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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1日，何勇去世，终年五十七岁。家属发布的讣告措辞简洁，说他一生热爱音乐，赤诚纯粹。对于那些被中国摇滚乐滋养和影响的一代人来说，这个消息的到来属实伤感，但似乎不算太意外，因为何勇受精神类疾病困扰，脱离公众视线已久。在消息传开后，许多人在不同城市的不同场合里，都不约而同地沉默了片刻，也用自己的方式寄托哀思。
▲9月9日，窦唯发布纯音乐作品表达对老友的缅怀
这期节目，划水怪请来了有待老师和晓辉老师，聊聊关于何勇的往事和片段，零碎的、私人的、记不太清的、怎么也忘不掉的，拼凑在一起，或许能接近一个人的真实样貌，也算是对逝者的一种怀念和告别。何勇的名字，注定和1994年连在一起。而说到那一年的音乐记忆，早前划水怪分别和有待老师及邓讴歌老师录过节目，大家可以点击下面两张图片收听及回顾。
节目开始没多久，划水怪说起他脑海里关于何勇最初的记忆，要追溯到他读初二的那一年，某天他揣着十块钱和小伙伴出现在老家后街的一家音像店里，当时他们面前摆着三盘磁带：窦唯的《黑梦》，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以及何勇的《垃圾场》(aka《麒麟日记》)。三盘磁带中，划水怪唯一认识的是窦唯。张楚与何勇，对他而言都是初次听到的名字。他与同行的同学协商后决定分别购买，这样还能换着听，对方买了《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买了《垃圾场》。回家将磁带放入录音机，第一首歌里那种粗粝狂暴又声嘶力竭的音乐是划水怪之前从没有听过的，如果说Michael Jackson的音乐让人想随着节拍舞动，何勇的这张专辑则让人想把眼前的世界砸碎，那会儿划水怪正值叛逆的青春期，他非常喜欢这首歌。
有待老师关于何勇的初印象发生在1988年，在建国门的日坛饭庄后面的一个小院子里，经常举办崔健的摇滚party，没有舞台，崔健就和观众一起站在地面上，拿着吉他对着话筒唱。在崔健前面站着两个“小朋友”，一个举着录音机，对着崔健的嘴巴录歌，另一个拿着一瓶啤酒，随着等着给崔健“递水”。举录音机的是有待老师，拿着啤酒的正是何勇。
1969年2月15日，何勇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何玉生是中央歌舞团的三弦演奏家，也是国内最早接触电声乐器的那批民乐演奏家之一。何勇小时候便跟着父亲学习音乐，完成了自己的吉他启蒙。中央歌舞团的家属院里还住着另一位后来被视为中国摇滚乐标志性的人物——崔健。何勇少年时期便背着电吉他去西单的旱冰场演出。那个年代的北京胡同少年，身上带有一种天然的不被谁驯服的气质。在摇滚圈内，何勇有一个外号——“小混蛋”。有待老师随即解释这个称呼不完全是贬义，何勇做的事情，好的坏的，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何勇干出来的，符合他”。
▲年轻时的何勇(摄影-高原)
1994年，魔岩唱片推出窦唯《黑梦》、何勇《垃圾场》、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三张专辑，企划名为 “新音乐的春天”，三人随后被冠以“魔岩三杰”的称号。这本质上是一次用心打造的商业企划，将三个气质、创作路径截然不同的创作者打包推广，却意外成就了中国摇滚乐史上一个难以复制的文化符号。
▲1994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举办“魔岩三杰”发布会
▲何勇在发布会演出现场(摄影-高原)
说到何勇的这张专辑，录制周期很长，前后历时数年。制作人王迪与音乐总监梁和平承担了大量编曲与统筹工作，把金属、摇滚、民谣、爵士与民族音乐元素糅合在一起，形成了在当时难以归类的面貌，所以这张专辑还有一个名字《麒麟日记》。何勇曾经跟有待老师说起自己很喜欢麒麟这种动物，身上有角，别称“四不像”，自己的这张专辑的音乐就是“四不像”，各种风格都有，才成了“麒麟”。
专辑中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自然是《钟鼓楼》了。歌曲以三弦开篇，弹奏者是何勇的父亲何玉生。歌词描写的是二环路以内的胡同生活：“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 / 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 / 他们正在说着谁家的三长两短 / 他们正在看着你掏出什么牌子的烟”。一个二十出头的创作者，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北京，以这种方式留住了那个时代某个具体的生活切面。
个人首张专辑发行之后，何勇的名字开始被更多人知道。但真正让他从一张唱片走进一个时代的，是几个月后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当时窦唯、张楚、何勇与特邀嘉宾唐朝乐队同台演出，现场坐了近万名香港观众及多家媒体记者，当时香港的主流舆论对内地摇滚乐几乎一无所知。
演出之前，为了配合宣传，有待老师和何勇一起做了一次采访，当时魔岩唱片的工作人员为何勇准备了一份提纲，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怎么看待香港的四大天王？”何勇回答：“四大天王里面，除了张学友，其他都是小丑。”这段话发布后引发了大量关注和争议，有待老师回忆起当时听到这个回答时自己的内心想法：“替他捏了把汗”，因为这段采访确实要在电视上播出。
