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冠霖14岁的时候想象过24岁之后的生活：如果足够顺利，他会去体育大学念新闻传播。做体育主播，解说体育赛事，这是他的梦想。
“要么我就在电视台实习，要不然我就在老家县城开一家洗鞋店，然后25岁可能会遇到一个不错的女孩，也许展开一段恋爱。”赖冠霖说。
现在赖冠霖25岁，他没有按照14岁时预想的剧本来生活。如果你搜索“赖冠霖”，关键词会有“练习生”“偶像”“退圈”“导演”。也会有大量的他做练习生和演员时期的影像，还有许许多多喜欢他的粉丝的留言——这些可以勉强拼凑出赖冠霖的人生轨迹。
2016年，15岁的赖冠霖去往韩国做“练习生”。一年之后，他在选秀节目《PRODUCE 101 第二季》获得第七名出道，与前十名组成偶像团体Wanna One。两年后，他来到北京，做演员，参加综艺，获得了不少关注。
或许应该先从那封退圈信说起。2024年6月，“前偶像”赖冠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封退圈信。在信中，他说：
“我主观地认为我们被创造出来，是学习如何去爱的。爱别人，但更重要的是爱自己。我曾无数次从噩梦中醒来，走到厕所，开灯，照镜子……却不爱镜子里的那个人。站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只有这样选择，只有选择幕后了，我才会真正地珍惜过往的经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表达自己，把那一句句想说的话变成台词，写在白色的纸上。如果有一天，我做成了，我会用最真挚的态度邀请你们。我会邀请你们进到影院，为我的作品书写最客观的一笔。在那之前，让我们回归个体，去学习如何爱自己吧。我永远爱你们。”
在社交网络热度和流量的世界里，偶像作为工业产品，完美到没有瑕疵。可是赖冠霖从某种程度上用“自毁”式的方式让不完美的过去展现在大家面前。偶像、热度、综艺、排名，对赖冠霖而言像是“上辈子的事”。他和过去做了一次近乎暴力的切割。
赖冠霖去韩国前特意为自己买的鞋子，陪伴了他10年。（图/受访者提供。）
为了摆脱泥沼般的环境和原生家庭决绝地离开了故乡，在韩国做练习生的时候，15岁的他经历过和同伴的无数次暴力的分别，只剩麻木。他一次又一次地去追寻一种名为“自由”的幻觉，一路追，一路丢弃在他人眼里极为珍贵的名利。
做演员的间隙，他开始拍摄短片。他讲述一对姐弟的故事。他震惊于小演员浑然天成的理解能力与演技。静坐一会儿之后，他坦然地面对自己作为演员的天赋不足。但是同时他也发现了自己对他人、对世界的好奇心，让他可以更好地成为一个创作者，成为导演。
最近他做了一档自己的播客《龟山乡》，播客名字来自他的老家，一个台北市旁边的小县城。
如果一个并不知道赖冠霖是谁的人打开这档播客，可能很难想象这些表达是来自一个“前偶像”。赖冠霖和朋友们讨论家乡、职场、美食和创作，他的过去被零碎地散落在和朋友们的聊天里。
赖冠霖的播客《龟山乡》。
赖冠霖已经25岁了，但是过去十年的经历在他身上留下来的痕迹，几近地理学上的板块碰撞、分离、俯冲、错动之下的地形重整。
一个普通的少年，成为偶像之后经历过惊慌、狂喜、麻木和反思；在风暴中心窘迫和失序之下去追寻一种宁静的生活，在创作之中发现了乐趣；在多年之后又回到了那个少年时必须要逃离的故乡。
这一切又迅疾又漫长，他一不小心成为了一个理解时代变化和流量文化的入口。
以下是赖冠霖的自述：
完整采访，请扫码进入新周刊播客《刀锋时间》收听。
“然后一切就停了，就安静了”
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练习生？是因为金融海啸。我爸是做科技业的，金融海啸有点影响到我们家庭的结构和经济状况。
我爸40岁生的我，然后我就在想，如果我正常升学的话，到22岁、23岁毕业，相当于我需要我爸爸给我月供到他62岁、63岁，我当时不愿意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想得比较简单：就想要赚钱。
那时候对于一个没有太多社会技能的未成年来说，其实不会太知道怎么去赚钱，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那时会有很多韩国公司到各个地方去选秀，我就参加了，被有缘分的公司邀请去做练习生。
