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丽：此刻正是好时候

马丽从没有真正离开过喜剧，也没有真正抵达所谓的“终点”。她只是走了很远以后，重新回到自己最开始想做的那件事，把一个好作品里的人物，好好地演出来。

作者|魏侨

审签|黑玉红

在电影《神探之痕迹》中，马丽饰演的法医黄仁德，是一个带着强烈的反差感的人物。

她每天面对尸体，自己却怕血，甚至需要喝一点酒壮胆。马丽用“坚韧”来形容这个角色，黄法医身处的是一个刑侦技术还不那么发达的年代，很多事情只能靠人的认真与执着一点儿一点儿摸索。

这是马丽第一次出演法医，也是她第一次和陈思诚导演合作。影片《神探之痕迹》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马丽饰演的黄法医，是片中刑侦团队的“铁三角”之一，也是整部电影里最温暖的光。

黄法医身上那股不服输又不失热情的劲儿，和演员马丽自己有种内在的契合。这几年，她从《第二十条》里的李茂娟，到《水饺皇后》里的臧健和，再到这次的黄法医，她饰演的角色总是有着更复杂的性格、处境和命运。

《博客天下》作者在中秋这一天与马丽进行了一次线上专访，跟她聊起最新电影《神探之痕迹》中黄法医这个角色，也聊起她这几年演艺事业上的变化。她觉得，自己现在正处于一个演员更适合塑造人物的阶段，此刻正是好时候，她不用再急着证明自己能演什么，反而可以慢下来挑选值得进入的角色。

这一次，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马丽。她说，年轻时是“喜剧选择了我”，后来在喜剧里待了很多年，又重新回归自己表演的初心。在这个属于她的黄金时代里，马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柔软与坚韧，回到了一个演员最纯粹的起点。这是在飞速变化的影视时代里，一个平静、纯粹地坚守初心的演员的归途。

如果不是导演陈思诚打来的那个电话，马丽原本没想过自己可以去演一名法医。

电话那头，陈思诚叫她“大Mary”。两个人此前没有真正合作过，氛围却因为这个称呼一下子熟络起来。这些年，马丽收到的“找上门的剧本”大多是喜剧，观众爱她接地气的台词、东北幽默的松弛，她自己也习惯了这种“被期待”。所以听见导演邀请她演一个“晕血、办案都得喝酒的女法医”时，她有点意外，心里想着“听起来好像挺酷的”，嘴上问的是“那老喝酒能行吗”。

马丽后来知道，黄法医晕血与喝酒的细节来自真实的人物记录。那个年代的一个年轻的法医面对尸体，生理恐惧到发抖时，“那口酒一下肚，像按下一个开关，她就能变身成那个特别厉害的法医。”

“你要说真喝醉了微醺去解剖，那不现实。”马丽很认真地分析说，“那就是给自己壮个胆。她热爱这份职业，身体反应却在抗拒，‘拧巴’了一辈子。”

为了深刻、专业地呈现法医这个职业和人物身上的这份“拧巴”，马丽提前做了大量功课。她先看了一些与现代法医相关的纪录片，被真实的案例吓得不轻。再翻阅大量过去的法医资料，一一还原当年的工作流程。剧组专门请了一对深入一线工作的法医夫妻作为顾问，“哪怕是戴手套的过程，口罩的戴法，刀和剪刀等工具的使用，包括一句台词的语言方式，这些都是有专业指导的。”

电影里那些看起来甚至有点“笨”的破案方法，同样也是来自真实的记录。《神探之痕迹》中让马丽印象最深刻的细节，有些“恶心”又无比真实。在那个案子中，为了判断排泄物是不是来自与受害者同一桌吃饭的人，整个法医小组不得不采用现在看来相当原始的办法——每个人都反复吃同样的菜，然后观察自己的排泄物，确认消化后的形态。

