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明星，愈演愈烈。
“刘亦菲”身着礼服跳热舞、“张颂文”手持冻鱼旋转跳跃、“贝微微”穿越次元出现在真实世界、“BIGBANG”合体上演回忆杀……各路名人涌入直播间，团播聚齐“全明星”阵容。
可惜打眼细看，个个都是山寨货。继鹿哈、黄子诚、王二博等人成立又解散男团ESO后，云南BIGBANG横空出世，再次掀起有关山寨明星的网络热议。
模仿名人似乎是永不过时的流量密码。从电视时代到短视频时代、从直播兴起到团播繁荣，哪种传播媒介流行，哪里就有山寨明星。
比起高高在上的真明星，山寨明星们活人感更重，也更经得起调侃。他们效仿明星的形象、声音、风格，利用明星本人的名声收割关注，通过颠覆明星的精致人设，将明星拉下神坛。
如此一来，偶像不再具有权威性。这种地位的反转，赋予观众肆意戏谑、嘲讽明星的权力，以消费荒诞娱乐对抗主流文化权威，完成对现实压力的宣泄。
换句话说，山寨明星层出不穷归根结底是内娱文化的刻板与死寂。
自上世纪90年代起至今，这场明星模仿狂欢跨越三十年，未来或许还将继续上演。
时代变了，“刘亦菲”跳上团播了。
这大概是2025年最魔幻的的画面。名为“IPO·0120”的直播间里，一位长相酷似刘亦菲的主播，头戴满天星簪花，脖间挂着红宝石项链，身穿翡翠色抹胸礼服，跟随音乐轻扭腰肢。
镜头推拉游移，不时放大她裸露的肩颈、标致的鹅蛋脸，三分漫不经心的清冷媚态。
而且“刘亦菲”不止一个。在同个直播间，甚至能看到扮上红毯造型的刘亦菲，与《金粉世家》女主角白秀珠（刘亦菲饰）手牵手跳舞，瞬间打破次元壁。
新涌入直播间的观众不断评论“三分像她，已是人间绝色”，更有人直言“有1分就沉迷了”。
与两位“刘亦菲”同场直播的，还有长相酷似赵露思、王祖贤的成员们。
她们以复刻明星的经典造型为标志，模仿明星的动作、神态，不断吸引着直播平台上的过路人，成为最出圈的团播直播间之一。
其中，最像刘亦菲的主播柳柳，曾经直播间只有几百人，直到开始模仿刘亦菲，她的单场直播流量直接翻了10倍。
据新榜统计，“IPO·0120”曾一个月内直播48场，累计观看人次超4212万次，通过直播涨粉11.61万。
事实证明，即便在团播界，“刘亦菲”依旧抗打。
2025年10月起，直播平台上陆续出现模仿明星的团播直播间。
电视剧《许我耀眼》热播时，“许妍”“沈皓明”争相上阵，将剧中造型复刻至直播间，站在C位跳起团播热舞。观众打赏榜单上，剧中角色齐聚，纷纷为自家人站台。
同一时期，凭借在直播间模仿电视剧《狂飙》中的高启强而出圈的“小颂文”，也改变直播策略，从一个人站在菜市场的摊位上杀鱼，到站在一群西装男面前跳舞。
在直播间里，踢腿、挺胸、转身，“小颂文”做完一套丝滑连招后，愤怒地喊出高启强的经典台词，“为什么我做的项目没人支持我”，随后带领其他成员开跳团播热舞。
根据新抖数据，2025年10月20日开始，截至12月中旬，“小颂文”一共进行过18场直播，累计观看人次超1500万。其10月20日的一场直播热度最高，单场直播累计观看人次达231.25万，在线人数峰值为4.6万。
如今距离《狂飙》开播已过去3年，没想到高启强仍有余威。
就连白月光“贝微微”也复出了。团播账号“Queen&Queen”的直播间里，主播留着空气刘海，身着一袭红裙，温柔跳起《爱的华尔兹》，让观众一时说不清该来的是慕容云海还是肖奈。
还有团播“赵露思”、团播“白鹿”，团播直播间聚齐各路明星，热闹程度远超内娱，甚至连韩娱也没放过。
