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厨美食这个秋天，导演Ag（原名沈仲旻）将带着她的第一部剧情长片《上海女儿》开启一场游牧式全国放映。
没有全国发行铺排，没有惯常的路演马拉松，只有一张看似随意的地图，跟随她在全国各地流动放映。9月到12月，《上海女儿》将从江浙沪启航，去往北京、广州、云南，以及计划中的东北。每一站，都将与那些力图深耕文艺片的电影院及院线、优质观影团，以及同频的艺术机构合作，进行小而精的放映，并配合深度映后交流，以及跨学科公教活动的联动。
“我一个人游牧，计划很灵活，也能够深度连结每块银幕和每一批观众。”导演Ag告诉第一财经，这种宣发模式之前几乎没有。
入围第7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全景单元及第50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新秀电影竞赛（华语）的《上海女儿》，是一部很难定义的电影。
“它是基于我私人的家庭史和真实经历所改编的剧情长片。”Ag说，《上海女儿》混杂着纪录片的拍摄方法，又有故事片的虚构设计。故事线索来源于Ag自己的真实经历——2010年父亲去世之后，她曾一次次从上海出发，前往父亲作为知青插队的西双版纳，试图探寻父辈们留下的回忆与足迹。
《上海女儿》的主角阿茗独自前往西双版纳，来到一座橡胶农场寻找父亲的故人。随着探访深入，她听到古老的传说、遇见神奇的动物、看到眼前现实与父辈足迹相交织。很多不期而遇的偶然，在热带密林深处一点点开启。
94分钟的《上海女儿》，制造出一场宛如梦境的沉浸感。电影有大段静止的自然景观，也有仿佛纪录片的访谈，观者跟随镜头钻进橡胶林与原始热带雨林，像是寻找，更像是完成视觉的冥想。
法国《电影手册》前主编让-米歇尔·付东对《上海女儿》有一句评价：“以精妙的笔触，描绘了中国最南部乡野现实与幻想交织的独特世界。”
寻访父亲的私人记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Ag的父亲从上海到西双版纳插队。他很少跟女儿说起云南的生活，只偶尔吐露当年的辛苦，也会偶尔提及自己曾在靠近缅甸的森林巡逻。
15年前，父亲罹患一种罕见疾病。弥留之际，他对女儿说，等身体好了，带她去西双版纳，看看他们曾经工作的地方。可是，约定成了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
父亲的去世促使Ag踏上了旅途。她一个人，跨越三千公里，去父亲曾经生活的地方，寻找那些可能还存在的人与事。
她手中唯一的线索是“国营东风农场”。在景洪的地图上，这个名字散作几十个分场、上百个生产队。她选了离缅甸最近的几个点，坐小巴到大勐龙，下车，走进一个村寨的院子，很幸运地碰见父亲当年的老场长。
击中她的，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橡胶树。从飞机上看，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整齐得没有层次。落到地上才发现，那并不是雨林，是知青和农垦工人一刀一刀开垦出来的橡胶林，承载着父亲的青春。
她看到橡胶树干上布满螺旋上升的割痕，停割后结出深红硬痂，再割，再结。Ag忽然觉得身体上有什么东西被触碰了。这沉默的地貌，本身就带着叙事感。
2021年，Ag读到一则新闻。一群野生亚洲象突然离开栖息地一路北迁，几乎走到昆明附近，全程被无人机跟拍，引发全国关注。她发现，那些象走过的，正是父亲走过的胶林边缘。她托正在版纳研究大型兽类的演员朱聿霏帮忙牵线，认识了研究雨林修复的宋亮、环境教育专家刘光裕，那段时间的交流，为《上海女儿》打下扎实的科学基础。
2022年，Ag带着一台老索尼DV只身再赴版纳。此前，她曾沿着横断山脉北上四川康区，和田野录音团队在山中等待多日，收集濒临失传的山神口传故事。这次，她顺着澜沧江-湄公河的地理脉络，收集傣族波章长老的本土神话与泼水节传说。
Ag做过记者、为艺术家拍过纪录片、担任过独立策划人，也持续写作并出版小说集。对她而言，西双版纳本身如同一个沉默的地质剧场，这里的动植物与人工地貌，共同构成一种值得被记录的叙事空间。
在走访中，她见到父亲曾经的老同事、老领导，与研究雨林生态的学者交谈，又偶遇留在云南的上海知青二代，这些相遇，让她重新看待父亲的人生，看待这片土地。
2022年底的那趟重返之后，她剪出了一段九分钟的影像作为《上海女儿》项目的概念先导，从那时起，她便非常清晰地确认，自己会将这些生命经验拍摄成一部小成本的电影长片。
众筹，集体的田野行动
在距离《上海女儿》开机不到三个月时，项目还没有启动资金，Ag决定发起众筹，她不愿再等待创投和业内的橄榄枝。
“亲自执导电影长片，我的履历为零。我只想老老实实写一篇文章，告诉大家我内心真实的想法、我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我会怎么拍。我相信真实的力量，就讲清楚事情，像写一篇日志。”她没有看别人发来的那些众筹范文，不参考别人的模式，而是按自己想法，写了一篇文章发在自己的公众号，这是一个仅有一千多粉丝的私人平台。
意外的是，靠着朋友转发，这篇文章发生了裂变，第二天阅读量就上万，在接龙众筹的名单中，密密麻麻有了近两百个名字，从几十元到几万元不等。
Ag后来才知道，这里面有自己的朋友，有普通影迷，学者、白领、公务员，也有杨福东、孙文倩、曹丹等艺术界人士。对她来说，这是个体与个体的缘分，也是一场“集体的田野行动”。