回忆起那场戏时，马丽自己也笑了，“现在看可能觉得这招儿挺笨拙，但那个年代只能靠这种笨拙的方法破案。”恰恰是这种笨拙，让她切身感受到那个年代刑侦工作的艰难。

在严谨呈现专业工作的同时，编剧、导演陈思诚没有把黄仁德塑造成一个刻板印象里标准化的“法医”形象。相反，他让马丽试了很多衣服，最后留下带着小碎花、波点的衬衫，还经常让她在脖子上围一条丝巾。哪怕影片中人物已经年老，这个细节也保留下来。

黄法医是爱美的，就像那个年代每一个普通女性一样，仍然有自己的审美和生活欲望。“我特别喜欢这个设计。”马丽说，“虽然她每天面对着这些冰冷的尸体，但她的心没有冷，她的心是火热的，对生活也是充满着热情的。”

这种“热”也成为马丽理解黄法医的入口。“导演说希望黄法医是一个小太阳，当她出现的时候，就会照亮别人。”不管是痕检专家崔寻（张译饰），还是刑警王卫国（陈明昊饰），或是身边的所有人，她都像黏合剂一样，调和着战友间的矛盾，以平等的姿态面对晚辈。而在这份温暖背后，黄法医也有一生没有孩子的遗憾。这个遗憾让她在面对受害儿童时，承受着撕心裂肺的痛楚。

全片最难的一场戏是黄仁德和崔寻的告别。她已经知道自己是癌症晚期，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没几天了”，然后又端起酒瓶喝了一口。电影成片里用的是拉远的长镜头，但现场监视器里看到的其实是两个角色的大特写。“你一下子看到了角色的一生，从年轻到年老全都奉献给事业了，她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回顾她的一生，让人觉得特别想去拥抱她。”马丽动情地说，“我觉得特别敬佩她，不只是她一个人，是他们那一代人。”那时监视器后面，导演也落下了眼泪。

在演这场戏之前，马丽花了很长的时间去上老年妆。所有的妆造完成后，她发现自己的声线会自然地沉下去、慢下来，就像垂暮之年的黄法医。等回到录音棚配音，离开了那个场景和妆造，马丽发现，声音是那个声音，情感却怎么都不对。配音那天录了很多遍，最后她还是求录音老师尽量保留现场原声。

“替代不了，复制不了。妆一上身，她就来了。”马丽自己也解释不了这种变化。她只知道，有时候生活里的马丽明明已经很累了，身体也不舒服，可一到现场，化上妆、穿上角色的衣服，突然“哪儿都不疼了，哪儿都舒服了，眼睛也亮了，也有劲儿了”。

或许演员的妆造就是马丽的那口酒，“是给我壮胆儿，给我提神儿的”。一个法医靠一口酒进入自己的职业，一个演员靠妆造和角色进入另一个人的人生。他们都需要某种东西，帮助自己跨过现实与角色之间的那一步。真正跨过去以后，就是演员与人物合二为一的时刻。

一开始拿到《神探之痕迹》的剧本时，马丽有些顾虑。作为电影中“铁三角”的一员，黄法医的戏份并不算多，但人物本身有着更立体的形象。她有自己的家庭和情感，有自己的生活趣味，她和崔寻、王卫国之间，和自己的徒弟们之间，也有很丰富的人物关系。然而，电影的篇幅对此无法有更丰富的展开。

但马丽很快意识到，这部电影首先是崔寻的人物自传，“我们作为他的搭档，就应该去衬托和托举。”于是她主动把自己的顾虑放下了。“其实演员不管戏多少，只要角色好、导演好、故事好，哪怕没有台词，哪怕就一场戏，我觉得都值得。”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却几乎可以作为她这几年选择角色的一个注脚。

回看马丽这几年的作品，《第二十条》里坚韧强大的母亲李茂娟、《水饺皇后》里把水饺生意做到越来越大的臧健和、《你行！你上！》里郎朗的母亲周秀兰、《神探之痕迹》里的法医黄仁德……相比于深入人心的喜剧形象，银幕上的马丽开始克制、内敛，逐渐更真实、接地气，显现出中年女性身上特有的生命力。

