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一口气连刷了40集《太平年》。在我看来，这部剧最吸引人的地方有两个：首先它是近几年来少有的历史正剧，人物的言行举止、思考逻辑都贴合一千多年前应有的样子，不虚构背景、不设置过于现代意味的戏剧冲突，这很难得。其次它将镜头对准了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五代十国”，用非常人性的笔触描写石敬瑭、刘知远、郭威这些人们印象中的“乱世皇帝”，不直接“套公式”、不写成刻板的“英雄史诗”，也很难得。
而在《太平年》所有出场人物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柴荣。
在这之前，我当然知道这位鼎鼎大名的周世宗，知道他是大宋王朝真正的奠基者，但也仅此而已了。在大多数时候，柴荣都更像是历史的“饭后谈资”，以只言片语的形式出现在其他故事里。比如看《水浒》的时候，你会读到柴进柴大官人之所以敢收留朝廷钦犯、广交天下豪杰，是因为他是柴荣的嫡系子孙，世代供奉着赵匡胤御赐的丹书铁券。还有在“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这一回里，林冲在路边打尖的时候跟店小二闲聊起了“黄袍加身”的典故，店小二夸世宗“让位有德”，堪比尧舜。
至于柴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会被称为“五代第一明君”？为什么赵匡胤明明是个“兵变上位”的军头，却选择了善待柴荣的后人？如果只靠史书来考证，大概只能看到一位“有雄图伟略的英主”，很难说清他和昭烈帝刘备、宋武帝刘裕这些同样“壮志未酬”的皇帝有什么区别。而《太平年》恰到好处地为“成长故事”嵌入了“帝王群像”，人物弧光拉满，给足了回味空间。
所以在准备春节选题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了“柴荣”。不仅仅是因为《太平年》热播，有热度。最主要的是，柴荣的故事也其实很应景：他是位财神。
何以为“神”？
在聊柴荣的财神故事之前，咱们先来聊聊这样一个问题：古代的人为什么要“造神”？
最常见的解释是，古人的知识水平有限，难以解释自己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再加上古人生产力水平落后，所有人都靠着农林牧渔，而农林牧渔都是高度“靠天吃饭”的行业。因此出于敬畏，再加上一些巧合——比如在地势低洼的地方架起火堆，确实可以让地面的湿气受热上升，并制造大量的水汽凝结核，进而增加降雨概率——古人需要制造一个“神”以及“这位神的传说”来指导生活。
这当然很合理，但这套解释更适用于上古时期。上古之后，人类的生产力有充分提升，学会了利用水力帮助耕种，学会了育种繁殖提高肉食产量，更学会了观察天文变化来制定历法，“不可知”的空间小了很多。并且在物质极大丰富后，人类的社会分工不止于农业，开始有了木匠、铁匠、庖厨。
这些不涉及太多“自然规律”的行业，却仍然有了“神”。这是为什么？
我看过大量的解释，其中最合理的说法是古人在发展的过程中，早就充分意识到了“组织”的重要性了。但现实的问题在于，“组织”需要“秩序”来保证顺畅运行，而无论是“形成秩序”还是“维持秩序”都是一件麻烦事。其次，人类的脑容量是有限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就曾经论证过，在没有互联网等工具的帮助下，人类个体能够维系的社交关系上限就是150个。一个行业的传承、一项工程的实现、一条国策的执行都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这时候有位“神”就方便多了。人们可以通过赋予某些行为以“神性”来拟定某个领域内的行为准则。在基础教育水平十分落后的古代，“神”也可以无限压缩解释成本。更关键的是，智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围猎起家的种群，基因里就有“通过社交来维持社群联系”的冲动，而最基础的“社交方式”就是“语言交流”——还有比神话故事，更适合劳动人民的“语料素材”吗？创造“神”，还解决了通讯手段落后情况下的传播问题。
所以“造神”是很重要的，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上述的“造神”逻辑也决定了什么样的人有机会“封神”：首先，名气得大、功绩卓著，这样他的行为才有说服力；其次，行为得极端，最好表现出一些“反人性本能”的偏执，这样才能起到约束作用；第三，他的行为需要有“开创性”，要让所有人“顿觉天地宽”，这样才值得人们期待“神迹再临”。
