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吴京监制并主演的动作大片《镖人：风起大漠》，上映首日票房仅收1.2亿。
以16.8%的排片，占比贡献10.1%的票房份额，这一成绩堪称惨淡。
作为投资高达7亿的鸿“片”巨制，业内人士估算其亏损或超五亿。
正月初四，该片票房排名虽小幅攀升，但发力过晚难挽颓势。春节档后半程大盘已然萎缩，逆势翻盘几无可能。
《镖人》回本无望，血赔已成定局。而这一局面，早在意料之中。
吴京在该片中，没有直接打“爱国”牌，主角刀马也从未宣称自己为苍生赴义。
他接镖，是为了还人情、还债、或者三倍酬金。
但《镖人》却陷入叙事困境——源于过度张扬的“狠”逻辑——“狠”成为唯一被赞颂的品质，一切失败被归咎于“不够狠”。
它以“强者生存”为名，以暴力美学掩盖结构性压迫，最终导向一种冷酷的宿命论——谁强谁活、谁狠谁赢。
当吴京挥动双刀时，银幕上浮现的不是家国大义，而变化为一种近乎冷酷的生存哲学——强者制定规则，弱者接受秩序。
吴京试图突破“赢学”框架，却回避对“强者规则”的反思，最终沦为“赢学”反噬的标本。
“赢学”的困境，在于其简化叙事与现实复杂性的矛盾。
当《镖人》将“狠”作为核心卖点，却未提供对“狠”的批判性反思时，它实际上强化了“赢学”的逻辑——
强者通过暴力维持优势，弱者只能接受被支配的命运。
这种叙事不仅未能纾缓现实中的生存焦虑，反而可能加剧观众的无力感。
我们身处的现实社会，“狠者”“强者”早已不是刀马那样的孤胆游侠，而从个体转变为系统操控者。
——资源垄断者。通过控制土地、金融、数据等核心生产要素，形成资源、资本、权力的闭环。
——规则制定者。利用政策缝隙、行政许可、平台算法等工具，将自身利益包装为“规则”，甚至通过“合规性”掩盖资源掠夺。
——舆论操控者：通过流量逻辑将“奋斗神话”包装成道德义务，例如将“996”美化为“奋斗者精神”，将个体对公平的诉求转化为“内卷”或“躺平”标签。
当资源被少数人垄断时，普通人即使具备能力，也因缺乏相应社会资源而举步维艰。
当规则制定者将自身利益合法化时，普通人即使遵守规则，也可能因“合规成本”过高而陷入困境。
当“奋斗神话”被包装为道德义务时，普通人对公平的诉求被归为“不努力”“不自律”的道德评判，从而陷入自我怀疑。
他们不是“不够狠”，而是连“挥刀”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中的很多人被生活锤出了怂样。
一个外卖骑手在暴雨中穿行，不是因为“够狠”，而是不跑单就没有明天。
一个三线城市青年熬夜考编，不是因为“想赢”，而是退无可退。
规则制定为何成为强者垄断的“特权”？弱者为何被禁止参与规则的重塑与再分配？这套支配性秩序的“合理性”究竟由谁定义？若“强者生存”是唯一法则，为何社会仍需"公平"与"正义"的价值支撑？
《镖人》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它用视觉震撼掩盖了思想贫瘠。它试图让观众在肾上腺素飙升后，接受“这就是现实”。
2026年春节档，《飞驰人生3》《熊出没·年年有熊》《浪浪山小妖怪》成为高票房影片，意味着新观众偏好的确立：真实重于炫技，共情重于灌输，多元重于单一。
这些影片普遍注重在类型化叙事中融入人性温度，刀马式的“孤胆英雄”，却跳不出“赢学”逻辑，吴京仍在重复“男人就该硬气”的爹味说教。
《镖人》的遇冷，本质上是“赢学”逻辑与大众生存现实之间鸿沟的必然映射。在经济下行、民生压力加大的现实语境下，观众已不再愿意为简化主义叙事买单。
他们不再为“我比你强”的强者逻辑喝彩，转而为“我和你一样”的共情表达动容。
人们真正渴求的，是对现实困境的深刻剖析与情感共鸣，而非对“强者规则”的盲目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