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王鹏凯
界面新闻编辑 | 李欣媛
在1935年的电影《科学怪人的新娘》中，导演詹姆斯·惠尔续写了《弗兰肯斯坦》的结局：人形怪物并没有死去，而是再次找到博士，要他为自己创造一个新娘。这位新娘直到影片结尾才出现，她一言不发，看着面前想要占有她的怪物，发出一声尖叫，随后和他一起葬身古堡。
日前上映的电影《暗黑新娘！》（The Bride!）中，这位新娘被真正赋予了生命。导演玛吉·吉伦哈尔延续这一设想，以被复活的新娘为主角，讲述了一场混乱而凌厉的女性觉醒风暴。影片一上映就招致了评论界两极分化的反响，有人赞美其为“大胆、美丽、女性主义的惊人之作”，也有人表示完全不明白影片想要表达什么，甚至称之为“从业以来看过最糟糕的电影之一”，漫天争论很快将这部影片变成了史上口碑最分裂的《弗兰肯斯坦》改编。
《暗黑新娘！》正式海报
在吉伦哈尔看来，新娘承载着原著作者玛丽·雪莱还没有讲完的故事——她一定还有更狂野、更危险的想法没有在书里写下，比如我们为什么要给怪物创造一位新娘？新娘又能否挣脱被创造的命运？电影开篇即是玛丽·雪莱在发表一段愤怒的开场白，她迫切地想要把故事讲下去，不论它是“一个鬼故事，一个恐怖故事，或者最可怕的，一个爱情故事”，黑白影像闪过，她警告观众：“续集即将到来，一切都将改变。”
过去几年，从《可怜的东西》到吉尔莫·德尔·托罗版《弗兰肯斯坦》，再到《暗黑新娘！》，这位科学怪人的故事以各种变体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几乎成为文学史上被影视改编最频繁的作品。为什么这一故事在今天仍然如此吸引我们？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很长时间里，热衷于改编《弗兰肯斯坦》的创作者大多都是男性，科学怪人与他的丑陋造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总是被诠释为男性不断自我复制的野心和征服欲，他们无限放大怪物的力量，使其不可被杀死。这使得人们常常忘记，这一故事最初的作者是一位女性。因此，女性在今天对这一故事的重写格外值得关注，她们会如何理解、讲述它？又会提出什么不同的思考？
01 创造爱人背后的关系性焦虑
简单来说，《弗兰肯斯坦》的故事是关于人如何创造另一个生灵。痴迷科学的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在一场实验中创造出一个怪物，随即被卷入漩涡般的惨剧。在此基础上，为什么还要为怪物再创造一位新娘？在原著中，这源于一种关系性的焦虑，怪物想要融入人类社会，却因为丑陋的外形屡屡遭到拒绝，于是他向弗兰肯斯坦提出请求：
我内心充斥着一种炽热强烈的情感，将我折磨得不能自已，而唯有你，才能满足我。在我们分手之前，你必须答应我的要求。我形单影只，孤苦伶仃，任何人都不会与我为伴。但是，一个与我同样丑陋、同样可怕的生灵，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拒绝我的。我的伴侣必须与我同类，与我有同样的缺陷，你必须造出这样一个生灵来。
《弗兰肯斯坦》
[英] 玛丽·雪莱 著 刘新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9
随着Incel群体在过去几年受到关注，这种情感在今天变得更容易被理解——人造生灵某种程度上也寓意着男性脱离两性关系、实现自我满足的渴望。在《暗黑新娘！》中，怪物弗兰克找到科学家，抱怨自己数十年的孤独生活，请她为自己打造一个爱人，科学家不无嘲讽地说：“我会给你找一个身材火辣的红发女郎，再给我也找一个帅小伙！”
在过去的文化想象中，从《皮格马利翁》开始，人造女性总是在创造伊始就被赋予了某个用途，而这一用途又总是由他人的欲望决定。通常我们看到的是，人造男性被塑造为战士，比如漫威宇宙里的冬兵，又或是无所不能的怪物。而人造女性则往往成为妻子和物品，她们是完美女性，顺从听话，没有自我意识，这样的性化本身就是一种幻象。《可怜的东西》曾在评论界引起巨大争议，其中一种声音就是，艾玛·斯通饰演的贝拉具有成熟的身体和孩童般的心智，这正是男性幻想的典型模版。
在重新诠释科学怪人的小说《人形爱情故事》（Frankissstein）里，作家珍妮特·温特森进一步点出这一幻想的最终形态：性爱机器人。她想象了这样的场景：
我看见无数孤独的男人走在一条破败的路上。他们垂着头，手插在口袋里，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在独行。接下来，沿着这同一条破败的路，突然有许许多多美丽的姑娘朝这些男人迎上去。这些姑娘不会变老，不会生病。她们永远只会说好，从来不会说不。
但现实是，这些人造生灵并不会真的百依百顺，这是在过往文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男性科学家试图创造出一个理想女性，而她拒绝被支配。当被创造的生灵产生了自我意识，比如欲望，或是学会拒绝，她们不再愿意被控制，这时会发生什么？她们往往成为需要被控制或摧毁的对象。
