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厨美食1983年，吴天明在陕北拍摄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那时，他只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导演，数月后，他成为西影厂长。
导演吴天明 图源网络
剧组有人告诉他，三个电影学院刚毕业的学生，因为拖欠房费，被扣押在延安地委招待所不让离开。
吴天明去招待所了解情况。三个年轻人叫陈凯歌，张艺谋，何群。所学专业分别是导演，摄影，美术。他们想把郭小川的长篇叙事诗拍成电影，先期到陕北采景，结果钱花完了，被困在这里，失去了自由。
吴天明帮他们结清了拖欠的房费，又给了他们一辆北京吉普，司机师傅是西影职工，另外，还给了三个人五千块钱，让他们继续去采景。
五千块，在1983年，是一笔巨款。
这三个年轻人后来拍了一部电影，叫《一个和八个》，公映后好评如潮。
再后来，陈凯歌在西影拍了《孩子王》《边走边唱》，张艺谋主演了《老井》，执导了《红高粱》，何群作为美工师，与田壮壮合作，拍摄了《盜马贼》，他们成为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
可以说，倘若没有吴天明的鼎力相助，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何群虽然最终都会脱颖而出，但他们的成名之路，会很漫长。
陈凯歌、张艺谋 图源网络
1985年春天，吴天明带着他的电影《人生》来到人民大学，在大礼堂放映。那时，我是中文系大四的学生，马上就要毕业了。
人大师生很喜欢这部电影，剧终时，大礼堂响起经久不衰热烈的掌声。吴天明上台，介绍这部电影的拍摄情况，最后他说：电影是年轻人的事业，在座的陕西籍学生，有谁毕业了想拍电影，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贡献自己的才华，现在就可以找我报名。
那年我二十二岁，血气方刚，听了他的演讲就上头了，站起来冲他举起手说：我！
一个月后，一张盖有西影公章的接收函寄到了人民大学中文系办公室，又过了一个月，我去了西安电影制片厂人劳处报到，成为文学部的见习编辑。
我在西影干过场记，副导演，又到全国各地找作家约稿，为西影拍电影做文学储备工作。那时我是不折不扣的菜鸟，而且就一家电影厂而言，我所在的岗位，基本属于非主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普通人家都购置了录放机，松下，日立，东芝什么的，但是却没有多少节目可以看。因此当时拍盒带就非常盛行。所谓盒带，就是100分钟左右的上下集电视剧，录在磁带上，用录像机播放。拍摄这样一部盒带剧，制作成本五六万，但是盒带在全国销售，一般都能卖到二三十万，所以各音像社趋之若鹜。
我的写作生涯，就是从写盒带剧本开始。当时一集剧本稿费五百块，一个盒带剧本我写两周，可以挣到一千块。而那时我的工资每月只有108块。所以这是很赚钱的事。
1988年，我写了一个盒带剧本《滴血黄昏》，讲述了一个父亲为被杀害的儿子复仇的故事。文学部主任、著名编剧张子良老师看了后对我说，小孙，这个剧本写得不错，可以拍电影。你不要卖了，我拿去给天明看。
张老师的话，我就没当一回事。那时西影文学部有很多知名编剧，拍电影这样的事，哪里会轮到我？刚好，有一家音像社想买我的剧本，我就答应了，约好下星期一下午签约付钱。
星期一上午十点，文学部办事员在楼道里喊：小孙，电话。我跑到办公室接电话，刚喂了一声，对方说：孙毅安？我吴天明。
那一刻我蒙圈了，吴天明是中国电影届响当当的人物，他怎么会亲自给我打电话？我只说了一句：厂长好。就不知道该说啥了。
导演吴天明 图源网络
吴天明简明扼要地说：你写的剧本我看了，有一些问题，但总体不错。剧本不要卖，这个星期三上场务会。说完，他把电话挂了。
那一刻，我的脑子嗡嗡的，同事马建安是我的好朋友，问我咋啦？我把事情对他讲了一遍，小马高兴地拍我的肩膀：好事啊!
星期三上午八点半，我和小马在西影办公大楼外的门柱下坐着等消息。九点半，十点半，都十一点了，还没消息。我有些悲观，对小马说，可能通不过，没戏了。
小马说：到这会儿还没消息，说明有戏。真要是没戏，厂务会九点就否决了，不会拖这么久。
我想他说的有道理，于是继续等。过了十二点还没消息，小马是穆斯林，回家吃饭去了。我一个人坐在台阶上，头靠着门柱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把我打醒了。抬头一看，吴天明笑眯眯站在我面前。我刚起身他就说：碎怂，成了！赶紧吃饭去！
我楞楞望着他走出厂门的背影，那一刻，心花怒放。
当年，西影拍片并不是吴天明一人说了算，而是集体决策，并且是一票否决制。厂务会七个人，从管艺术管剧本到管后勤的，有一个人不同意，这剧本就不能投拍。
那一天，吴天明花了将近四个小时，说服了有不同意见的同僚，最终厂务会同意，《滴血黄昏》投拍。
那是一部商业电影。导演孙周，主演申军谊，盖丽丽。公映后为西影赚了不少钱。而我也被认可，有能力做电影编剧。
那一年我25岁，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独立编剧。
没有吴天明慧眼识珠，我想我最终也会成为编剧，但是，那起码要到十年之后。
他是我的伯乐。很惭愧，我并没有成为千里马。但我永远感恩他为我所做的一切。
1989年夏天，吴天明出访美国，由于某种原因，滞留未归，1995年归国。
他死于2014年3月4日早晨七点到九点之间。那天他独自一人住在工作室，心脏病发作，因为独住，错过了抢救黄金期。早晨助理来上班，打开门时看到他时，吴天明已经撒手人寰。
那天，我是上午十点得到的消息。下午两点，我带着六个人的治丧先遣队已经降落在北京机场。晚上八点钟，西影厂二十多位员工赶到了北京----他们的任务是和我一起，料理吴天明的后事。
导演吴天明 图源网络
从那天起，一直到吴天明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我全程都在，所有繁琐的杂事，无论人工还是费用，都由西影承担。
这要感谢西影当时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宏。他原来并不是电影人，与吴天明素昧平生。但是，他完全支持我关于西影要为吴天明办丧事的想法。
吴天明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墓园。遗体告别仪式举行时，前来悼念者有千人之众。两位政治局常委送了花圈。
当天下午，在电影学院举行了吴天明追思会。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都发了言。黄建新导演提出一个说法，他说，天明导演从此开启了他的快乐旅途。这话我很认同，它让人内心宽慰了许多。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有怀念，更多的是含蓄的指责。人要懂得报恩，一个不知感恩的人，事业再成功，也很难让人尊敬。
一转眼，吴天明厂长去世十二年了，我很怀念他。
作者：孙毅安，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剧作家，制片人，作家，诗人。著有《埋伏》《没事偷着乐》《脸对脸背靠背》《那些和爱有关的人》等十四部电影，五部电视剧，数百万字散文和诗歌百余首。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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