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丨日本黑帮与准武士之道

The Yakuza and the Way of the Would-Be Warrior

几代以来，日本黑帮一直自诩为武士的传人——这种神秘光环使他们在与政界、警方及大企业勾结的过程中得以蓬勃发展。

本文即将刊登于2026 年 10 月 19 日的《纽约客》杂志印刷版，作者：巴德学院教授Ian Buruma著有《活下去：柏林 1939-1945》等书籍。

银幕上，身着和服的黑帮分子以刀剑捍卫荣誉。而现实生活中，他们更青睐敲诈、勒索与政治暴力。摄影：Bruce Gilden / Magnum

上世纪七十年代，作为东京的一名电影系学生，我曾在那些通宵营业的电影院里度过许多令人愉悦的时光，观看一部又一部经典的日本黑帮影片。这些破旧的小影院隐匿于新宿的后巷之中，空气中弥漫着尿味与陈腐的烟草气息。被烟头烫焦的座椅上，不仅坐满了铁杆的黑帮片迷，还有些衣衫褴褛的男子，为了找个过夜的栖身之所，在一连串暴力场面中鼾声如雷。

那些经典的黑帮电影大多由东映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拍摄，主演多为山口组题材的行家里手，比如在众多影迷心中被称为“健叔”的高仓健；影片遵循着一套简单的套路：邪恶的黑帮分子是身着细条纹西装的资本家式暴徒，动辄持枪火拼，与不法商人和腐败官员勾结紧密；而正义的黑帮则身着和服，以武士刀相搏，秉持传统，受“义”与“仁”——即责任与人性——的驱使。为了替受屈者复仇、重振名誉，像健叔那样的正派黑帮分子往往孤身踏上一场近乎自杀式的终极对决，与穷凶极恶的对手殊死一战。这一高潮场面甚至能唤醒一些昏昏欲睡的观众，他们情不自禁地对着银幕高声喝道：“该死了！”

那些通宵营业的电影院，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产物。而银幕上放映的，是一个早已不复存在的世界——倘若它曾经存在过的话。这些影片充满暴力、情节老套，却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关于传统日本的幻想；这种日本与当代东京那片霓虹闪烁的钢筋水泥丛林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后者，真正的黑帮分子靠敲诈勒索、卖淫嫖娼、军火走私和恐吓勒索来牟利。当然，将亡命之徒塑造成一位恪守道义的英雄这一叙事母题在世界各地都可见，但日本版本尤其沉溺于怀旧情绪。六十年代的黑帮电影与其说与美国的黑帮片相似，不如说更接近经典西部片。约翰·韦恩和加里·库珀，正如“健先生”一样，常常扮演着不合时宜的孤胆英雄，他们来自一个正在被冷酷的现代化进程——贪婪的银行家、铁路业主、大都市政客——所摧毁的、日渐消逝的阿卡迪亚。在日本，或许甚至比在美国西部更为如此，亡命之徒的神话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与经济变革的惊人速度。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黑帮与那些塑造其自我形象的电影始终紧密相连。20世纪20年代，一位黑帮头目曾在无声电影中饰演亡命之徒；后来，一些黑帮分子也通过扮演此类角色而跻身影坛。东映公司与日本最大的黑帮组织山口组关系密切；20世纪70年代初，该组织头目的儿子还参与拍摄了一系列歌颂其父的传记式影片——片中父亲一角由“健先生”饰演。而现实中的罪犯们则纷纷效仿银幕上那些充满幻想色彩的黑帮人物的行事风格。

传统主义的亡命之徒为正义而战的梦想，远比电影的历史更为久远。正如安德鲁·兰金在其引人入胜的新书《黑帮：日本地下世界的四百年史》（Basic出版社）中所指出的那样：“几个世纪以来，日本黑帮一直以武士文化为蓝本塑造自身形象，并佯装恪守一套骑士精神与荣誉准则。”

兰金将这一神话追溯至公元前100年左右，当时中国第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曾记载过一些劫匪，他们“竭尽全力恪守所订之约，丝毫不虑自身安危”。而在塑造日本黑帮式作风方面，更具影响力的则是十四世纪的中国小说《水浒传》——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十二世纪的一群绿林好汉，他们劫富济贫，保护百姓，与贪腐暴虐的官吏作斗争。