我妈妈特别不支持我去韩国做偶像这个决定，她觉得我要拿到基础文凭。但是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我作为练习生，所有东西都是零基础的情况下，我只有一个优势，就是年龄的优势。
如果我还不把握住这个时机的话，这个优势一旦离我而去，我就很难再被韩国的公司青睐。
当时我就去学校的教务处问了一下，发现如果学生连续两周没有出勤的话，自动会被学校的系统认定为退学。所以当时我就跟我妈说，如果你不让我去，我就一直不去学校。后来我妈大概有一周还是两周的时间都不跟我沟通，但有一天晚上她跟我聊了一下，其实具体聊什么我现在有点记不得了，后来就通了，我就订了隔天的机票去了韩国。
小时候对家庭和环境的感受，也被赖冠霖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图/《北京下雨了》剧照）
去韩国的另一个原因是很不想留在老家，因为那时我和同学的关系也有出现一定的问题。虽然我没有被霸凌，但是因为大家普遍关注的东西和我关注的东西有一些不一样，然后就会有被排挤的感觉，学业方面也是不上不下。
我记得那个时候班里比较多人在追韩国的男团女团，但是我更多地在看美国的一些脱口秀或综艺节目。还有我读一些小说，但是身边的同学看的跟言情类的片多，自然而然聊的话题都不太一样，所以会有觉得自己是异类的瞬间。
我现在这个阶段和14岁那个时候想逃离家的阶段，想法上肯定有很多不同，我现在甚至有些时候会羡慕周边的人有“同学情谊”这件事情，因为我没有。但是我也不后悔。
我觉得就得一体两面去看的，我还是挺感谢我的原生家庭，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给了我很多不一样的感受，里面有好的、坏的，有极端的，也有温柔的、刺激的。
赖冠霖在家乡拍摄的芦苇丛，几乎是和他的播客同时诞生的一张图。（图/受访者供图）
如果说让我选一段儿时的记忆去做影像化处理，我希望是7岁那年发生的一段让我记忆深刻的画面。我写过类似的桥段，但我还没有把它影像化处理过。
有一天早上我已经吃完饭，刷完牙，洗完脸，换好衣服，坐在餐桌那儿，等我妈收拾完带我出门，突然就听到主卧里面的声音。先是吵，然后开始摔东西，之后你就听到推搡的声音，再之后你就听到身体猛烈碰撞的、打架的声音。它是一种比较低音域的“砰砰”声，然后一切就停了，就安静了。
我爸先出来的，他应该也没有脸面看我，所以就很快从我旁边经过，我就透过门缝往里看，我不敢抬头，一直看着地板，然后看到有熨衣机倒在地上，开关被打开了，水蒸气就一直在冒——这个画面印象还是蛮深刻的。熨衣服的机器是一个黄白相间的颜色组合。然后他们离婚了，那天中午他们就把婚离了。
“你要记得我”
因为你在原来的环境里已经挺烂、挺糟了，所以你去了（新环境）之后你会更想融入，你会期待一个更好的人际关系，更好的表现，更好的生活状态。
我想起来两件事。从台北准备要飞韩国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原来的微信号直接注销了。我觉得，在那个地方，那样的同学关系、那样的自己，我很不喜欢。
我重新注册了一个微信号，只加了我的发小、我妈、我爸，还有我姐。所以到今天我没有什么老家的朋友，除了我发小。
第二个是到了韩国之后，第一次吃韩国的泡菜，我觉得挺辣的，但是过了两个月，就发现好像习惯了，当下自己又挺开心的，就觉得自己适应了一个新的环境。
之后就开始看到实际的收入了，会有一个结算单，白底黑字。在那时我通过某种运气的加持以及自身的小小努力，赚到了钱，它让我觉得我当时确实是在干一份工作。
我是很幸运的。一般练习生平均大概是4年到7年的练习时长，我是练了10个月，然后参加节目2个月到4个月的周期，所以总共算起来是一年左右，我就成功出道了。
赖冠霖拍的机场图。（图/受访者提供）
那一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其实跟上班是有一点像的。每天早上也是10点左右起来，先在家吃饭，吃完饭之后就去公司，每天会有课表，大家就按课表去操练。
因为每一周都会有周评，每个月也会有一个评测，（这个评价体系）可能是很暴力的。
