去”等细节，都在低沉压抑的氛围中让观众不断感受到向上的力量。娄山关大捷后，观众终于体验了一次胜利的喜悦，而邓萍却牺牲在了遵义老城战斗中，彭德怀端出给他留的一碗梅菜扣肉饭，人却再也回不来了，胜利的高音里突然落下一个重重的低音，牺牲者的价值、观众的悲悯，在一升一降的情绪里奏响。
以细节赋形，以精神铸魂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往往绕不开“形神”这一核心命题。过往不少同类作品，习惯于把重心放在复刻历史人物外在样貌、标志性举止上，追求视觉层面的“像”。《伟大的长征》在人物塑造上跳出了这一单一思路：用神似带动形似，传递革命先辈的初心使命。剧集不把人物简化成教科书里的概念符号，而是以扎实的叙事细节为人物赋形，以人物内在的信念、挣扎与温情铸魂，让从高层领导者、红军将领到普通战士、百姓的每一个角色，都拥有完整的生命质感。
所谓“形”，是人物可被看见的外在状态，不是脸谱化的装扮，而是根植于长征严酷环境下的生活细节。剧中人物的“形”，藏在无数日常化、有烟火气的动作之中。比如毛主席在瑞金为儿童团员系紧草鞋，俯身的姿态、放缓的语速，勾勒出他在重压之下仍存有的柔软。
仅有外在之“形”，人物依旧单薄。真正让角色站立起来的，是内在之“神”，是人物在绝境之中流露的情感、矛盾、坚守与信仰。剧中对毛主席的塑造，抓住了一个“人”在绝境中的存在状态：得疟疾时身体的颤抖、战事失利时的忧心、意见不被接受时的愤怒，以及家庭生活中洗脚、吃饼渣的温情，这样一个伟大领袖形象让观众可知、可感、可信。另外，剧中周恩来的隐忍、顾全大局形象，朱德的宽厚坚毅形象、彭德怀的敢怒敢言形象等，在对手戏和群戏中相互映衬，使人物形象愈发丰满深刻。
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剧的“神”不只给了领袖，也给了普通战士、百姓，用这些小人物的光环，撑起了整部剧的精神底座。小红军谢兴国，便是很好的例子。他的“形”，是一张被风吹日晒得黝黑的少年面孔；他的“神”，既有少年独有的天真，也有目睹战友接连牺牲之后，慢慢沉淀下来的坚毅。山洞里的伤病员为了让谢兴国赶上部队，把最后一点粮食全部交给他，透过谢兴国那双黑亮的大眼睛，观众看到的是长征途中普通人的牺牲、勇毅与无畏。
剧集对蒋介石等人物的塑造，摒弃了脸谱化丑化的思路。剧中他常以不停走动的姿态出场，表面看似张扬、从容，实则是对他紧绷、不安的心理写照。他手握重兵、熟稔军事谋划，对围剿有着笃定的盘算，却深陷军阀派系掣肘、主观预判脱离战场实情的困境。当红军跳出预设包围圈，他的自负转为焦灼与震怒。这种复杂刻画，让双方的战略博弈更具历史张力，反衬出长征突围的艰难。
九十年前，那群比我们更年轻的人替我们把最难的路走了。九十年后，一部剧让这条路重新铺展在我们眼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这大概就是《伟大的长征》最想说的，也是它真的说进了观众心里的一句话。
（作者为山东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监、《伟大的长征》文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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