年龄给演员带来的不只是可以演更多年龄层的人物，丰富的阅历也让很多情感不需要依靠想象。在她看来，当下这个阶段正是演员塑造能力最旺盛的时候，表演的可能性也更多地展开，“除了不能太装嫩，剩下都行。”她爽朗地笑着说。

成为母亲之后，她演了很多妈妈的角色，也让很多观众感受到她身上的“妈妈感”，被她身上天然的强大、包容、温柔所感染，甚至有喜欢她的观众见到她会自然地喊“妈妈”。提起这件事，马丽不排斥，反而很开心，“母爱泛滥了，觉得他们都是我的孩子，我好幸福。”

她希望自己演的每一个妈妈都不一样，她们是有生命力的妈妈、有创作欲望的妈妈、百变的妈妈，“我不希望我演的是一个躯壳，一个女性符号。我希望她是鲜活的，能看到生命力的。”

这份“不重复”也体现在马丽对戏的选择上。早些年，她没有那么多选择的权力，角色来了就演，朋友开口找她帮忙也去。过去很多年里，她戏约不断，从一个剧组赶到下一个剧组，一天睡两三个小时，同时打着三四份工。等影片上映，她自己知道那其中有些并不是自己满意的作品。她心里总是会生出愧疚感，觉得观众花钱走进影院，应该能看到更好的作品。

转变是慢慢发生的，她把演员生涯形容成一级一级的台阶，“每一级台阶都不能少，这一步迈大了，可能就会拉伤。”从一开始的《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拳》，到后来的《第二十条》《水饺皇后》《你行！你上！》……马丽觉得这些角色之所以对她重要，不是因为合作的都是著名导演，而是“这些角色太不一样了，自带光芒”。她顿了一下，“她们让我自己也看到了光。”

作品一部一部积累起来，经验和能力长在身上，她不再需要证明自己能不能演，也不再需要通过不断工作证明自己值得被选择。“因为只有自己强大了，才可以接到更好的角色。”所以她现在可以停下来。这半年，马丽干脆没拍戏，全身心地投入家庭生活，“没有让我觉得好的作品和角色，我宁可停下来。”对曾经的她来说，这个状态几乎不可想象。

如今，马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选择一个作品时真正看重的是什么。故事、人物、导演和创作班底都很重要，归根结底，“大家真的要志同道合才行。”她有一个很朴素的表演原则，不能演得“不舒服”。如果导演要求她用某一种方式演，她照做了，可拍完之后自己觉得尴尬、不自然，她会要求再来一条自己觉得舒服的版本。

“我觉得我演得不舒服，观众一定看得不舒服。”这是她对表演的一种责任感，不一定非要坚持“我一定是对的”，但至少要允许演员在创作中保留一次真实的感受。

这也是她现在对“合作”的理解。一个真正成功的作品，离不开好的导演、编剧和演员，剧组的其他工种也是缺一不可。之前，她在一次意外的情况下做了监制的工作，让她了解了电影从最初筹备到上映的整个过程，也让她知道了每个部门在做什么。

有一段时间，她在现场总是会忍不住看灯光是不是合适、道具有没有摆好，监制的工作也让她有了导演的视角。她突然意识到，这种杂念某种程度上干扰了表演的状态，从而让她更清楚自己其实还是只想做演员的内心。

“导演的位置太神圣了，不是找几个人帮忙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在她心目中，导演要面对方方面面的专业，要带着整个团队向一个方向走，遇到好的导演，只要把自己百分之百交给他们就好。“我现在最想回到的位置，就是纯粹的演员。”

如果从今天回头看，很容易把马丽作为演员的职业路径理解成一条从喜剧到正剧、从夸张到克制的“转型”路线，但只有她自己知道，自己演艺生涯的起点在喜剧之前。

20多年前，马丽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进入北京大学戏剧研究所林兆华戏剧研修班。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活跃在话剧舞台上。

20多岁的她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正”的演员。她不知道喜剧是什么套路，也没觉得自己会演喜剧。生活中的她甚至有点枯燥，表情严肃，“别人第一眼看到我，会觉得这个人好难接触。”