“关恒-蹦山咔啦咔”硬是凭实力闯出一片天。不同于其他模仿明星的直播间，来自云南昭通的关家五兄弟一反精致，以农村院落为舞台、电动三轮车为背景，利用燃烧秸秆制造烟雾效果，全开麦唱跳bigbang的经典作品。
粗糙、略显非主流的形象，搭配农村大舞台，与出色的唱跳技能形成反差，五兄弟迅速走红，场场直播在线人数10万+，嘉年华礼物不断涌上屏幕。
由于对韩团bigbang的精妙模仿，“蹦山咔啦咔”被网友称为“云南bigbang”。走红网络后，他们不仅与昭通文旅合作推广当地旅游景区，还吸引到不少品牌邀约，甚至登上浙江卫视的跨年晚会。
由云南bigbang催生出的，还有“云南 土NE1”“云南 EX欧”“云南卜拉克ping”。也许有朝一日，滇也能撑起KPOP的半壁江山。
冒牌涌入团播，复刻玩出新花样，模仿明星似乎是永不过期的流量密码。然而，当批量生产的山寨明星层出不穷时，很难说清这到底是不是条好赛道。
社会学家、民俗学家艾君将“山寨明星”定义为由某个组织或者群体因为某种市场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策划、塑造，利用模仿社会上已有的名人、明星等手段，策划打造出来的具有一定社会认可度的某名人的替身、模仿秀、特型演员。
上世纪90年代末，山寨明星便已初现雏形。
1998年，北京电视台与上海电视台联合出品的综艺《欢乐总动员》开播，“超级模仿秀”是该节目的王牌环节。
袁娅维（袁娟）曾因模仿歌手顺子获得节目2000年度亚军，而冠军是模仿张信哲的景枫。后来两人均与高晓松合作出歌。
《欢乐总动员》节目上的袁娅维
伴随着《欢乐总动员》的热播，山寨明星愈发普遍，逐渐形成产业。
2006年成立的中国山寨明星艺术团招募声音或外形酷似明星的素人，提供专业包装与培训，巅峰时期拥有600余名山寨演员。其官网介绍自称“模仿艺术这门文化已经在全国乃至亚洲地区形成了优势性的垄断趋势”。
后来推出的《星光大道》《中国达人秀》《百变大咖秀》等，持续为明星模仿行业添薪加火。
根据南方周末总结的“中国模仿秀极简史”，2010年至2015年间，出身于这些节目的一线模仿秀艺人频繁登上央视、地方卫视等主流电视节目，迅速积累名声和财富。甚至开始出现整容的“人造明星”。
中国山寨艺术团中模仿蔡依林的谭艺琳
这一时期，素人走红出圈，长得像明星只是基础条件，最重要的是模仿明星的动作、表情、声音。
哈尔滨出租车司机教海晔以模仿刘德华而出名，为练出经典的喉音颤腔，听烂七盒《忘情水》磁带。安徽农民为模仿汪涵，每天含着石子练长沙话，直到嘴角磨出血沫。
即便《百变大咖秀》是明星互仿，嘉宾也同样豁得出去。贾玲头扎白头巾，身穿无袖坎肩，腰间系着红腰带，模仿阿宝笑料连连；谢娜复刻《甄嬛传》中的皇后造型时，不忘搭配轻佻的嘴角；孙坚穿上旗袍，学起雪姨敲门……
贾玲在《百变大咖秀》中模仿阿宝
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曾预言：“每个人都可能在15分钟内出名”。在注意力尚未稀缺的电视时代，酷似明星的模仿者必须表演才艺，才能满足观众的兴趣和期待，拥有出名机会。
但进入短视频时代，一切都变得容易起来，一个人在15秒内就能出名。模仿者无需学会表演，只要长得像明星，便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关注。
“小林心如”以模仿《还珠格格》中紫薇失明的场景而出名，直播时边假装眼瞎，眼里噙满泪水，边告诉观众：“除非是火箭或者是嘉年华，才能治好我的眼睛。”
