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谍战剧越来越难“射中靶心”的当下，《瞄准》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并不是因为它子弹更多，而是它把镜头牢牢对准了一个核心问题——当旧世界即将落幕，人究竟该如何为自己的立场扣下那一枪。
故事把时间定格在1949年前夜，这不是一个适合犹豫的年份，新中国即将诞生，暗杀与反暗杀像地下水一样在城市中涌动，而苏文谦与池铁城的重逢，更像两条曾并行的轨道在历史拐点处迎头相撞。
“水母组”的设定，让这场对决从一开始就带着私人恩怨的温度，他们不是陌生对手，而是彼此最清楚对方习惯与弱点的旧搭档，这种关系一旦反目，危险程度远高于普通敌我。
池铁城的冷血并非脸谱化反派式的张扬，他更像一名精密机器的操作者，暗杀计划一环扣一环，目标选择清晰，执行果断，这种理性之恶，反而让人不寒而栗。
殷千粟的遇害，是全剧第一次真正把风险推到明面上，这不是战术失误，而是敌人实力的宣告，也让观众意识到，这场博弈不会靠运气收场。
苏文谦的状态恰恰相反，他最初的冷漠并非懦弱，而是一种长期游离后的精神疲惫，他不缺技术，却缺方向，像一名射击精准却不知道该瞄准哪里的人。
火车站的枪战，是苏文谦第一次被现实强行“校准准星”，当他看到有人为了掩护群众选择迎着子弹前冲，所谓中立与退缩，瞬间变得站不住脚。
医院行动中“小镜子”的牺牲，则是压倒心理防线的关键一击，这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具体到一个生命的选择，当奉献变得如此具体，任何观望都会显得苍白。
从这一刻开始，苏文谦的变化不再是口头表态，而是行动逻辑的彻底转向，他开始主动参与判断，主动承担风险，而不只是被专案组“使用”的狙击工具。
钟楼对决之所以成为名场面，并不只是空间封闭、枪法对拼，而是两种人生选择的终极摊牌，一边是为旧秩序服务的冷酷效率，一边是为新世界承担代价的清醒自觉。
这一枪该不该打，打向哪里，已经不只是战术问题，而是立场的最终确认，这也是《瞄准》最聪明的地方，它让动作戏承担了价值表达。
专案组的存在，则让个人英雄主义被有效制衡，他们不是背景板，而是不断提供判断、信息与牺牲的人群，让胜利看起来不是奇迹，而是体系运转的结果。
池铁城的失败，并非技术不如人，而是他始终只相信控制，却从不理解信念，当环境变化，他的逻辑便无法更新，最终被时代淘汰。
苏文谦的胜利，也不是简单的“击杀成功”，而是一种自我完成，他终于明白，真正的狙击手，不是百发百中，而是知道自己为何开枪。
回头看《瞄准》，它并不完美，节奏偶有拖沓，个别人物动机略显单薄，但这些瑕疵并没有影响整体命中率，因为它抓住了谍战剧最容易被忽略的核心——信仰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最危险的时刻，被一次次选择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