兰金对日本黑社会的研究，实际上始于十七世纪初。德川幕府结束了连绵不断的内战，在其铁腕统治下长达数个世纪的和平时期里，那些受过武艺训练的武士们失去了许多施展身手的机会。许多武士转而投身官僚仕途，唯有罪犯仍以暴力为生。这些失势的武士，有时还与来自各行各业的街头混混相结伴，自命不凡地摆出一副侠义武士的姿态。正是在这一时期，用兰金的话来说，“日本大众文化中的某些元素开始从亡命之徒或游走于犯罪边缘的人身上，寻找英雄主义、忠诚与自我牺牲的典范。”而在一个日益安定、日趋商业化的社会里，赌徒、劫匪与消防员则为人们提供了冒险与豪勇的迷人表象。

后来被称为“武士道”的诸多内容，亦是在十七、十八世纪逐步成型的。最为著名的武士道典籍《叶隐》——由一位从武士转而为文职人员的士人于十八世纪初撰写——以极为详尽的笔触规定了何谓高尚的武士之道。然而，这其实不过是一种风雅之态、一种表演式的姿态，颇似中世纪晚期欧洲的比武竞技：那时，骑士之间的格斗早已演变为一场关于骑士精神的展演。

尽管自十八世纪起，中国经典绿林好汉故事的日文译本便已广为流传，但真正最具影响力的图像却出现在十九世纪初——当时，歌川国芳等艺术家创作了一系列版画，将这些“罗宾汉式”的人物以繁复的全身纹身加以描绘。这些版画掀起了一股纹身热潮，其所引领的风格也与日本的黑社会紧密相连。时至今日，一些黑帮分子仍会在全身纹上精美的图案；而这种与黑帮的关联依然根深蒂固，以至于日本的大多数公共浴场、游泳池和桑拿房都拒绝接待有纹身的顾客。（这在举办国际体育赛事、来自海外的运动员与球迷携纹身登场时，往往会带来诸多不便。）

随着日本在十九世纪中叶步入政治动荡时期，犯罪团伙以一种新的方式发挥了作用。1854年，由马修·佩里准将率领的美国舰队迫使日本开放港口，接纳外国船只，使日本的脆弱处境暴露无遗。惊慌失措的日本精英大致分化为三派：一派主张向外国人示好，接受不平等条约；一派誓死抗击“蛮夷”；还有一派则试图在抵御外敌的同时推进国家现代化，以应对进一步的外来侵扰。幕府政府选择了妥协退让。而那些对幕府的让步深感愤慨的激进派，则力主与之对抗，推翻幕府，改行天皇统治。改革派则力求拖延时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德川幕府当局委托犯罪团伙代为与激进派交战。

这一联盟是日本每当陷入政治或经济动荡时期时便会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的早期例证。兰金写道，每当国家权力遭到削弱之时，政治领袖便会邀请黑帮头目“走出地下世界，与国家机关公开合作，以遏制那些难以管束或具有颠覆性的势力”。由此，犯罪分子与官方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格外密切；而对逝去往昔的怀旧式追忆，则会给人以一种虚假的连续性错觉。

这种合作的历史，促成了日本犯罪独具一格的形态。长期以来，街头的轻微犯罪极为罕见，部分原因在于犯罪活动往往高度组织化。正如人们常用来形容那些黑手党势力强大的纽约社区那样，运作严密、层级分明的黑帮乐于掌控街头秩序，而对那些行事暴力却缺乏组织的“散兵游勇”则不屑一顾。在日本，这意味着不仅黑社会组织与执法部门之间存在着大量勾结，而且犯罪与政治——尤其是右翼政治，尽管并不限于此——也呈现出相当程度的重叠。这些现象并非日本所独有，但在日本却尤为突出。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曾采访过一位黑帮头目——他举止彬彬有礼，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用金色烫印着其帮派的名称。他店堂的墙上挂着一幅颇为炫目的书法作品，那是一幅以汉字“诚”为题的墨迹，笔法洒脱而富有韵味。茶水由几名身着拖鞋、步履轻盈的帮众奉上。我注意到另一位客人也在啜饮着茶。他话不多，但当那位头目向我大谈骑士精神、忠诚之道以及古老的武士准则时，却总是礼貌地颔首致意。后来，这位沉默的男子被介绍给我，原来正是当地的一位警察局长。