如果直播间出现高额打赏，她便立刻复明，激动地喊道：“我看见了！我的天哪！”
直播的反差效果让她几乎一夜爆红，一个月内涨粉70万，总粉丝量近300万。
小林心如
“佛山电翰”原本是佛山一家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每日顶着一张酷似张翰的脸，在直播间拧螺丝，套件、甩手、组装，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他刚进厂时暴瘦20斤，月工资只有两三千块，但直播爆火后，很快赚到一辆百万奔驰，短视频平台上的粉丝量甚至超过正主张翰。
佛山电翰
比起小林心如、佛山电翰，由鹿哈、黄子诚、王二博、林俊绝等人组成的男团ESO更被人熟知。他们不仅活跃在短视频平台上，还曾举行线下公演、开粉丝见面会。
对标EXO的ESO
2022年7月底，ESO在长沙热门商圈德思勤广场表演，现场可谓“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
尽管ESO是低配明星长相，五音不全、跳舞不齐，但粉丝仍把广场围得水泄不通，还举着为ESO成员定制的应援灯牌，大声呼喊他们的名字。
现场魔幻程度堪称“夯”爆了。12岁的初中女生高喊“我爱黄子诚”，21岁的男生刚粉上ESO两天半，还有人是EXO的粉丝，有人坦言“黑到深处自然爱”，最多的是看热闹的路人。
社交媒体上追星ESO的帖子
不论早期的模仿秀艺人，还是短视频时代撞脸明星的网红，本质上都是复制品。他们打破明星的精致模样，通过戏谑、夸张的表演方式，解构偶像崇拜。
如此一来，明星被拉下神坛，观众不必再小心翼翼地维护偶像人设，而是用心不在焉的态度接受娱乐消遣。
赵本山曾对他的模仿者们说：“老百姓需要快乐，我一个人也太少了。”
自上世纪90年代起至今，这场明星模仿狂欢跨越三十年，归根结底是大众对优质文娱产品的渴望与精英文化的少量无聊供给构成失衡。
而山寨明星的出现修正失调，观众通过放肆地嘲笑、模仿他们，形成规模式狂欢，在对荒诞娱乐的消费中完成对现实压力的宣泄。
看似遭人耻笑，但山寨明星吃的就是这碗饭，不论在哪个时代，头部模仿达人都赚得盆满钵满。
中国山寨明星艺术团的团长杨世林接受采访时曾说，诸如刘德华、张学友、范冰冰等一线明星的出场费需几百万元，而山寨明星的演出费最高不过5万，如果是模仿三四线的明星，仅需几千元。
因此，山寨团商业演出、品牌代言、电视栏目邀约不断，“用少量的投入，达到百万的明星回报效果”。
中国山寨艺术团中模仿韩红的佳妹
王东林是葛优的经典模仿者之一。1992年，《编辑部的故事》播出，葛优凭借“李冬宝”一角火遍全国。那段时间，王东林因意外受伤需要敷药而剃成光头，结果走在大街上被误认成葛优，有时还会引发围观。
王东林意识到这是难得的机会，于是以“小葛优”的名义接商演，在全国各个小城镇走穴，唱歌、跳舞、模仿葛优的语气讲段子。
尝到模仿的甜头后，他干脆成立“明星帮”，聚集40多位模仿者打包演出。
在百度百科的介绍中，明星榜成员个个履历精彩，不仅都是综艺节目的常客，还有人与明星本尊一起拍电影、录节目，身价高涨。
2013年至2015年，模仿秀最火的时候，明星帮成员、梅艳芳的模仿者张丽已能轻松年入百万，“山寨汪涵”张强也曾表示可以年入四五百万。
明星帮海报，左边三人分别为张丽、王东林、张强