前一天还跟你在说说笑笑的同期的练习生，隔一天就哭着从一个房间走出来，然后我们就问他怎么了，对方就说“你要记得我”——真的，这就是原话，他不会说“我被刷了”之类。他们比较常见的第一句话就叫我的名字，然后就说“你以后一定要记得我”。我大概就知道怎么了——他被刷掉了。
那个时候管理练习生的工作人员也会及时给我做心理辅导，那样辅导几次之后，好像对这个现象也慢慢有一点麻木，因为真的是常常发生。
选秀节目 produce101海报。（图/豆瓣）
我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非常残忍，但是我必须实话去讲，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因为竞争比较激烈，然后你能做的事情也比较有限。你好像更多的只是专注于自己，保证自己不会被淘汰。你没有太多去思考这个体系是不是有问题的，它是不是残忍的。
我觉得我在做练习生的时候，感受到的更多的是获得某种自由之后的幸福，对这个体系没有那么多怨言，也不会觉得很残忍。
“我确实没文化”
想逃离的情绪不光围绕着原生家庭，还有学校的同学关系。所以逃离的起点在哪？有太多可以作为起点的地方了，我当时的确是不快乐的。
虽然这些故事说出去，我不知道有共鸣的人会有多少，但是你看它现在成为了我创作的某种养分，我觉得也蛮好的。
它会让我去意识到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因为我不想变成跟他们一样。
李安导演在一个采访里也说过，其实家人之间爱和尊重不是天然的，是你要去争取的。
这句话的重要性我觉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可能就意识到了，所以我不完全视我的原生家庭的摩擦为很恶劣的体验，我反而觉得这种东西你得一体两面去看。我不埋怨，也有一些感谢在里面。
我离开家去到韩国，和我选择退出之前的工作，专注在幕后，其实是异曲同工的。如果我不退出来，我很难更好地去接受过去的我。也就是说，如果那个时候我不暴力地去切割我和我原生家庭之间的关系，我是很难像现在这样一体两面去看家庭关系的，我肯定更多的就是埋怨，不去感恩。
赖冠霖将自己的社交平台账号改名为“没文化的野人”。
如果我不退出来做幕后工作，我也很难接受“我曾经是一个爱豆，我曾经是一个演员”这件事。其实这是很拧巴的，退出来反而我能更好地接受。
你看，最开始我想要入行，我想要做一个idol，是为了逃离我的原生家庭，或者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东西，也许我想争取一种自由，可是当我真的入行的时候，我发现这部分是我丧失最大的——你连说话的权利可能都没有，你连自主去掌管你生活的权利都没有。
那段时间看到了一本书，是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就有写道：“我老婆是乱讲，我是乱写。我们俩都是‘没文化的野人’。”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
那个状态和我做演员的末尾阶段有一点像，当时我感觉我的表达欲已经开始要溢出了，要过剩了，所以就自诩自己叫“没文化的野人”。我当时取这个名字也被骂了很久，（大家）就说是你没文化。
但我也接受，我不是真的想抬高自己，所以取这个名字我觉得反而是把自己放到最低，我就没文化。
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当时自己确实没文化，然后重新地去学习做导演这件事情。
“她能做到这样，我没做到过”
我在拍第一支短片的时候，没有想着我一定要做导演，所以当时我确实就是以一个演员的身份去尝试拍《冬天和春天打架》。
我去了凉山，筹备和选角时就遇到了一对亲姐弟，然后邀请他们来演这个短片。有一场戏我印象特别深刻，讲的是（早些年）留守儿童常常需要去面对的一个情况：父母因为在外打工，可能过年的时候会被厂里给予更高的酬劳，所以他们可能会选择不回家过年，但是这样会让孩子们自己在家过年，或者和长辈过年，这其实是一件对于小孩来说很难接受的事。我的剧本里面有这样的内容，需要演员去演一个哭戏。
（图/《冬天和春天打架》）