“是喜剧选择了我。”她说。现在回忆起来，喜剧让她的身体和表演都被重新打开。尤其在开心麻花的创作环境里，她需要放弃过去学到的那些“特别规矩的表演方法”，适应漫画式的、夸张的表达，她必须“豁得出去”。那种夸张让观众认识了她，也让她第一次真正被看见。

这种“看见”就像硬币的两面，从马冬梅开始，“喜剧演员”四个字像一枚印章，盖在她所有角色的前面。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是“喜剧演员马丽”，然后才是“演员马丽”。

2024年夏天，马丽凭借《第二十条》里李茂娟这一角色，获得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领奖时她站在舞台中央泣不成声，她说：“从话剧到电影到百花奖，我走了20年。20年这个过程很艰难，我甚至想过放弃，因为很多时候喜剧是不被认可的，是不被大家看到的。”

如今她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刻的感受，那种兴奋、紧张和感恩混杂在一起，糅合成眼里的泪光。“我后来想，为什么会哭成那样，那一刻不是演的，可能这是对你的来时路以及这20年来辛苦和不容易的一个肯定。终于有人看到你了，终于得到了业内的认可和观众的认可。”

那一刻，马丽的情感释放不只是因为获得了一个奖项，也是一场对所谓“喜剧演员”迟来的确认。

喜剧给马丽的东西比她当初以为的要多。“喜剧不是不走心，只是表演状态相对外放、轻松。”她说，“其实喜剧是很难写出来的。”她回忆起开心麻花的作品，那些让观众笑到拍桌子的桥段，很少是剧本里一字不差地写好的。这些都需要演员在现场的碰撞，需要在一次又一次人物性格与情节推进的打磨中，找到最恰如其分的表演瞬间。

在《神探之痕迹》这样一部有着人物原型且主题深刻的电影里，陈思诚找马丽和陈明昊来出演其中的重要角色，本身就带着一种考量。“他心里肯定是有想法的，整个片子太压抑了，观众需要喘口气。”马丽说。他们在现场碰撞出了大量精彩的即兴喜剧桥段，比如互咬牙印、调侃“回家怎么跟媳妇交代”等。这种看似轻松的幽默，没有破坏影片的基调，反而让人物变得有血有肉，调和了整部电影的节奏，成了长篇刑侦叙事里的气口。一紧一松之间，观众才能在影院里坐两个小时。

现在，马丽可以在一部刑侦片里用两秒钟的眼神和台词让观众笑一下，也可以随时把笑咽回去，用内敛的神情把深沉的悲伤演得举重若轻。这种收放自如是那些年里在喜剧舞台上、镜头下磨炼出来的。过去所有的工夫，走过的每一步，都融进了现在这张更沉静的脸上。

“这几年我涉足的题材沉重、复杂，压力更大一些，对我来说其实是回归了初心。”因为走得足够远，她用足够多的作品和角色丰富自己作为演员的可能性，那些曾经带来限制的刻板印象也渐渐被稀释。她并没有刻意要求自己“演复杂的角色”“摆脱喜剧标签”，而是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感受倾注到角色中，让人物本身决定表演的尺度。

马丽没有把喜剧留在过去，她只是终于不需要再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只会演喜剧的人。她可以更加专注于演员真正能掌握的东西，这可能是一个演员走过足够长的路之后最难得的自由。

如今的影视行业已经和马丽刚开始做演员的时候很不一样。市场、观众、制作方式和观看习惯都在变化，AI、短视频和社交媒体让人们接触故事的方式变得更快，电影也需要面对越来越多的竞争。

马丽并不否认这种变化带来的压力。她也会担心观众会不会流失，但直到现在，她还没有因此改变自己对作品的判断标准，“电影你给它加什么外包装、用什么流行的拍法，内核不能变，得有个好故事，有打动人的人物。”

在这个充满焦虑的行业里，许多创作者既想要高票房，又想要好口碑，恨不得讨好所有潜在的观众。马丽却很清楚让所有人都喜欢一部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电影百花齐放，各种类型都有，观众可以选择的太多了。做一部电影，讲一个故事，只管做好你的作品就好了。”她坚定地认为，当下影视创作者最应该做的就是坚持自己的表达，好作品总会遇到适合的受众。

