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法挣下足够的钱和食物，于是故乡的她们开始外出，因此《奔跑的麦芒》也有这样的意思，那就是在强烈的阳光下或是凄苦的风雨中，我们的乡亲，他们正是麦秆上退缩着的颤抖着的麦芒，空有尖刺的芒，摇摆而痛苦，带着任何时代都有的一种人本身的凄苦与悲凉，看着年轻人过去挣扎的身影，这就是我理解的打工潮，以及所谓的现代性、工业化，它们从来都不仅仅是数据和指标，更是时刻要被唤起的同情，时刻要被提醒的一种紧张。
所以在这本书里，案子与死人，只是一个线索，一个表象，一个归乡打工者死了，到底是谁杀害了他？我想一定要追问，那是所有人，是人类，是一个巨大的外在的“历史的宇宙”，这是案子的另一面，也是一个必然的面。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想太对了，这个案子，所有的人都是当事人，任何人都不能单独拥有秘密，除非它是民族本身。
徽派：之前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获诺贝尔奖的时候也和您聊过一次。我那天看一个关于陈其钢的纪录片《隐者山河》，他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欢乐的音乐都是肤浅的，严肃的深刻的音乐都是悲剧；还有一句话，说在艺术创作上，“没有我们，只有我”，你认可这两个说法吗？
陈家桥：上次诺奖的采访，我们谈话之后，我注意到很多媒体引用时，提到了我所谈的，那就是提出了一个看法：电影和长篇小说是现代性的两大基石。我始终认为，现代性需要维护，而不是被不断地拆解和碎片化，现代性需要一种整体性，需要它仍然能够被叙述，能够作为故事的一个内在的主线。《撒旦探戈》是一部非常伟大而重要的作品。《都灵之马》《鲸鱼马戏团》也都非常优秀。它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既是隐喻，同时又超越了隐喻，成为一种直接的展示，这很了不起。至于陈其钢所说的，我想所谓的肤浅，并不是说它简单，或者说它没有深度，而是指它实际没有所指，它流于平面，它相当于没有发生，也就是说它失去的是时间的标尺，它丧失了的意义，正是它本身所缺少的，也因此意义从来不是本来就有的，是要创造的、要赋予的，而悲剧的力量就在于它制造了一种威胁着人生的某种可能，并在战胜这种可能中，看到了一种不可能，一种人的失败感。也因此，我们才需要共同来面对这样一种有可能的威胁。也因而，我们一直作为所有人的一部分而紧紧地抱在一起，一起热爱着。这是我理解的艺术，也是我理解的小说。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蒋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