《上海女儿》的主演梁翠珊，是电影中唯一的专业电影演员，她身上有Ag所看重的真实而自然的素人感。
跟梁翠珊搭戏的，都是当地人。无论是社区干事、书记、割胶工、医生，还是傣族社群中的男女老少，都没有剧本，而是用类似纪录片的形式，让他们在摄影机前重新回忆并叙述那些曾对导演讲过的真实往事。
全片没有一个上海的镜头，只有西双版纳南端靠近缅甸的橡胶林，和当地真实的生活。阿茗在这里行走、开车、问路、寻觅，在当地人家里聊天，吃饭，镜头像纪录片一般静谧、克制又真实。
Ag把叙事拆得很散，并大量留白。有人觉得电影慢得有一些催眠，这恰是她想要的，“如梦如幻的感觉”。如果观众能在睡梦中观看到梦境，醒来还能跟银幕上的影像契合上，那也达到了她的目的，让现实、梦境与感知互为融合。
这种模糊纪实与梦境界限的倾向，与她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年轻时，她热衷记录梦境。在同济大学就读时，她的两位导师，一位是在德国做纪录片的导演Lothar Spree，一位是中国第四代女导演、也是谢晋的副导演武珍年，他们都影响了Ag的创作态度。Ag说：“生活就是创作者的前线，当你架起摄影机，就在不断感知、观察、寻找你想要看到的图景和景象。”
熟悉的朋友以为她拍的电影会“很飞”，没想到却是克制和沉湎的，对Ag来说，这恰是她当下生命阶段的感受。
《上海女儿》从众筹到拍摄，再到入围柏林电影节，每一个环节都充满挑战，但又每次都能过关斩将，Ag说这个项目是受到祝福的，很多人的“真”在护持它。
制作后期时，没钱调色，影片恰好入围2025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的“制作中项目”，在WIP单元被知名调色师看中，并获得资助。电影顺利完成所有后期制作后，又被柏林电影节的全景单元选中，最终走向了国际舞台。
一部文艺电影的自由延伸
完成拍摄后的半年，在2025年的泼水节时，Ag做了第一期“上海女儿工作坊”，带着一批策展人、学者、音乐人、制作人朋友前往西双版纳，做人类学或跨学科的工作坊，“一起去行走、去田野、去聆听和去具身感知这片土地，每个人也都创造性的去思考和表达。”
一群人前往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去曼迈寨子和橡胶林农场。在植物园，朱聿霏带他们认植物，宋亮讲雨林修复，刘光裕做环境教育。在农场时，社区干事谢玲带着他们了解橡胶树。工作坊最后一站聚餐的院落，也是电影的取景地。
《上海女儿》跳脱出电影的单一概念，变成一个载体和媒介，让不同的人广泛对话，议题不断拓展。从Ag个人家族史和寻根之旅，拓展为对生态、记忆与历史的公共探讨。电影溢出银幕，变成了一场持续的当代艺术实践。
工作坊结束后，Ag又把剧中的波章一家三口以及佛爷邀来上海。波章的夫人玉拉不会汉语，在黄浦江边唱起傣歌章哈，把整个《上海女儿》的经历全唱出来。Ag听着歌，忽然想到，她的电影只是个钩子，电影会结束，但生活，却在持续。
Ag知道，国内文艺片的环境是逼仄的，文艺电影导演做宣发，常常要把自己跑透支，苦不堪言。她选择一种“更加可持续的、更环保的方式，更去中心化的”方式，让电影跟着它自己的基因和命运走，找到真正属于它的观众。
她计划在11月再度回到云南，而电影拍摄的季节也是在11月，或许工作坊第二期就会安排在这个时节，她会提前进行招募，让电影再一次照进现实。
“我觉得电影引发交流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讲座、对谈、展览，甚至可以是行旅。”从众筹、工作坊、游牧放映、讲座到跨学科对谈，这些活动，成了这部作者电影的延伸。
《上海女儿》从普通的个体出发，织出一个议题丰富的网络，在MACA“漩涡”的表演性讲座中，她提到橡胶树的种子来自亚马逊，被英国殖民者带到亚洲，在锡兰、马来西亚、泰国落地，再抵达西双版纳。上海知青种下的橡胶林，连接着全球物种大交换和冷战战略物资的历史。她趁着电影去往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还去到了马来西亚霹雳州考察最早的亚洲橡胶树。
《上海女儿》的投资只有一百多万人民币，一般而言，一部电影的票房至少要在成本的三倍以上才能真正回本。
Ag的幸运在于，这部被众筹托举成的电影，已经在国际影展上获得肯定，众筹者和投资人都没有给导演很大的票房回报压力，大家都觉得，只要电影能做出来、在艺术性上有突破和尝试、被节展认可、最终能上映和观众见面，就算很成功了。
“大家都特别慈悲。”Ag不仅拥有完全的创作自由，在后续宣发中也没有过高的票房压力，而是以细水长流的放映、少而精的场次，去邂逅想看到电影的有缘人。
这部小成本的文艺片，或许会试探出中国独立电影另一种存活的可能性。它不依赖电影工业的体系，而依赖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接。它不追求票房最大化，而追求电影与观众的相遇。
她希望可以在今年深秋带着电影“游牧”回到版纳，在农场的空地上做一场露天放映——她说那块像古希腊剧场般的下沉式空地，也曾是父亲当年看过露天电影的地方。电影会散场，万物还在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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