不过王东林坦言，2020年之后，明星帮靠商演轻松赚钱，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线下做得好，不代表可以抓住线上的流量，短视频与直播占据主流后，赚钱的变成抢占先机的“小林心如”们。
顶峰时期，“小林心如”曾一场直播赚10万。“佛山电翰”酷爱汽车，爆火后立马购入迈巴赫，如今他已从工厂辞职，开起MCN公司。
比起ESO其他成员，“鹿哈”无疑最成功。他本名“凌达乐”，曾拧过螺丝、干过美发、送过外卖，差点成为鞋厂工人。凭借撞脸鹿晗出圈后，他迅速投入直播带货，自曝月收入达500万，短短7个月内赚到3500万。
豪掷1100万买深圳大平层、277万买法拉利，将600万的写字楼收归己有，开MCN公司，凌达乐的生活发生360度翻转。
2025年11月，他还在短视频平台上晒出结婚证，事业、爱情双丰收。
不过所有行业均存在二八定律，山寨明星也不例外，赚得多的永远只是头部模仿达人。
与鹿哈同组合的黄子诚就没那么幸运。2025年9月，他发布视频称账号被永远封禁，经济遭遇破产。10月末，他加入鹿哈的公司，工资是每月底薪1万。
命运早有预兆，2022年ESO在长沙公演时，曾与ESO合拍视频的“易烊干洗”正在一个炒粉摊上边吃饭边直播。他做过房产中介，因口才不好转行做娱乐主播，一天直播七个小时，收入仅够维持日常开销。
对于被模仿的正主“易烊千玺”，他不怎么了解。易烊干洗已经习惯“长得那么丑”“干啥啥不会”的评论。
他心里很清楚，观众是为了“看笑话”才去他的直播间。他有时会在直播中边吃炒饭边跳社会摇，或用奇怪的方式说话，既为了让观众开心，也为了流量。
像鹿哈、黄子诚、易烊干洗一样，大多山寨明星来自乡镇农村，曾做着收入微薄的工作，希望通过模仿明星另谋生路。
然而事实上，真正逆天改命的只有少数人，大部分模仿者被当作小丑、背负骂名，直到离开模仿赛道。
况且，山寨明星时常游走在灰色地带，稍有不慎，则可能坠入深渊。
法律风险是山寨明星面临的第一道难关。
2025年初，蒋飞跃和李皓运营的网络账号“四川芬达”因模仿杨坤而走红。
视频中，李皓戴着墨镜、留起杨坤同款胡须，手持麦克风自称“阿坤”，曾做过好声音导师；蒋飞跃担当气氛组，频繁提起“开过32场演唱会”“刀郎让华语歌坛倒退十五年”等有关杨坤的黑梗。
二人极尽夸张地放大杨坤标志性的嗓音与动作，多次魔改杨坤的作品，其中杨坤与陈楚生合唱的《泥巴》在阿坤的改编下更是变成鬼畜区素材。
歌曲原词是：“他们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他们朝我扔石头，我拿石头砌小楼”，结果在阿坤口中变成了“他们朝我扔白菜，我拿白菜炒盘菜；他们朝我扔鸡蛋，我拿鸡蛋做蛋炒饭；他们朝我扔烟头，我捡起烟头抽两口”。
蒋飞跃听完说：“就你这音乐让中国流行音乐倒退了15年，难怪你演唱会50人”，阿坤则称蒋飞跃是黑粉，自己唱得非常fashion。二人一来一回，言语间尽是对杨坤黑料的戏谑。
“四川芬达”中模仿杨坤的李皓
短短数月内，四川芬达的粉丝从30多万暴涨至170多万，并通过直播打赏、广告植入等方式获利不菲。
杨坤本人曾在直播时直言模仿者“太恶心”，一纸诉状将四川芬达告诉法庭，案由为网络侵权责任纠纷，诉求是被告立即删除其在多个平台上发布的涉嫌侵害原告名誉权的视频，并发布道歉声明，赔偿杨坤精神损失费。
12月22日，该案件一审落下帷幕，四川芬达败诉，可他们拒不承认对抹黑杨坤，反而认为“我哥俩并不认为我俩是真的输了”，提起上诉等待二审。
“四川芬达”的道歉视频截图
