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贴着地走也有诗意

王阳饰演张云魁 万茜饰演丁玉娇 导演张永新

“《觉醒年代》写的是时代引领者的思想成长史,而《八千里路云和月》讲的是草根平民的觉醒之路。二者一脉相承,都在传递中华民族最朴素的精气神。”近日,热播剧《八千里路云和月》导演张永新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谈及这部继《觉醒年代》之后的重磅力作,他直言作品承载着自己对历史的敬畏与表达,“不知道来处,怎么知道去处?我们呈现80年前的历史,不是要讲苦难,而是要找到支撑我们民族前行的精神力量。”作为深耕历史题材的导演,张永新始终以“求真”为创作底色,用平民视角与细腻细节,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

换个视角读历史

讲述普通人如何找到小我与大我

谈及两部作品的关联与区别,张永新有着清晰的定位:“《觉醒年代》聚焦的是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等时代引领者,讲的是从红船到红楼的思想觉醒,是‘领路人’们的成长,而《八千里路云和月》则把镜头对准抗战时期的普通人,是‘跟随者’们的觉醒,是草根阶层在苦难中的抉择与成长。”

这份视角的转变,源于张永新从小对历史的感知——家里老人讲述的抗战故事,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我特别想通过作品,表达自己对那段历史的理解。”他坦言,这部作品最吸引他的,就是“贴着地走”的平民视角,“它不聚焦主战场的宏大叙事,也不刻画高层的政治博弈,而是聚焦底层老百姓的柴米油盐,描绘他们在战争中的挣扎与坚守。”

在他看来,和平年代普通的一碗米饭,在战争时期却能成为人性与气节的试金石:“老太爷宁死不吃日本人的米,守住的是民族气节;厨子孟万福冒死买来米,只为活下去,这是生存的本能。在柴米油盐的背后,是每个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是小我与大我的抉择——是昂首挺胸带着血泪前行,还是跪地苟活,决定权其实在自己手里。”这也正是他想通过作品传递的核心:“这个故事有温度、有深度、有广度,它讲的就是普通人如何找到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如何在乱世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从真实中寻诗意

沉重抗战故事注入人文温度

谈及创作风格,张永新表示,此次延续了一种“从真实中寻诗意”的特色,《八千里路云和月》用大量意象与细节,在沉重的抗战故事中注入一些人文温度。剧名取自岳飞词句,不仅贴合了主人公八千里路颠沛流离的历程,更蕴藏了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与信念——“清冷的月光照在战场、战壕与寻常人家,月圆月缺间,有思念,有苦难,更有情感和精神上的淬炼。”

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是这部作品的另一大亮点。从物价的波动、衣物的质地,到签字笔的品牌、蔬菜的价格,张永新要求团队“锱铢必较”。“拍历史剧,还原真实是本分。”他直言,演员手里的每一分钱,都要让他们知道,这些钱能买什么,“几毛钱能买一块豆腐还是两颗蚕豆,这种细节能让演员找到角色的脉络,也能让观众感受到时代的真实。”在他看来,一部作品的好坏,第一标准就是“真不真”,“我们努力贴近真实,观众能看到;我们敷衍了事,观众也会排斥,这是创作的态度所决定的。”

群像塑造复杂人性

展现民族精神的多元构成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群像塑造,打破了传统抗战剧中,观众对角色的刻板印象——没有完美无缺的英雄,只有真实鲜活的普通人。谈及演员选择,张永新表示,王阳、万茜、黄澄澄、于和伟的加盟,都是因为他们与角色高度契合,能够诠释出人物的成长与复杂。

对于王阳饰演的张云魁,前期有观众质疑其“有些拙劲”,张永新笑着解释:“王阳的表演很贴合角色本身的,这是角色的人设。张云魁是个有文化的儒将,参谋长出身,再调任旅长,他有军人的英气,也有文人的笨拙,这种‘拙劲’恰恰体现了他的单纯与执着。他会在战壕里蹩脚地吟诵《水调歌头》,会臊眉耷眼地接受士兵的‘喝彩’,这种不完美,才让角色更真实、更可爱。”他透露,张云魁的成长线充满转折,从脱离群众的旧军人,到双脚踩进泥土、认清方向,最终走进人民、依靠人民的新四军优秀指挥员,“他的选择,是那一代先进知识分子与军人必然选择的方向。”

黄澄澄饰演的厨子孟万福,是剧中最难演也最具张力的角色之一。“他的人物跨度太大,既要演小人物的鸡零狗碎,也要演后期心灵的涅槃重生。”张永新表示,孟万福与张云魁是“镜像关系”,“一个是‘虫’,只想苟活;一个是‘兵’,坚守气节,最终孟万福成长为另一个张云魁,这个过程,就是普通人觉醒的缩影。”而万茜的知性气质,契合了丁玉娇从“十指不沾阳春水”到“扛起家庭与责任”的转变;于和伟则突破以往形象,饰演“雾里看花”的民族实业家,不同的角色展现了不同阶层在乱世中的挣扎与抉择。

张永新说,他希望观众能从这些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每个人都有怯懦的时候,都要面临小我与大我的选择,这正是人性的复杂之处,也是我们精神上的多元构成。”

对历史的敬畏

让年轻观众读懂“来处”

在当下快节奏、重流量的影视市场,张永新始终坚守“求真”的创作初心,不迎合、不浮躁。“现在很多人追求快、追求流量,但我觉得,拍历史剧不能急。”他坦言,“求真”与“求快”的矛盾,本质上是创作态度的问题,“还原历史是我们的责任,哪怕多花点时间、多费点心思,也要把细节做扎实,这是对历史的敬畏,也是对观众的负责。”

谈及作品的时代意义,张永新语气沉重却坚定:“现在的世界并不安宁,战争离我们并不远。80年前的抗战,在历史长河中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那段历史不能被忘记。”他希望年轻观众能通过这部作品,读懂历史的重量,“一个民族忘掉历史是不成气候的,我们呈现这段历史,不是消费苦难,而是为了找到民族高贵的精气神——这种精神,是支撑我们往前走的最大动力。”

文/本报记者杨文杰统筹/满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