咱们用“厨师之神”伊尹来举例：首先，伊尹是商朝宰相，帮助大商顺利地完成从成汤到太甲的政权过渡，创造了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被正史记载的“盛世”；其次，伊尹在出任大商相国之前是成汤的私人厨师，纯纯奴隶出身，阶层跨越非常陡；第三，人们都记得“治大国如烹小鲜”是老子的名言，但实际上第一次用“烹饪”来教育帝王如何治国的人其实是伊尹，他生活的年代比老子早了一千多年。
何以为“财神”
套用上面的逻辑，什么样的人能够被尊奉为“财神”就不难回答了。
关羽之所以成为财神，是因为他忠义、诚信，哪怕曹操给多少真金白银仍然把桃园结义的誓言当做最高信仰，不惜“千里走单骑”，这显然是生意场上最宝贵的品质。而且关羽之所以能够被吕蒙“白衣渡江”得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古代“白衣”是“商贾”的标识——能够在三国如此乱世时仍然对商人表达充分的信任，这还不纳头便拜？
赵公明之所以成为财神，是因为他凶神恶煞，左手持铁鞭、右手持铁索、胯下骑黑虎，是道教神话体系里著名的护法神，专门平息一切“不公平之事”。比如在成书于明代的志怪小说《东游记》里，八仙闹海后玉帝正是委派赵公明下界替四海龙王主持公道——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遵循着“士农工商”的排序，将“商人”看做“四民之末”，还有谁会比他们更渴望“公平”呢？
具体柴荣的“成神”之路，主要在于第三点：他的很多行为是非常有“开创性”的。
首先在古代，统治者想要提振经济、充实财政，方法无外乎分为两类。一类是收税——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经济改革策略“一条鞭法”“摊丁入亩”，根本目的都是让税收渠道变得更加通畅、丰富税源；另一类是休养——例如西汉历史上的两段盛世“文景之治”和“孝宣中兴”，根本目的都是恢复生产力，保证财政来源的稳定。
但也不是没有例外，比如诸葛亮。在诸葛亮掌权的十三年里，季汉在既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税制改革，也没有长时间地休养生息，有能力前后发动过五次北伐战争和一次南下平叛，其根本原因在于诸葛亮的“金融策略”：通过铸造与原有流通货币1:100兑换值的“百直钱”，从民间换来真金白银填充国库，再将“百直钱”锚定“蜀锦”这个由季汉垄断的硬通货，形成商品本位制稳定货币信用，还能倒逼魏国、吴国的贵金属与等价粮食流入国内。
而柴荣是另一个“例外”。在柴荣看来，经历了五代之乱的中原当然需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地方都是“凋敝”的。西南的巴蜀和东南的吴越都水土丰富、气候温暖且承平日久，无论是官府还是百姓都积攒了相当数量的钱粮盈余。
核心问题在于五代以来军阀割据，无数个小国家就有无数个货币体系，货币的材质、流通方式都非常混乱，毫无信用体系可言。在这个前提下，跨区域流通货物的风险就变得非常大。除此而外，在战乱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本能地大量囤积贵金属，方式包括且不限于塑造铜像、打首饰、浇筑金锭银锭。
——说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想到了一个词：流动性。
是的，柴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从“货币流动性”来思考提振经济的执政者。即位之后，重开铜矿、收缴旧铜、集中冶铸、严刑峻法，用最快的速度打造了稳定的货币信用体系。为了让货币能够尽快地、有效的“流通”起来，柴荣最著名的段子是他执政期间疯狂“毁佛”，把寺院里的和尚尼姑们重新赶出去当“老百姓”，把寺庙里的佛像熔铸为“周元通宝”，结果直接创造了唐末一百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货币投放”。
《太平年》电视剧里其实也侧面提到了这些举措，后周和吴越国能够顺利地打通从杭州到莱州的海上贸易线，实现所谓的“南粮北上”，一切显然是以“稳定的货币体系”和“良好的货币流动性”为前提的。
其次在古玩界，有句话叫做“唐以前近古，宋以后类今”。意思是唐朝以前人们的生活方式，很符合我们对“古代”的想象，器物造型和审美都“古色古香”，宋朝之后的生活方式就和我们今天很类似。你看《清明上河图》就完美地体现了这一切，你甚至能在图里看到外卖小哥。