这一幕正是昔日黑帮与国家之间那种旧有格局的现代回响。然而，德川幕府所倚重的那些“犯罪帮凶”却是在为一场注定失败的事业而战。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幕府政权轰然倒塌。天皇被扶植为东京的绝对统治者——至少在名义上如此——而日本则以惊人的速度步入现代化进程。曾经赋予武士阶层特权的旧有等级制度被废除；日本精英们纷纷改穿欧式服饰、习染西方礼仪：跳交谊舞、吃肉、欣赏古典音乐会，诸如此类。大企业与工业蓬勃兴起。正如兰金所指出的，急剧的社会变革与西方势力的涌入，更使得黑帮有充分的理由去“塑造一种怀旧的形象，将自己包装成旧时封建秩序的维护者”。

然而，现代化的经济也为有组织犯罪带来了新的机遇。黑帮不再局限于赌场和妓院聚集区，而是大举渗透到其他行业——其中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新兴的牟利手段包括：为新兴产业提供廉价劳动力、掌控各大港口城市的码头、向贸易公司勒索钱财，以及受雇于政党以恐吓竞争对手的选民。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日本帝国向海外扩张，犯罪活动也呈现出国际化特征，黑帮甚至将日本年轻女性贩运至东南亚的妓院主手中。

为了美化从事此类肮脏勾当之人的公众形象与自我形象，各种伪传统的仪式与典礼或被复兴、或被杜撰出来。黑帮成员一旦出现纪律松懈，便以将犯错者的一根手指用丝绸包裹后奉上，以此向对方谢罪。黑帮头目的葬礼更是极为隆重，往往有政界要人与商界领袖出席。从某种意义上说，犯罪活动那冷酷无情的现代性，恰恰需要一种经人为建构的新式传统作为外衣。这也正是为何许多经典的黑帮电影都以十九世纪末为背景——那时，西装革履的恶棍与身着和服的正派人物之间的鲜明反差，为戏剧张力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黑帮还通过帮助那些当局无力或不愿处理的普通民众，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声望。他们调解地方纠纷，在银行拒贷时提供贷款，并保护企业免受其他犯罪势力的侵害。19世纪末，当民主派人士呼吁扩大公民权利时，一些黑帮甚至出面维护他们的集会安全。

然而，来自黑帮的庇护与援助往往代价高昂。而所谓黑帮站在普通民众一边的说法，也往往不过是幌子而已。事实上，他们对权势显赫的政治与商业利益集团的帮助要大得多。与世界各地的犯罪组织一样，日本黑帮普遍趋于保守。1918年，由于大米等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一发不可收拾，民众掀起暴动；当时，黑帮便被雇佣来镇压抗议者。此外，他们还常被征召去平息产业罢工，并向工会组织者施加压力。

在俄国革命之后，随着左翼政治势力的兴起，黑帮分子的反动精神对当局尤为有用。日本黑帮组织了诸如“国粹会”之类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旨在铲除所谓有害的外来思潮。一些黑帮头目甚至进入了议会。其中一人最初靠借自其妹妹经营的妓院的钱起家；另一位名叫小泉又次郎的人物，背上纹着一条红龙，早年曾在某海军基地的造船厂里以硬汉形象闻名。（他的孙子小泉纯一郎于2001年至2006年担任日本首相。）

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充斥着政治暗杀、军事政变失败、对中国残酷入侵以及对20年代相对自由主义的极右翼反动的十年——日本黑帮以极大的热情拥抱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政治极端主义与有组织犯罪日益交织在一起。兰金特别提及了酒井荣造这位敲诈勒索者的非凡生涯，他创立了“大日本正义会”。酒井雇用手下以暴力手段镇压罢工，在他的行当里这本是司空见惯之事。更为不同寻常的是，他对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情有独钟，甚至将该组织的制服加以改造，用于自己的帮派。战间期，酒井曾多次前往罗马拜会他的偶像。兰金写道，他曾向“领袖”赠送了一套武士盔甲，并誓言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建立“永恒的精神同盟”。而在柏林，他曾在一群咧嘴而笑的冲锋队队员簇拥下，与海因里希·希姆莱有过短暂会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黑帮而言并不景气。妓院被关闭，愿意赌博的人也寥寥无几。经济已全面置于军方管控之下。一些帮派被迫关门，数位黑帮头目更是倾家荡产。兰金提到一位名叫“胖胖·筱野”的人物，其手下直到参加他的葬礼时才得知他已一贫如洗，据说这一发现令他们倍感尴尬与羞愧。