这指向问题的另一层面，即在很多时候，新生命会被定义为脆弱群体，需要创造者家长式的权力与监管。许多改编都可以看到这一趋势，比如托尔·德罗版的《弗兰肯斯坦》里，科学家将怪物锁上铁链，囚禁在地下室；《可怜的东西》更是如此，贝拉最初被规定不能离开博士的家，与放荡律师邓肯私奔后，她也总是要在他的监护下活动，不同“主人”都在担心她的安危，但实际上，他们更担心的是她拥有自我意识，进而脱离自己的掌控。
托尔·德罗版《弗兰肯斯坦》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其实在原著里，玛丽·雪莱从未写到科学家对怪物有任何约束和管教行为。女性创作者很少有这样的焦虑，不少研究者认为，玛丽·雪莱似乎很明白拒绝接受既定角色的女性会遭遇什么，并将自己最具颠覆性的观点隐藏在这样一个以科幻为外衣的警世故事里。吉伦哈尔也是如此，在《暗黑新娘！》里，她并没有在这种控制关系里过多纠缠，而是选择让被复活的“新娘”在夜色中溜走，去寻找自己的命运。
02 新娘的名字是什么
这些被创造的新娘会拥有怎样的命运？在原著中，弗兰肯斯坦反悔，亲手毁掉了还未完成的新娘。在《科学怪人的新娘》里，惠尔让新娘来到世界，但他将情节反转：这位新娘没有接受被选定的爱人。而在《暗黑新娘！》中，吉伦哈尔进一步质疑了这一设定：她未经同意就被复活，并被要求进入一段自己完全没有发言权的关系，成为一位从未见过的人的妻子，为什么会这样？
理解这一问题有一个很直观的视角：谁在给新娘起名字？《暗黑新娘！》的女主角艾达生前是一名混迹于芝加哥黑帮圈子的陪侍女，她在被复活后失去了记忆，只好问声称是自己未婚夫的弗兰克，自己的名字是什么，弗兰克一开始戏弄她，说她叫金杰·罗杰斯（美国知名女演员），随后又决定用佩内洛普这个名字，简称佩妮。新娘接受了这一名字，但在随后的旅程中，她始终思考着自己究竟是谁，直到结尾她决定，自己不再是任何人的附属，她就是“新娘”。
命名往往意味着权力关系，女性或许对此有更多反思。在《人形爱情故事》里，温特森借玛丽·雪莱之口指出：什么样的父亲会不给自己的孩子取名？惧怕自己所造之物的父亲。她写道：“我知道，不给我心头挥之不去的东西命名意味着对他的拒斥。但我们该如何命名一种新的生命形式？”
《人形爱情故事》
[英] 珍妮特·温特森 著 杨扬 译
新经典文化·新星出版社 2024-6
这揭示出女性创作者对《弗兰肯斯坦》这一故事的关注角度：造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被创造者是怎么认识自己的？她们试图将被创造的女性的内心世界置于中心，并提问，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在《可怜的东西》里，这被诠释为一场怪诞的探索之旅，贝拉在这一过程里发掘自己的各种欲望，比如性欲、食欲，并认识到这些欲望是如何与社会性力量相关联。在得知做性工作既可以享受性爱，又能挣到钱，贝拉的第一反应是“还有这等好事”，并宣称她是自己的生产资料。这颠覆了人类社会的许多既有认知，并促使人们思考：特别是在这种自我意识混乱的情境里，我们要如何看待个体的愿望？这是一种自主吗，谁来定义自主？
与《可怜的东西》相比，《暗黑新娘！》放大了这其中的对抗性。与贝拉的甜美形象不同，“新娘”的外形更接近怪物这一定义，她的金发在电击后凌乱地炸起，复活时呕吐的液体在她脸上留下一道黑色墨迹。此外，后者描绘的社会也不是可供自由探索的童话王国，“新娘”出逃后躲进一家夜店，很快就在舞池里被性骚扰，在反抗强暴时，她和弗兰克将两名男子杀害，随即开始一段躲避警方追捕的逃亡之旅。在《暗黑新娘！》中，女性的自我认识与社会层面结构性的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她正是在不断的被误解、被攻击中意识到，身为女性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在这里，“新娘”更像是女性群体的集合象征，而不是单个人物。
《可怜的东西》正式海报（图片来源：豆瓣）
著有《怪诞女性》（The Monstrous Feminine）一书的学者芭芭拉·克里德（Barbara Creed）指出，银幕中的女性怪诞并不是男性怪物的女性版本，它更具体，并根植于女性身体的各种欲望，因此很多时候女性形象引发的恐惧并不是她所做的事，而是她自身。在许多故事里，这种怪诞表现为女性拒绝延续现有社会秩序，不想成为男性权力和科学主导的秩序的一部分，她们制造尖叫、嘘声、爆炸，这不是怪物的狂暴，而是一个女人拒绝她唯一被赋予的角色。克里德认为，当下的女性人物开始更多地拥抱而非逃避自身的怪诞，并踏上一段古希腊人所说的“冥界之旅”（katabasis）。
03 反性骚扰运动之后的女性愤怒
尽管在今天，《弗兰肯斯坦》还多了一层人们对于人工智能这一最新人造物的焦虑，但吉伦哈尔并没有触及这一点，她试图将视线拉回人类社会——如果我们连人类内部的性别战争都没有结束，又如何去面对那些新的命题？