而前面我也提到了，周世宗柴荣其实是实际上大宋奠基人，赵匡胤开国之后的很多举措实际上就是柴荣改革的思路延续，其中在城市建设方面。在后周之前，出于防务等客观需要，城市的各个功能区都是被明确规划的，不得随意流动。柴荣即位之后颁布了《京城别筑罗城诏》，明确官府只负责修建宽广平坦的道路、办公所需的公廨、以及各种仓场，其他空白的地方全部交给百姓，爱修楼就修楼、爱种树就种树。
要知道柴荣在当皇帝之前，就曾经花了很大的功夫疏通运河漕运，整饬水利，《太平年》里也还原了这段剧情。再加上前面提到了，当上皇帝之后的柴荣花了相当大的力气增加货币流动性，健全市场信用体系。可以说经过柴荣改革后的汴梁城，也随之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适合发展商业、最有市场经济底色的城市，这可太值得后来的商人们怀念了。
最支持柴荣成为财神的例证，是传说他本来就是“商人”。一个广为流传的版本是：郭威本来就没打算把柴荣当做接班人，毕竟柴荣只是一个家道中落、不得不寄养在自己家的“亲戚”，因此柴荣年轻的时候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拿着郭威给的本钱出去做生意，用赚到的钱填补军费”。而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位叫做颉跌氏的外国商人后来这位颉跌氏成为了柴荣的“师父”，教他如何发现市场机会，如何把握进货卖货的时机，后来柴荣还因此成为了江陵首屈一指的大茶商。
当然，这段记录出自《五代史补》，是北宋进士陶岳自己编纂的“杂闻”，不在二十四史之类，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野史”。但如此懂经济规律、能够在需要提振经济的时候直接洞察到阻碍经济正向循坏的要害、非常清晰地知道政府对于市场活动管辖的边界在哪里，没有一点真实的“从商经历”是说不通的。
另外，脱口秀表演艺术家史炎老师曾经说过，所有的民间习俗都是一个无比巧妙的“谐音梗”——我总觉得柴荣之所以被后世尊为“财神”，也因为“柴荣”这个名字取得好，“财融”，有财，其乐融融嘛。反正四川地区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大年初一的有个习俗是出门“找木棍”，美其名曰“捡柴/财”。
何以“拜神”
最后我想说的是，古人造神，是为了解释世界、规范行为；而人们选择拜神，是为了安顿自己。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宗教崇拜的本质并非对某个超自然个体的迷信，而是社会对自身的集体性想象——人们聚在一起膜拜神灵时，真正致敬的其实是那个让他们得以凝聚的共同体本身。财神的功能亦在此：商人拜关羽，并非真指望关二爷从云端下来帮着算账，而是借“忠义诚信”的神格来约束交易对手、降低契约成本；手工业者拜鲁班，也不是相信祖师爷会附身掌斧，而是通过共享一套行业禁忌来维持技艺传承的边界。
所以回过头看，如今我们拜柴荣，在《太平年》中跳过钱弘俶、跳过赵匡胤、跳过冯道，喜欢上那个壮志未酬的周世宗，是在追溯什么？我认为是“秩序感”。
柴荣的一生，最鲜明的底色不是雄才大略，而是对混乱的零容忍。他在位五年半，北击契丹、南征南唐、西平秦凤，从不穷兵黩武；他毁佛铸钱、整顿漕运、扩建汴京，每一刀都砍在阻碍流通的症结上。他不是那种“神迹频现”的传奇帝王，甚至没能亲眼看到自己播下的种子长成盛世——但正因如此，他才格外值得被供奉。
因为人们崇拜的从来不只是胜利者，更是那些在混沌中亲手铺设秩序的人。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认为人类文明的突破往往源于少数先知对混沌的重新编码。柴荣当然不是先知，但他做了一个极其类似的动作：当五代十国的货币沦为废铁、商业沦为赌博、城市沦为兵营，是他用一纸诏书告诉天下——官府只管道路、公廨、仓场，剩下的地方你们自己建；是他用一枚“周元通宝”告诉商贾——铜钱就是铜钱，认钱不认人，走到哪里都能用。
这种“可预期的确定性”，恰恰是市场经济最深层的信仰。
所以我们不妨这样理解：人们拜柴荣，并非指望他显灵赐财，而是通过膜拜这位“秩序重建者”，来确认自己所处的世界仍有规则可循。商人出远门时烧一炷柴世宗香，心里默念的是“但愿沿途关卡不乱收钱”；小贩开张时供一尊周元通宝，潜意识里祈祷的是“但愿今年没人来强买强卖”。
财神从来不是财富的源泉，财富是分工与交换的产物。财神真正庇护的，是那个让交换得以发生的信用网络本身。柴荣，就是这张网络在五代乱世里，最坚定也最孤独的织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