兰金对那些在中国沦陷区与日本统治下的中国东北蓬勃发展的日本神秘犯罪企业家着墨不多。他们的非法勾当——包括掠夺、鸦片贩运以及其他种种——往往并非由老牌黑帮成员经营，而是由一些靠关系、善于运作的政治掮客所掌控，他们利用自己与日本帝国陆军的千丝万缕联系谋取私利。不过，兰金确实提到过一个名叫儿玉誉士夫的凶狠人物：他在华期间为日本情报机构效力，同时从事毒品与走私品交易。战后，儿玉被美国占领军以甲级战犯嫌疑人的身份拘押，但最终未受审判即获释。此后，他凭借战时的人脉，先后充当黑帮与右翼政客之间的掮客，并一度成为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对象。（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场牵涉田中角荣首相与洛克希德公司的贿赂丑闻，为他那跌宕起伏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儿玉与另一位同样行迹可疑的人物——笹川良一——关系密切。后者在沦陷时期的中国也赚得盆满钵满，并在战后那个介于官方、右翼煽动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暧昧地带中纵横捭阖。与酒井一样，笹川也是墨索里尼的狂热崇拜者，并组建了极右翼的“爱国党”。他同样因涉嫌甲级战犯而入狱，还常常自诩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法西斯分子”。获释后，他又通过将摩托艇赛事改造成博彩业，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财富。笹川从不装作现代武士的模样，而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位慈善家，向各类事业慷慨解囊——其中不乏值得称道的公益项目——并寄望借此赢得诺贝尔和平奖。尽管这一奖项最终与他失之交臂，但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仍矗立着一座他的半身雕像。

日本战败后的数十年，正是黑帮的黄金时代。那些几乎被美军炸弹夷为平地的城市亟待重建；黑市迎合着绝望民众的需求，漫天要价。从日美军需中掠夺而来的枪支随处可见。由于战争中大量男性丧生，妇女普遍贫困且多为单身，于是纷纷投身卖淫业；其中一些被称为“潘潘女孩”的女子专为美军士兵服务，另一些则服务于本地男子。此外，一种名为“海洛邦”的甲基苯丙胺交易利润丰厚。而大批身经百战、失业的退伍军人，则为黑帮组织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新鲜血液。

20世纪40年代末期，为经典黑帮电影提供了又一钟爱的叙事背景。那种侠义气概的黑帮分子形象，既有助于抚平战败带来的屈辱记忆，又蕴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这种意象在那些以黑市、贪婪的美国人以及“潘潘”女郎为舞台的影片中被加以利用。在此前数十年间，日本曾大量征用朝鲜等地的劳工——往往是在胁迫之下——让他们在工厂与矿山中从事劳动，且工作条件通常极为恶劣。战争结束后，许多人返回故土，但也有人选择留下。他们组建团伙，在满目疮痍的街巷间与日本本土黑帮争夺地盘。到了20世纪60年代，黑帮电影所渲染的历史版本更是将这一矛盾夸张化：外国黑帮分子竟被描绘成受到美国占领军庇护的势力。在银幕上，这种族群间的对立使得“健先生”等身着和服的黑帮头目得以被塑造成纯粹、真诚、满怀爱国热忱的英雄，他们不仅对抗凶残的外来者，也与当地持枪的黑帮分庭抗礼。而这类娱乐作品的政治取向，则折射出战前及战时日本那些充斥着犯罪、奉行右翼路线的组织的特征——高度沙文主义、等级森严，并对西式现代性抱持敌意。

在现实生活中，黑帮并不总是如此排外。例如，大多数犯罪集团对韩国籍新成员的接纳程度，都比主流企业更高。那些属于传统贱民群体——部落民——的成员，由于从事佛教徒视为不洁的职业，如屠宰牲畜等，也在黑帮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以至于维护贱民权益的政治组织常常被黑帮所利用。（掌控肉类行业是一项利润丰厚的营生，尽管这并非电影所呈现的黑帮生活的一面。）与此同时，在20世纪中期的日本，政界与商界人士仍会雇用黑帮承担各类任务。1960年，当人们筹划艾森豪威尔总统访日时——尽管此行最终被取消——东京市区的警力不足以保障其行进路线的安全，于是便动用了黑帮协助维持秩序。

