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重罚郭德纲、成都放过那英:前因后果其实都一样

最近,最分裂也最通透的事情,被两场演出演明白了。

一边是成都,那英演唱会现场,突然得知老友刘欢离世,她临时加唱了一首《弯弯的月亮》,老朋友送别老朋友,音乐人致敬音乐人。

情理上,全场动容,全网共情。规矩上,这是标准违规。

演出监管规矩卡得极死:所有曲目必须提前报备、提前审核、清单上墙。多一句、多一段、多一首,只要不在备案单里,就是私自变更节目,就是违规,就可以处罚。

之前张靓颖在拼盘演出里,只是跟粉丝互动,即兴清唱了几句副歌、几段高潮,纯纯粉丝福利、现场彩蛋。结果呢?主办方直接被罚,老老实实买单。

郭德纲在武汉演出,随口改了几句《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歌词,最后下场是什么?没收所得、十倍顶格罚款、剧场连带背锅,罚了60多万。

按照这个统一尺度,那英这次的操作,就是教科书级别的“顶风作案”,性质明确、情节清晰。

结果成都文旅通报,不予处罚,因为未完整演唱该歌曲,不属于需要重新报批的节目变更。

这话妙极了,妙得让人差点想鼓掌。

唱完整首歌,是节目;唱副歌,是片段;唱几句,是气氛;如果唱到一半突然停下来,那大概就是“节目意图已经发生,但节目本身尚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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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感动,说成都温柔、枪口抬高一寸、仁政暖心、情理兼顾。

其实不是。

如果此时此刻,在全民悼念刘欢的氛围里,成都铁面无私,硬开一张罚单,舆情会瞬间炸裂。

大众根本不会纠结“有没有报备”,只会齐刷刷反问三句:悼念前辈也要被罚?致敬艺术家也要被追责?人间温情的即兴抒发,何错之有?

紧接着,大家会开始审视这条法规的合理性与目的性。

很多人会问:我们费劲报批、层层管控,到底是为了防范低俗、防范风险、防范不良导向,还是扼杀善意、冻结温情、卡死现场所有真诚的即兴表达?

歌手多唱一首歌,对观众是惊喜,对行业是温度,对社会没有半点危害,这条规矩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一旦舆论走到这一步,被审判的就不是那英,而是规则本身。所以成都的不罚,是精准的舆情预判。

看懂了成都,再看武汉,逻辑瞬间通了。

郭德纲改编的不是普通流行歌,是承载抗战记忆的红色经典《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种时候,舆论的枪口是反向的。

如果武汉轻轻放过、柔性容错,某些人会质问:亵渎红色经典、消解民族记忆都不罚,监管底线何在?立场何在?担当何在?

一边是“罚就要被骂冷血”,一边是“不罚了就要被骂失守”。于是两地做出了最安全的选择。

于是就造成了双标现场:同一条演出报批条例,同一种“未报备临时改变”的行为,张靓颖和郭德纲被罚,那英则不罚。

至于怎么解释?不罚有不罚的理由,罚有罚的意义。

手里握有辩证法,走遍天下都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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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当下最真实的法治现状:严苛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性执法。

法条写得无比严密、滴水不漏,看起来谁踩线谁被罚;但整个演艺市场,即兴加唱、现场改词、临时彩蛋是常态,几乎人人都在轻微违法,这就是普遍违法。

真要严格执法,全行业都能挨个罚一遍;真要全面较真,没人能全身而退。于是只能挑着罚、看着罚、看舆情罚、看风向罚,这就是选择性执法。

成都软处理,舆情平稳、收获口碑、无人问责;武汉硬处罚,平息争议、站稳立场、零风险过关。

两种完全相反的执法结果,最后全都政治正确,全都安全落地。

那问题来了,两种官员,哪种更容易升职?

很多人以为是成都这种温柔仁政、会留余地、懂人情世故的。

其实恰恰相反,更吃香、更被信任、更能走得远的,是武汉这种杀伐果断、顶格处理、绝不手软的执行者。

你代入老板心态就一秒懂了。

你手下两个员工:一个看人下菜、看事放水、懂得变通、擅长赚口碑;一个令行禁止、指哪打哪、风险清零、绝不姑息、绝对可控。

温情可以锦上添花,但强硬才能兜底保命。所以越到上层,越欣赏武汉式的执行,越信任“尺度严格、立场坚定、不出意外”的人。

只是,公司是老板的。但社会是我们大家的。

大V熊太行写文章说,武汉罚,成都赦,州权大彰,可以来一个“各省清唱松紧度地图”,各地展开竞争,歌迷们自己选。

区域自由竞争自然是好。歌迷用脚投票,哪里宽松去哪里消费,倒逼城市优化营商环境。

但是,你来不来听演唱会,并不是官员们首要考虑的问题。

成都这次的温柔,不是常态化开明,是刚好赶上悼念德艺双馨艺术家的全民共情场景,换个普通日子,没有情怀加持、没有舆论兜底,你再临时加唱、再即兴清唱,又有人举报的话,照样该罚就罚、绝不手软。

宽松是偶然的、临时的、看运气的;严厉才是常态的、稳定的、不出错的。

要正视现实,不做幻想。

题图:亨利・热尔韦《绘画评审会》

声明:个人原创,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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