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庆档电影的激烈角逐中，《毕正明的证明》在题材和制作规模上并不占优势，它聚焦火车盗窃，核心情节是表现人民警察毕正明为端掉盗窃团伙，伪装身份的忍辱负重。
影片以扎实的现实支撑和对时代变迁的敏锐捕捉，辅以独特的叙述策略，巧妙契合了国庆档期的家国叙事。影片叙事较为流畅，正邪对立的剧情有吸引力，加之王安宇、张天爱等粉丝群体颇多的明星主演加持，也让它收获了一定的关注与赞誉。
正面人物应该如何成长
《毕正明的证明》努力逾越传统警匪片的窠臼，试图在警匪双方正邪对立的叙事框架内，借由卧底警察的成长和挣扎，为影片注入更深层次的意蕴，并进一步触及对人性、命运的探讨。
传统警匪片中的警察是正义和国家意志的化身，而《毕正明的证明》则着重刻画了男主角毕正明作为反扒警察的“未完成性”。他的名字“毕正明”寓意“正大光明”，这代表了他作为警察的赤忱与理想。然而，作为反扒警察，他的首要任务是伪装自己的身份，要泯然于众人，不能“一眼漏”。于是，毕正明稚嫩热忱而又做事方正的性格特征，与反扒警察所需要的职业特质构成了内在矛盾，这构成他登场之初的不成熟性，也让观众期待他的成长与蜕变。
王安宇 饰 毕正明
在毕正明的艰难潜伏过程中，观众可以体会警察执法的艰辛与付出。随着毕正明开始拜师学艺，更核心的伦理性矛盾逐渐浮现：当在团伙中感受到师徒、兄弟情义之后，毕正明作为警察的职业操守与责任受到冲击。这时，毕正明的任务不再是简单的“抓坏人”，而是要亲手斩断与这些“坏人”的情感联结。他要“证明”的，除了警察的职业能力，更是要在撕裂的情感与责任中，坚守“正大光明”的决心与意志力。
因此，影片借由潜伏卧底的叙事和毕正明内心矛盾挣扎的刻画，切中了更为深刻的人性议题，从而摆脱了警匪片脸谱化正邪对立的窠臼。
反派人物也可以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
影片最为独特与精彩之处，在于对盗贼团体的深入探询。这是一个有完整生态的“江湖”：信奉祖师爷时迁，有森严的帮派规则，有根据手艺划分地盘的权力结构，有严厉的惩罚措施，更有复杂的人情世故和阶层分化。从一些情节中，可以看出影片希望刻画一个充满复杂人性皱褶与权力斗争博弈的“匪派”阵营，其手法不难看出对香港黑帮片的借鉴与致敬。这层江湖气使反派形象染上了一丝悲情，加重了毕正明选择的艰难和沉重。
为了凸显这种正邪对决的复杂性，影片颇有深意地设计了花手和毕正明命运轨迹的对立镜像，两人都在一条艰难的道路上追求各自的人生价值，但因对人生的理解不同，他们滑向了正邪两条轨道。一念之差的微妙与命运的偶然，也加深了影片在处理“正邪”对立这一命题时的思想深度。
回归黑白分明的安全区
通过对人物关系、正邪对立、人性博弈、情感张力的细腻铺垫，影片的核心冲突被推向顶点：毕正明该如何在情义与责任的撕裂中，完成自己艰难而沉重的人生证明？
遗憾的是，影片在处理这一冲突时显得过于轻飘和圆滑。它通过各种“意外”，让毕正明轻松过关。原来，“毕正明的证明”，并非战胜情感的羁绊，在残酷的内心博弈中选择大义，而是借助情节外力，让他的道德抉择被悬置，或被淡化，这无疑是影片在情节设置和人物刻画上最大的缺憾。
影片体贴地使毕正明逃离情感的两难时刻，源于影片在价值观表达上的“缝合感”。影片试图将法理社会中的正邪对立，放置于一个充满道义、规矩的盗贼江湖中进行呈现与考量，从而引发出对人性、秩序与命运的探讨，但影片没有意识到法治社会与江湖世界有着内在的裂隙。
导演展现了一种近乎武侠题材的江湖风格，而非一部纯正的现实主义警匪片。影片在视听技巧上下足功夫，通过精准有序的场面调度，在拥挤的车厢、纷扰的人群中呈现盗窃场景，利用特写、降格与快速剪辑，凌厉明快地呈现出偷窃的细节，甚至带有幽默感。但当影片迷恋江湖风格，作为主题根基的正义叙事多少就被架空了。
影片虽然精心建构了一个关于情与法、道义与正义的难题，却在充满矛盾与暧昧性的“灰色地带”间蜻蜓点水，也让它错失了抵达更高艺术成就的机会。
来源：郝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