如前文提到的，《暗黑新娘！》呈现了大量社会对女性施加的暴力：女性科学家需要在发表时隐去名字，改用首字母，以模糊自己的性别特征，获取同行的认可；为男性警探做秘书的女性实际上才是推进案件突破的那个人，当她真正成为警探，发布指令时却没有男性警员相信她；在餐厅、夜店、影院等公共场所，女性随时都可能面临来自男性的骚扰乃至侵犯；更恐怖的场景出现在黑社会老大的橱柜上，他将被暗杀女性的舌头收集在一个又一个瓶子里。
《暗黑新娘！》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不少观众指出这些镜头可能带来的不适，但吉伦哈尔表示，性侵犯的不适感是她创作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令人不安的场景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性侵犯的严重性，这是我们所处文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我强烈认为（影片中的）性暴力必须野蛮、真实，因为如果你轻描淡写地掩盖它，就无法令人感到它的残忍。”在这个意义上，她用直面割舌的镜头回应了朱迪斯·巴特勒所说的“可哀悼性”（grievability）——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成为可哀悼的生命，哀悼的区别对待无形中维持了一种排他性的社会秩序和人类概念。
这种情感凝结为标题里的感叹号。有评论因此形容《暗黑新娘！》是一部“由愤怒穿透的女性主义童话故事”。在接受采访时，吉伦哈尔进一步解释：“如果你是艾达或玛丽·雪莱，又或是世界上许多长期被压抑、被噤声、无法表达自己真正想说或必须说之事的女性，就像一直用手按住一座间歇泉，当它终于喷发时，必然会产生格外剧烈的能量。或许这是感叹号的来源。”
面对暴力，吉伦哈尔不只是在呈现所谓的脆弱个体，而是用一种轻巧而有力的方式予以回应。影片贯穿始终的是一句引自梅尔维尔小说《书记员巴特比》的台词：I would prefer not to（我宁愿不）。在不同场景，面对男性的无理要求乃至侵犯时，“新娘”都会说出这句话，或是践行它，例如在影院里，当前排的女人被男友强制亲热时，“新娘”选择上前阻拦，并告知男人“她不愿意”。这无形中呼应了当下所处的后反性骚扰运动时代，在女性表达共同的受害者身份之外，“说不”（no means no）也可以成为一种共享的身份认同和社会意识。
此外，影片也指向了复仇的可能性。在过去，人们更容易接受的是男性为受害的女性与人搏斗乃至复仇，而不是女性自身的暴力行为。影片中，“新娘”无意中引起了一场社会运动，许多女性开始模仿她的造型，走上街头抗议长期遭受的不公待遇，口中喊着“新娘”制造的、象征着观念变革的口号：brain attack（头脑攻击）。甚至在片尾，吉伦哈尔还设计了一场女性割掉黑社会老大舌头的画面。
《暗黑新娘！》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当然，吉伦哈尔强调，这部电影想给出的答案并不是暴力复仇，而是相反——愤怒之下同样还有脆弱，以及被倾听的需要和渴望。有观众指出，只有当影片中的女性举起枪，人们才会倾听她讲话。这让人想到陈思安在小说《穿行》里的思考：“女人经常只有在被人命名为‘疯狂’后才得以说出刺人的真相，又或者正相反，正因为说出了刺人的真相，立刻会被命名为‘疯狂’。”
回过头来看，新娘能否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像《可怜的东西》曾引起的争论那样，这样的女性解放是否是一种新的幻想？我们或许还没有等到答案，但两百年来，没有人想到要问新娘这样的问题，今天这一问题终于被提出，并搬上大银幕，这本身也是一种回答。
参考材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6/02/28/magazine/maggie-gyllenhaal-interview.html
https://www.latimes.com/entertainment-arts/movies/story/2026-03-01/maggie-gyllenhaal-bride-pam-abdy-warner-bros-jessie-buckley-interview
https://ew.com/maggie-gyllenhaal-defends-sexual-violence-the-bride-11920734
https://variety.com/2026/film/news/maggie-gyllenhaal-the-bride-frankenstein-history-explained-1236679836/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the-front-row/the-bride-exclaims-and-never-expla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