尽管黑帮电影乃至黑帮组织本身都带有反动的政治色彩，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健先生却在左翼学生抗议者中极受欢迎。那些反战的学生究竟与这位不合时宜的黑帮英雄有何共同之处呢？说到底，他们和那位孤僻疏离的黑帮人物一样，都痛恨那些操控经济繁荣、贪腐横行的政客与见不得光的商人。更重要的是，这些抗议者对美国在战后日本政治与文化领域所施加的支配深感不满，尤其是在越南战争期间。而他们自身又从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中获益，并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这更令他们的怨愤与日俱增。于是，手持一把武士刀、怀着一腔道义凛然，闯入资本家集团那座现代化写字楼——这样的念头，便平添了几分浪漫的吸引力。

在某些情况下，学生激进主义甚至蔓延至黑社会组织的活动之中。我曾遇到一位男子，他在六十年代曾是东京大学的抗议活动领袖，如今却为黑社会组织效力，专门搜集企业的“黑料”，供其上司用来敲诈勒索。他声称自己与黑社会组织站在同一阵线。这种敲诈手段更为公开的版本则体现在股东大会上：不法分子通过威胁扰乱股东大会、恐吓其他股东保持沉默等方式，向企业和高管施加压力。这些勒索者被称为“总凯屋”，他们往往与极右翼团体相勾结；该类团体的年轻成员驾驶着挂满旭日旗和军装饰物的卡车，在街头四处游荡，并用功率强大的扬声器播放战争时期的进行曲。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本黑帮的形象开始发生转变。那些浑身纹满刺青、缺了手指的“义气之士”，在繁复的兄弟仪式中互敬酒杯，这样的形象连作为幻想也渐渐显得过时。与此同时，黑帮电影亦紧随其后。到了70年代，一种全新的黑帮题材应运而生：风格前卫、冷峻硬朗，诸如《仁义之战》（1973）和《荣誉的坟墓》（1975）等作品相继问世。战后的广岛成为这类银幕黑帮的热门背景——他们手段狠辣、不屑于旧有的仪式，身着华服、头戴飞行员墨镜。事实上，广岛素以黑社会组织猖獗而闻名，这或许正是由于几乎全城毁灭的浩劫使当地的社会秩序遭受了格外严重的冲击。

这种新型黑帮电影往往充斥着夸张的暴力场面，但其对犯罪世界的刻画却比我当年在通宵影院里看过的那些经典影片更为真实。主流商业、黑帮势力与警方之间的道德界限常常模糊不清。这种愤世嫉俗、甚至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态度，正是现实生活变迁的写照。

然而，黑帮作为社区守护者的旧有形象并未完全消失。1995年，山口组的所在地神户遭遇大地震，黑帮便在其总部的停车场为灾民提供食品与物资。不过，自1991年起，更为严厉的法律大幅限制了黑帮的活动及其与合法企业的往来。

兰金有理有据地指出，这些法律连同黑帮逐渐被排挤出其在娱乐、金融和房地产业等传统领域的势力范围，共同改变了日本犯罪的性质。黑帮组织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停止实施以平民为对象的掠夺性犯罪”，要么“彻底转型为类似黑手党般的秘密犯罪集团，并与当局展开对抗”。他补充道：“大多数帮派明智地选择了第一种方案。”

当然，犯罪并未因此销声匿迹。毒品（尤其是甲基苯丙胺）与枪支走私等地下经济依然存在，而黑帮对性交易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然而，如今日本的黑社会组织正面临新的竞争。近几十年来，日本日益走向国际化，移民人口不断增多，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外来犯罪。在东京和大阪，既有东亚籍黑帮，也有巴西籍抢劫犯，甚至还有一支来自塞尔维亚与黑山、名为“粉红豹”的盗窃团伙。正如兰金所言，日本的犯罪活动正“因文化多样性而焕发活力”。这些新面孔再度唤起了某些与二战后题材电影中如出一辙的恐惧与偏见。而对所谓“掠夺性外来者”的恐慌，自然也成为右翼民粹主义者借以煽动民意的绝佳素材。

难怪，如今一些老牌黑帮成员竟纷纷宣称，正是他们把这类外国人拒之门外，仿佛黑帮仍是日本高贵传统的捍卫者。然而，兰金提到一位日本黑帮头目，有人问他，海外竞争对手的涌入对古老的黑帮侠义准则意味着什么。“如今规矩早就一文不值了，”他答道，“其他国家的黑手党正大举进军日本。要是我们还固守传统，他们迟早会把我们的生意全吞掉。”我那位昔日的英雄——健先生，恐怕在九泉之下也要气得翻身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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