猩红制服下的抵抗——《侍女的故事第1季》
今天聊聊美国剧《侍女的故事第1季》。
片名The Handmaid's Tale Season 1(2017)，别名女仆的故事 / 使女的故事 / 侍女。
本剧改编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85年同名反乌托邦小说，以近未来美国为背景，构建了一个充满压迫的极权世界。
故事大背景是环境灾难肆虐，生育率骤降，极端基督教教派“雅各之子”趁机发动政变，推翻民主政府，建立起神权独裁的基列共和国。小说获得了众多奖项，包括1985年的加拿大总督奖和首届亚瑟·C·克拉克奖，1990年曾被改编为电影。
使女制度是小说的核心设定。在基列，少数仍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剥夺了所有财产、工作和家庭，身着标志性的猩红斗篷与白色兜帽，被训练成“使女”。她们的名字被剥夺，改为Of加其所属大主教的名字，如女主角Offred，意为“弗雷德的所有物”。她们唯一的功用就是作为行走的子宫，轮流送到统治阶层“大主教”的家中，与他们进行一种被称为“仪式”的、毫无情感可言的交合，目的是为大主教的家庭生下孩子。孩子出生后，使女就会被派往下一个家庭。
女主角琼·奥斯本是个普通女性，曾拥有家庭、事业、自由，逃亡失败后被剥夺原名，赋予“奥弗雷德”（弗雷德的所有物）的代号，分配给大主教沃特弗雷德夫妇。
她的日常被僵化的仪式、无处不在的监视与深入骨髓的羞辱填满，每月一次的“仪式”将女性的身体异化为纯粹的生育机器。使女们还要被迫观看公开处决叛徒活动，暴力维系着政权的恐怖统治。
在这样的绝境中，琼没有沉沦，她强烈思念着女儿和渴望自由，在沉默中积蓄力量，与其他女性形成隐秘的联结，憧憬重获自由。
阿特伍德曾强调，她深受《1984》的启发，小说中所有情节都能在人类历史中找到原型，而剧集则将这种“现实感”推向了极致。
基列共和国的名字源自《圣经》，本应是“疗愈之地”，却沦为“沾满鲜血的罪恶之城”。
基列的恐怖是一种极端演绎，将历史上奴隶制、纳粹主义、宗教极端主义进行提炼重构，通过恐怖公开处决、眼目监视和思想控制来维持统治。美国女性也随着剧集热播，身着使女制服抗议反堕胎法案，让“Nolite Te Bastardes Carborundorum”（不要让混蛋压倒你）成为女权运动的口号。
小说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第一集中客串饰演嬷嬷。当琼不愿意加入集体羞辱圈时，她打了琼一巴掌。
奥弗雷德和大主教第一次玩拼字游戏时，他们翻开的前两个牌是字母“M”和“A”，这是致敬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首字母缩写。
塞雷娜给琼的孩子起的名字“妮可”是男性名字“尼古拉斯”的女性化形式，暗示婴儿的亲生父亲是尼克。
伊丽莎白·莫斯用近乎默片式的表演塑造角色。她的脸上常常挂着麻木的顺从，但眼神深处却燃烧着不屈的火焰。
她在绝望中挣扎、在妥协中坚守。在与指挥官进行秘密拼字游戏时，她指尖颤抖却眼神坚定。她在壁橱里发现前任使女留下的字迹，她与莫伊拉重逢却发现好友已向现实妥协，这些瞬间的情绪转折，都被莫斯演绎得层次丰富。
女性群像刻画同样深刻。
塞雷娜·乔伊作为指挥官的妻子曾是政权的支持者，最终却沦为自己参与构建的体制的受害者。她对奥弗雷德有着复杂情感，夹杂着怨恨、依赖、嫉妒、同情。
莉迪亚嬷嬷是体制的忠实执行者，她用宗教教条作为施暴的借口，在她严厉外表下藏着对权力的病态执着。
使女中莫伊拉逃亡挣扎、艾米丽激进反抗，共同构成了女性在压迫下的众生相。
剧集最大的特点就是视觉效果独具匠心。
猩红的使女制服与蓝色的妻子礼服、灰色的马大制服形成鲜明对比，既是社会等级的标识，更成为强烈的视觉符号。红色象征着生命与欲望，被极权体制异化为生育工具，这种矛盾的象征意义贯穿始终。
摄影风格以近距离特写与冷静的长镜头为主，特写镜头捕捉着角色细微的表情变化，迫使观众直面他们的痛苦与反抗。长镜头则展现着基列整齐划一的恐怖秩序，空旷的街道、肃穆的仪式场景，都在营造令人窒息的压抑氛围。
小说中基列将所有黑人归类为含之子。这出自原教旨主义基督教教派的信念，即黑人是诺亚儿子含的后裔，因此受到诺亚对含的诅咒。小说中黑人被强行重新安置在中西部北部（第 14 章）。
剧集制片人有意识地加入黑人角色，别看制片人解释了一大堆，其实就是为了政治正确。
基列政权通过控制语言来控制思想，禁止女性阅读写作，剥夺她们的姓名，将她们简化为没有自我意识的工具。
但奥弗雷德的内心独白、秘密的文字交流，都成为反抗的武器。基列将人性异化，将强J合法化，将暴力仪式化，在形式上做到了极权的样子。
使女们之间的相互扶持、琼对女儿的思念、甚至塞雷娜偶尔流露的人性，都证明了极权不得人心。
抵抗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革命，也可能是奥弗雷德偷偷藏起一块黄油，可能是她在心中默念自己的真名，可能是她与尼克之间危险的爱情。强权可以夺走我的一切，但不能逼我认同这掠夺是正义。
极权异化人性，
绝境坚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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