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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坤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荔枝总是在诗歌里引人无限遐想。苏轼的诗传达的是荔枝的鲜美，随遇而安的豁达，而杜牧的诗则蕴涵着唐明皇对杨贵妃的万千宠爱，以及盛唐骄奢背后隐藏的帝国危机。
其实把这两句诗对比一下，就发现杨贵妃的生活也挺惨的。作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贵妃，她却没有苏轼一样的自由，不能到岭南随便吃到荔枝。她要吃荔枝，只能通过劳民伤财的办法从遥远的岭南运到长安。而后安史之乱，历史的责任又落到一个弱女子头上，让她不仅在逃亡中被杀，还要背负千古骂名。一枚小小的荔枝，可以衍生出这么多的讨论，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荔枝这个话题引发了马伯庸的兴趣，而且被同时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的原因。
我是先看的电视剧，最近才在网上看到了电影。两个版本比较一下，觉得还是更喜欢电视剧，因为雷佳音版的李善德更加深入人心。很多人讨厌电视剧内容拖沓，注水严重，但我觉得电视剧更深刻地体现了两种思维模式与经济体制的冲突。
整体来说，《长安的荔枝》是一个官僚体制扼杀市场经济与科技理性的故事。我没看过原著，感觉电影落入了一个小人物如何为了活命而绝地求生的俗套。电视剧内容更丰富，虽然叙事有些拖沓，但加上郑平安和胡商团队的故事线，突出了李善德的钻研精神与技术优势，从而使故事延展出政府垄断与市场经济对比的况味。
主人公李善德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宅男。他从算科出身，对于数字与科研十分敏感，但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理想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希望守着妻女（电视剧中妻子已经去世了），过上安静平和的生活。然而皇上要取悦贵妃，希望在贵妃生日当天吃到从岭南运来的新鲜荔枝。以当时的储运条件，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三省六部互相推诿、同僚各种陷害欺骗之中，九品小吏李善德被委以荔枝使的差事。
无权无钱，他只身一人深入岭南，把经济理性科学精神发挥到极致。在资金时间技术都缺乏的情况下，他深入调研，不停计算压缩成本，不断进行实验，终于把荔枝保鲜技术从三天延展到五天、八天，最后十一天，从时间上保证可以把鲜荔枝从岭南运到长安。他与胡商代表苏谅合作，从峒族女孩阿僮管理的荔枝园进货，开发出了一条生产、装货、运输、转卖的一条龙路径。试想，如果这项计划成功，各路商人加入买卖的行列，那么不只是荔枝，岭南所有的亚热带水果都可以运到长安，使长安百姓获益。而长安的奢侈品，也可以让岭南百姓受惠。苏谅当然看到了这里面隐藏的商机，主动提供原始资本与工具，帮助李善德进行转运实验。如果得到皇家许可，这将是科技与经济理性结合的胜利。
然而，右相杨国忠与太监鱼常侍都不能允许这样的功劳被李善德夺去。在发现李善德方案可行之际，他们用行政手段接管了荔枝转运，举全国之力运送荔枝。他们出动官兵大肆砍伐荔枝树，给沿途省份加税，调用驿站的所有驿马，造成大量浪费与伤亡。百姓们怨声载道，而官僚们得以中饱私囊。
这个故事说明，在封建极权的官僚体制下，经济理性没有生存的土壤——稀缺性、成本核算、以及有效率的资源调配不在官僚体系的考虑之内。
我想这也许是马伯庸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我没有看过原著，仅从电影与电视剧的表现来看，在这样的体制下，科研人员如李善德是没有用武之地的。他不站队不逢迎，不参与官场争斗，只安心本职工作。因为四处被排挤，最后落到上林苑，一个平时无人问津为皇家侍弄花草的地方。但即使如此，他也没忘了钻研，成为了一个农林专家。
在电视剧中，他虽然被上林苑的同事嘲笑，但以花草为友，还是研制出种植牡丹的诀窍。因为皇上喜欢牡丹，李善德的专业技能变得不可或缺。如果皇帝与贵妃没有赏花的需求，那么他的专业技能便无用武之地。这表明，在古代专制体制下，有效需求都是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科技发明技术发展都不能受惠于民。有关荔枝的需求本也来源于皇帝，但假如朝廷允许市场机制自主运行，那么从上至下、从长安到岭南，大家都可以享有更多的商品。
