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春晚收官，赵本山总被人们念念不忘。
早期有人认为他的东北方言“粗俗”，小品“格调不高”。
尽管如此，那些年赵本山出场时，鞭炮声会自动停歇，孩子不吵闹，老人不打盹，全家人屏息等待那一声“忽悠”。
前两天写了一篇关于春晚的文章，不止一个人留言说，自从缺了赵本山，再也不看春晚。
大众对“赵本山式幽默”的怀念，从未消失。他从央视春晚退隐已有十余年，2026年春晚推介片中有关他的镜头一闪而过，评论区仍被“求回归”刷屏。
B站相关二创视频播放量超百亿，亦证明其文化生命力仍在持续。
这种怀念，不是对一个明星的盲目追捧，而是对一种生活态度的集体追忆。
赵本山的表演风格，从不追求“完美人设”，从不试图改变观众，而是接纳他们的疲惫、焦虑、无奈甚至荒诞，用笑声为生活松绑。
这曾是万家团圆时，唯一能跨越城乡、代际、教育背景的集体欢笑。
这些角色之所以能穿透屏幕，是因为他们剥离了社会赋予的“标准答案”，呈现出一种未经雕琢的生命力。
人们怀念的，不是舞台上一股“大碴子味儿”、肢体语言笨拙感的那个“本山大叔”，而是他身上折射出的、在现代社会中消逝的“不端着”的生活态度——
一种无需刻意表演、无需精心修饰，却能让心灵获得真实安放的生活哲学。
他呈现的“不端着”的真实：农民的土气、小人物的狡黠、语言的粗粝、情绪的直接——这些在今天被视作“不体面”的特质，恰恰是被系统性压抑的“人性本真”。
中文语境中，“端着”是对“装”的经典隐喻，指刻意维持高姿态、假身份、假情绪，如“端着架子”“端着文化”“端着幸福”。
当下社会，充斥着各种“端着”的姿态：社交媒体上的完美人设、职场中的虚伪逢迎、消费主义下的符号炫耀等等。
公共治理层面，“正确性”取代“真实性”，个体为避免争议，选择使用标准化、无风险的表达模板。
社会层面，社会资源分配的结构性失衡，个体被迫以高强度表演换取微薄生存空间，生存成本挤占了情感空间。
文化层面，社交媒体驱动的“表演性生存”成为普遍选择，用滤镜修饰生活，用台词包装情绪，用身份换取尊重，用体面掩盖窘迫。
在此背景下，“端着”是社会规训对个体的异化，进而成为一种生存策略——我们不再问“我是谁”，而是问“我应该成为谁”。
像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我们时刻处于“表演状态”：必须表现得“正确”，包括“上进”“坚韧”“体面”，否则可能被边缘化。一些真实的情绪，很多时候成为不可言说的禁忌。
“端着活”的本质，是持续进行情绪劳动——压抑真实感受、维持社会期待角色，其代价是普遍的心理耗竭。
当社会普遍“端着”，不是人变软了，而是系统太硬了；不是个体不够坚强，而是系统拒绝真实。
“端着活”的根源，不在个体的懦弱或虚荣，而在一个以效率、控制、表演为逻辑的系统中，真实被系统性地惩罚，而表演被制度性地奖励。
当真实等于风险、表演等于安全、沉默等于生存，个体的“不端着”便成为一种需要勇气的逆反。
赵本山的小品之所以被怀念，是因为他演绎的农民说人话、做人事、露真性——而今天，“说人话”可能被解读为某种“不正确”。
赵本山的喜剧，恰恰以“不装”为武器，戳中了这种普遍姿态的痛点。他的角色从不追求光鲜亮丽，而是拥抱缺陷与不完美。
这种“不完美”恰恰是大众情感的投射：我们厌倦了社交媒体上的“精致生活”、职场中的“情绪管理”、家庭关系里的“角色扮演”。
怀念赵本山的“不端着”，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在现代生活的压力下，重新找回那种“不刻意、不伪装”的生命状态。
这种状态，不是对规则的反抗，而是对生活本质的回归。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或许无法完全摆脱“端着”的生存策略，但至少可以从赵本山那里，在生活的缝隙中，为自己保留“不端着”的精神空间。
“不端着”是拒绝表演式生存和集体性精神内耗，是允许笑得不体面、哭得不矫情、活得不拧巴。
当春晚从“年夜饭”变成“科技发布会”，当小品从“讲人话”变成“念稿子”，观众才猛然意识到——赵本山不是“过气了”，而是我们失去了保持本真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