那天下午我在拍别的戏的时候，我就看主演的小女孩拿着手机，手机画面是一个中年妇女的形象，当时因为我在拍其他戏，我就先进行我的工作。她一下午就一直抱着手机，然后就到了晚上要拍那场戏，光都架好了，演员都就位了。
副导演就说，导演你去给她讲一讲，我当时就有一个念头说先试一条。我就坐在监视器后面喊“3、2、1、action”。就那一条，她完全演出那种情绪和更深层次的东西，你就算是个外行的人也能看得到。
那条演完我就喊cut。我在原地呆坐了很久。之后我就问她：“你下午到晚上一直看着手机里的那个人是你的妈妈吗？”她说不是，那个人是她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的一个班主任，上了小学六年级之后，她才发现班主任被外派去了其他地方了，但是走之前没有跟他们任何人说。她特别想班主任，然后她就看着那个照片酝酿情绪，到晚上拍。
我当时就蒙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冲击特别大，因为我就在想：她才12岁，完全没有任何表演的经验，她能做到这样，我没做到过，我未来有可能有机会做得到吗？我觉得做不太到。
《冬天和春天打架》剧照
之后我把这些素材都背回北京开始做后期，从剪辑到调色到声音都做完，大概做了一个月。一个非常平常的下午，我拿电视投屏，从头到尾把成片看了一遍。
我觉得那时我特别客观，因为已经抽离出来了，我就觉得我做得好像还可以。而且拍戏这件事情也能适当地让我说那么一两句我想说的东西，它好像可以平衡好我想表达的东西，所以是在那天下午想了很久之后决定我想做导演，我想把拍戏这件事情做好。
然后，我就开始思考：“做演员”跟“做导演”这两件事，在我这儿能并行吗？好像不可以。
（图/赖冠霖导演短片《北京下雨了》剧照）
“我想试试看变成这样的人”
我想这件事情一定要非常系统性地去学，首先要找老师。
一开始老师给我列书单、列片单，我就一个个看。随着我准备得越来越多，我也会去关心每一年各个电影节入围的一些片子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的都会看，往年的也看一看。看完就会开始写东西，老师就会很仔细地去帮我看，然后讲述我哪里还可以更好，哪里好像还行。就这样持续有两年多，比较系统性地学做导演。
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作家是王小波和他的书《黄金时代》。洪尚秀导演的电影《小说家的电影》，当时也给我很不一样的启发。
《黄金时代》
王小波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
《黄金时代》我是一口气看完的，看完就觉得，原来表达不是高大上的东西，通篇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很真实、很诚实的态度——原来人说话是可以把本意也摆在明面上的。
洪尚秀的《小说家的电影》，故事是关于一个导演想要让小说家的角色去进行跨界的尝试，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拍长片，而是拍短片，这件事情当时就引起了我很大的共鸣，毕竟那个时候我也是围绕着短片在学习、在创作，然后我就觉得原来把这种创作者成长的路径融到一个故事里去做表达，也是可以很完整的。
（图/《小说家的电影》）
它们给了我很多启发，这种诚实的特质好像是我一直在寻找的。
但是如果要说现阶段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个导演，那就是韩国的申元浩导演（代表作《请回答1988》《机智的医生生活》），我个人最喜欢他的一部作品《机智的医生生活》。
我喜欢他，是因为他的作品里总是讲生活上的日常琐事，有大有小，有深有浅，可是会很好地让人去吸收、不沉闷。
（图/《机智的医生生活》）
他的剧作甚至是有高冲突的。可是当你在看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那是冲突，你会把它所设计的冲突理解为“对，我日常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这是很难的。所有的治愈、所有的喜剧、所有的冲突都是在不经意间，这是我对他作品最喜欢的部分。