这种科技理性、市场机制与官僚体系的冲突赋予电视剧更深的意义。雷佳音扮演的李善德聪明绝顶又窝囊透顶。他的固执天真死心眼简直让观众有创伤应激反应。但他的走投无路，也恰恰体现了科技人才的被扼杀。他的发明，不仅没有被用来创造财富，反而因权臣的垄断操作，被历史遗忘。试想一下，安史之乱之后，贵妃已死，谁还敢提从岭南运送荔枝到长安？
也许因为李善德的故事线过于压抑，导演设计了一个由岳云鹏扮演的小舅子——郑平安，让观众的负面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平安有洞察人性的聪明，是李善德的反面。表面上是个官场马屁精、陪酒侍郎，实际上忍辱负重，希望以恶制恶，拿回自己失去的家族荣誉。平安的故事线引出了宫廷高层的倾轧斗争及盛唐的极致腐败。他的“成功”揭示了一切小人物在官场立足的秘诀——投机钻营，出卖灵魂，替权臣卖命，在不同身份面具下表演忠诚。
一个对事，一个对人，两种生存状态的对比，让李善德与郑平安的形象互为注脚。李善德的钻研精神说服了苏谅与阿僮。在市场体系下，专心做事的人自有感染人心的力量。然而，令人沮丧的是，这份精神感染不了京城的大小官员们。他们或者推诿搪塞不负责任，或者趁机落井下石，讥笑他四处碰壁，而手握重权的鱼常侍和杨国忠借机把他作为手中的棋子，以取悦皇上。应该说，对人负责的官僚体系最看不得对事负责的人，除非这个呆子能成为自己向上攀爬的筹码。而郑平安熟揞此道。他只身涉险，为左相当卧底偷情报。事成之后，他便取得了进身的阶梯，李善德缺失的东西，恰是平安擅长的。
然而，为了掩护李善德逃跑，郑平安最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平安的结局令人唏嘘，但也表明心地善良、心怀复仇计划、而选择与官僚体系同流合污的平安一直处于内心的挣扎与矛盾之中。当他看到盛唐的官僚体制已经烂到骨子里，为保存李善德的“善”与外甥女儿秀儿的“纯”作出贡献，某种意义上也许死得其所。
我很喜欢电视剧的结尾。在剧里，李善德还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赢了一次。他在快到京城之前对荔枝做了手脚，用海棠果给荔枝催熟，使其看起来表面鲜美如常，然而里面已经腐烂，让杨国忠鱼常侍在贵妃寿宴上颜面尽失，给左相弹劾右相提供了机会。
表面光鲜内里腐烂的荔枝，恰恰隐喻着繁华盛唐的危机。李善德就像那个戳破皇帝新装的孩子，他的价值无人看见，它的结局只有逃跑。荔枝宴开始之前，李善德已经安排好退路。他带女儿快马加鞭逃到岭南，与阿僮姑娘躲到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共同享受桃花源。这样的结尾当然有夸张和诗意公平的感觉，因为李善德从始至终是一个窝囊透顶的人，只有这一次扬眉吐气，他终于让官僚机构看到专业知识的威力。
剧中阿僮姑娘的荔枝园耐人寻味。它既是想象的桃花源，又像一个集体主义乌托邦。人们在阿僮姑娘的带领下，以劳动为乐，共同守护心中的理想生活。荔枝园既不受官僚体系浸染，也不被市场经济裹挟。故事给我们展示的是，市场秩序会让荔枝园走向更大的世界，而官僚体系只会把荔枝园据为己有。但市场经济会在多大程度上侵蚀荔枝园的田园牧歌氛围，我们不得而知。
故事中苏谅的形象也很有意思。自古以来，中国重农轻商，儒家经济思想重义轻利，商人的地位很低，形象也多是负面的。但李善德在官僚体系中四处碰壁后，是苏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给他提供了最大的帮助。他的初始投资有金钱马匹双层瓮，所有李善德需要进行转运实验的资源。应该说，苏谅对利益的追求反而促成了荔枝储存转运科技的发展。这个情节设定暗含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述：“我们之所以能吃到晚餐，并不是因为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因为他们关心自己的利益。我们诉诸的不是他们的人道心，而是他们的自爱心；我们从不向他们谈我们的需要，而是谈他们的利益”。
讽刺的是，一直以谈“利”出现的苏谅，在最后血本无归的情况下，反而体现了自己的“义气”。也许他跟阿僮一样，欣赏李善德的钻研精神，知道这样的创新精神是贸易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之源。
这不禁让人想起中国几代知识分子耿耿于怀的追问：为什么中国在明代仅仅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为什么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科技成果没有来源于中国？
也许，《长安的荔枝》给出了部分答案。李善德这个小人物也许代表了那些在历史长河中被掩埋被遗忘的天才科学家，而苏谅代表了那个“本可以如此”的另类历史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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