“有一些很小众的电影，故事很简单、很纯粹，没有什么复杂的拍摄技巧，只是娓娓道来，也是我一直喜欢的电影类型。”她一直在做初心不改的事情，即使那件事在当下来说可能略显小众，但总有它的意义，不要追赶所谓的流行，她笑着说：“所谓的流行，发现走回来又是个圈儿，你看今年又开始流行我妈妈年轻时穿的那种凉鞋了。”

对于一个演员而言，这种想法背后其实是一种越来越成熟的自我边界。即使此刻马丽已经是中国影史上累积票房最高的女演员，但她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也能接受别人可能不喜欢。

“我其实特别没有目标。”从很小的时候开始，马丽就发现对未来预设得越具体，落空的时候越失望，于是她干脆不再给自己设定所谓的目标，“你没有期待，可能就不会失望。”她学会用“平常心”去抵御世间的无常，在充满变数的影视圈中每一步都走得踏实。

她把注意力放得更近，把手上的每一个角色都演好，尽力做到自己满意，也让观众满意。马丽很少谈表演的“技巧”，她说自己是依靠感受和体验完成表演的演员，“你真的要全身心投入角色的，你活了一次，走了一次别人的人生。”

所以一个角色结束之后，她需要把自己重新带回来。近两年，她开始有意识地给自己留出时间。结束一个角色之后，她回家，和家人在一起，安静地生活，完全地放松，把工作暂时忘掉。等到下一次真正重新进入角色的时候，她才发现，那段看似什么都没有做的生活，其实身体、精神、情感，都在发生变化，“你这一段时间的充电，好像是在给下一个角色蓄力。”

许多人认为“演员需要生活”是在积累表演素材，但对马丽来说，有时候一个演员需要做的恰恰是什么都不做。去吃饭，去和家人在一起，去过普通人的日子，去让自己重新成为那个没有角色的人。只有这样，下一次进入角色时，才会有新东西可以被激发出来。

或许正因如此，我们在银幕、舞台之外见到的马丽总是亲切、可爱、毫无架子，就像住在隔壁会给自己送美食的大姐姐。而作为演员，对于自己身上这种巨大的影响力，马丽显得极其钝感。那些数据、票房和所谓的国民号召力在她看来，归根到底还是来源于观众的喜欢，“观众不喜欢我的话，那我就没法再做演员了。”她希望观众以后想到马丽，一句“这是一个好演员”就足够了。

《博客天下》作者与马丽的对话接近尾声，我们问她：“如果现在的马丽能够见到刚开始做演员的自己会对她说什么？”她没有顺势说出一句漂亮的话，而是话锋一转，“好像刚才咱们还像闺蜜一样盘腿聊天，突然就要‘上价值’了，好像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后面都要拔高一下。”她像对话中无数次一样，开心地大笑，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等大家都笑过之后，她还是给出了一个认真的回答——“要拥抱一下当年的自己”。她说：“现在回头看，那个小女孩挺厉害的。没日没夜地工作，十几年就那么过来了。让我现在重来一遍，我可能没有那么坚强。作为过来人再去看，那个年轻的女孩儿挺勇敢的。”

说到这里，她的声音轻了一些：“所以感谢她吧，谢谢小马丽。”

从一个需要靠喜剧被看见的年轻演员，到一个能够等待角色、拒绝角色、停下来生活的演员；从曾经必须“豁出去”的夸张表演，到今天有空间让人物自己生长；从不断向前赶路，到终于允许自己停下来，马丽从没有真正离开过喜剧，也没有真正抵达所谓的“终点”。她只是走了很远以后，重新回到自己最开始想做的那件事，把一个好作品里的人物，好好地演出来。

至于下一个角色什么时候来，是什么样的，她不急着知道，“角色和我们演员是要看缘分的，并不是每一个作品都能成为你心目中最好、最优秀的，所以这事儿就慢慢碰、慢慢遇。”

现在，她正在最好的时候，她还有很多的时间。

本内容转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