同时，我在很多的导演幕后特辑，或者是从综艺里去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是没有“登味儿”的，他的身上还是很干净的，很纯粹的，很平和的，很温柔的。他好像没有因为自己要面对更多更复杂的事情而变得更犀利，我觉得这个很难。我想试试看变成这样的人。
（图/导演申元浩）
当然，他们都是我喜欢的创作人，我也不知道我会成为什么样的导演，但目前作为创作者来说，我觉得不同地方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非常有趣。
首先是我对（观察地域的文化差别）这件事有很强的好奇心。比方说北京人说的话，吃的东西，以及生活态度，我都会去观察。我也会很好奇现在的东北人在经济改革的时候，大家有什么想法和变化，还有为什么上海人和温州人比较会做生意？
所以每到那个地方，我就会围绕“这个地方的人，也许有什么特质”去做更刻意的观察，然后就会有一个小小的总结，但是这个总结肯定不是很精辟，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进入到创作的话，还是要去那个地方待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再找寻更多的真实的故事。
我也会觉得因为大家都有老家，大家都有原生家庭，所以这个东西也许会成为一个很好与笔下角色共鸣的点，这是其一。其二，我觉得围绕着某个地方去展开的故事会更生根而落地，也能传递更多的东西。
赖冠霖拍摄的《倒影》。这是他出差时拍到的，他说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村庄和很普通的夕阳，但这背后有非常动人的故事。（图/受访者提供）
“更近人情，更知冷暖”
这两年我对创作和流量有了很不一样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创作者需要更诚实。这个诚实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有一点是我想得比较明白的——创作者拍片子或者是说我拍片子，我是希望被更多人看到。
也就是说我今天用着别人的钱拍了一个片子，我肯定是需要有更多人来看的，这中间就会有流量的产生。我觉得我是需要的，我也想要更多人来看到我。
但我也希望人们不要对我个人有太多的窥私欲，我希望人们来看我的作品，我知道我现在说的话很危险，很拧巴，所以我尽量在找做播客、做广告、做短片也好，做长片之间的平衡。我需要流量，但我希望把这些流量转换成进到电影院看完电影的观众。
这个过程肯定是很挣扎，我需要去努力的部分也比较多，包括怎么去转换自己的思想，怎么去转换我对于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的认知，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能持太乐观的态度，但是我也不持悲观的态度，就是我去做、我去学、我去努力，
给我10年的时间，我觉得应该会让“赖冠霖”这个人更谦虚才对。“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认真做事”，我会这样去对10年之后的自己说。
我去想象10年之后的自己大概是什么样子，我想从各个角度而言，我会更好。虽然刚才我想的时候停顿了那么久，但是我觉得在停顿的瞬间，也许可能通过10年的锻炼，我会更壮一些，也许通过10年的时间，我会去到更多的地方旅游，我可能会尝到更多的美食。10年之后，我可能会更近人情，更知冷暖。我也许会成为一个更谦虚的人。
最后，如果用一个电影画面去描述这一切的话，我试着去找我看过的电影里面比较安静的画面。
（图/《独自在夜晚的海边》）
可能是一个人安静地在小酌，可能是一个人安静地在看着孩子嬉戏，也可能像洪尚秀《独自在夜晚的海边》里的一幕，金敏喜躺在海滩上，然后导演就拍了一个她的背影——我希望自己的生活能有那样的秩序。
题图 | 受访者供图
校对 | 向阳
排版 | 韵韵紫
运营 | 沈筱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