模仿者效仿明星的外貌、声音，本就面临侵犯明星肖像权、名誉权的法律风险。如果利用相似之处谋取利益，则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还会引发刑事责任。
类似案件并非个例。“王宝弱”曾制作与王宝强前妻、前经纪人相关的视频内容，被王宝强告上法庭，索赔650万。最后他无奈举着身份证道歉，以销号的方式结束这场闹剧。
“UFO-王扁”凭借模仿王源的wink动作出圈，为规避法律风险，他开通多个账号直播，一个只模仿不开打赏，其他账号开启打赏功能，不模仿只聊天。
尽管狡猾如此，但相关法律人士表示，若王扁在恶搞模仿中大量使用王源的形象，即使是模仿也可能构成对王源肖像权的侵犯，而不论其是否通过该账号直接获利，只要存在侵权事实，王源就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
后来，王源官方后援会公开叫板直播平台与网信办，指责王扁的抹黑行为，声称王源工作室正在进行法律咨询。公告发布的第二天，王扁便发布道歉视频，宣布退网去送外卖。
王扁直播截图
不是不告，时候未到。靠复刻明星的标志获利本就理亏，若再作出故意曲解、侮辱明星本人的行为，模仿者的处境一定会更危险，就像在钢丝绳上表演一样，稍有不慎则会坠落。
此外，山寨明星容易被困在模仿的窠臼里，既必须承受模仿招致的谩骂，又无法真实做自己。
几乎所有模仿者都曾面临来自正主粉丝的威胁与路人的侮辱。
模仿那英的“这英”张迪坦言，经常有人恶意闯进直播间，曝出她的小区位置和朋友圈内容。洽谈到《歌手2024》当观众的邀约时，“这英”被人威胁：“你敢去，我们就敢在现场堵你。”
成为别人久了，也很难做回自己。
模仿网红反诈老陈的阿斌直播时说自己抑郁了，他鼻尖通红，泪眼清晰可见，网友却毫不同情：“别被他骗了，他在模仿低谷期的老陈。”“这种情况，送个礼物就老实了。”
“蔡泽坤”曾身穿背带裤在街头打篮球，靠模仿蔡学坤走红，巅峰时期一场直播在线人数可达2千。可当他尝试换回个人风格时，直播观看量开始大幅下降，每天“几百几千”地掉粉。
“蔡泽坤”转型前后
山寨明星批量出现，带来的不只是个体遭遇的模仿困境，更是对流行文化的一次考验。
网红们为了“山寨”而“山寨”，刻意制造噱头博取流量，很容易挤压优质原创内容的生存空间，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导致大众接收的文化内容越来越廉价。
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言：“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山寨明星、无脑搞笑模仿视频挤占文化市场，观众只能借助过度娱乐化的内容消遣，而忽略反抗、追问与改变的欲望。一如鹿哈之流哐哐赚钱时，看热闹的还在咯咯傻乐、笑话别人。
持续三十年的明星模仿热像一场不断变换舞台的狂欢合谋，台上戏子努力扮丑，极尽夸张地表演别人的剧本；台下观众傲慢审丑，享受着审判非主流文化带来的虚幻地位。
然而当流量退潮、狂欢谢幕，所有人都在裸泳。山寨明星们面临尴尬处境，明星本人被戏谑解构，观众接受娱乐至死的冲击，大众文化遭遇侵蚀。
这次关于模仿的较量没有赢家，亦无输家，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需思考未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