▲1994年香港紅磡演唱会之前，何勇接受有待的采访，
为演唱会提前宣传造势。也就是在这次访问中，
何勇说出那句「四大天王中除了张学友外都是小丑」
(左/何勇 右/有待)
好在这些插曲没有让演出效果打折扣，不仅向香港观众展示了90年代内地摇滚的多元可能性，还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在演出现场何勇穿着海魂衫，演唱《钟鼓楼》介绍乐手时，他说出那句广为流传的台词：“三弦演奏，何玉生，我的父亲。” 随后介绍笛子演奏窦唯，还用北京话向全场问好：“吃了吗？” 这一幕后来成为中国摇滚乐历史中反复被提及的经典画面。
▲1994年在香港的魔岩三杰-左起-张楚、何勇、窦唯-(摄影-高原)
在有待老师看来，那时的何勇看起来大大咧咧，但其实他特别有心思，会“来事儿”，他在红磡演唱会说了一段话，作为总结性发言，逐一感谢了滚石唱片、香港商业二台，尤其感谢了魔岩文化的张培仁和贾敏恕，他们为中国的流行音乐做出了很多贡献，今后的历史会证明这一切。这段话条理清晰，措辞得体，与他在别的场合的随性形象形成了某种反差。
▲1994年香港红磡演唱会上身着海魂衫的何勇
然而，红磡之后，预期的市场反响并没有如约而至。从香港返回内地，摇滚圈内部普遍感受到了强烈的落差。红磡演出在香港掀起的轰动，在内地并未形成同步传播。彼时互联网尚未普及，主流媒体对摇滚乐的报道十分有限。再加上盗版磁带泛滥，唱片公司投入的成本难以回收，只能压缩后续项目的资金投入。
▲1994年何勇在香港(摄影-高原)
何勇的那首《头上的包》，歌词素材部分来自他少年时期跟随演出队伍走穴的经历：演出报酬常遭拖欠，他出面交涉，换来一顿殴打。“头上的包，有大也有小，有的是人敲，有的是自找”，这句歌词后来被很多人视作何勇一生境遇的某种注脚。
1996年，“中国流行歌坛十年回顾”纪念演出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演出前夜，何勇拉着有待用MD录制了一段采访。有待老师当时便判断这段采访恐怕无法播出，何勇状态有点异常，并且语速缓慢，仿佛处在亢奋与恍惚交织的边缘。演出当天，何勇演唱《姑娘漂亮》，途中站到舞台上的一台三角钢琴上面，并即兴喊出一句话。此举在现场引发观众复杂的反应，并带来远超他预想的后果。这次事件之后，何勇在主流大型舞台的演出机会大幅缩减，个人处境急转直下。
节目中有待老师说起这件事，他觉得何勇并非出于恶意，只是在一个不合适的场合、不合适的时机，做了一件缺乏分寸的事。何勇迫切想要复刻红磡现场那种奔放的感染力，但舞台语境与环境早已完全不同。这件事，成为何勇人生轨迹里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有待老师和何勇 (左/有待 右/何勇)
首体事件以后，何勇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而那些在朋友们看来反常的言行，后来被证实是精神疾病的前兆。公开资料记载，1997年至2006年间，何勇经历着入院治疗，又经历着病情反复，多次进出医院。最终困住他的，不再是外界的舆论，而是自己的精神和身体。
▲那位穿着海魂衫的少年已远行
有待老师提到一个细节，何勇病情加重后，曾与母亲同住在一起。一天深夜，他打电话给有待，语气神秘，说外星人即将接他离开，别告诉别人，还希望有待来家里接他。有待老师判断这是他在生病状态下说的话，也可能是玩笑，口头答应后没有真的前往，毕竟有待老师也不知道何勇母亲家的地址。不久之后，何勇在楼下小卖部买烟，因店家已关门，买不到烟，何勇回家取刀将店主刺伤。此后，他因精神疾病被强制监护了起来。
何勇的朋友们曾试图帮助他回家休养，他们联系了主治医生，详细询问了病情。医生说何勇存在严重的幻听症状，经常并与不存在的声音对话，必须持续服药才能控制住病情，但药物的副作用会导致大脑活跃度降低，人变得麻木而迟钝。停药也不行，会引发暴力或自残倾向，而阶段性换药也会造成极大的生理痛苦。此外，一旦出院，他的治疗费用将由家属承担，这是一笔长期的开支，价格不菲。强制监护治疗的话，费用由政府负担，同时有专业医护人员看护。综合评估后，朋友们放弃了将他接回家的计划。有待老师伤感地说：“我们放弃那个想法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知道，这个兄弟回不来了。”
▲1994年何勇在香港街头，松弛，随性(摄影-高原)
▲曾经的那些年，何勇和朋友们
何勇一生只正式发行了一张专辑。外界常有疑问，为什么他没能推出第二张作品。有待老师觉得有这么一张作品其实也足够了。何勇音乐中的能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青春期的荷尔蒙、愤怒与时代感受，那种状态是无法复制的。何勇留下的作品里，《钟鼓楼》具有最广泛的文化影响力。这首歌后来成为北京城市声音的标志之一。按照正常版权收入计算，仅凭这一首歌，何勇便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
▲2011年8月5日何勇在海洋迷笛音乐节
可惜现实往往有些残酷，20世纪九十年代的内地唱片行业，大量合约采用一次性预付报酬的模式，录音母带权利归属唱片公司，音乐人很难分到后续唱片的销售收益。直到今天，何勇专辑的原版录音在流媒体平台产生的版权收益仍归原唱片方。受早年合同与版权确权困境的影响，何勇生前难以稳定获得词曲相关的持续收益。有待老师在节目中提到，他想为老友何勇做的其中一件事，是尝试去推动将何勇的版权权益转到他的家人手中。
何勇生前曾给有待老师听过两首未完成的歌曲小样，当时有待老师觉得这些作品还不够成熟。何勇去世后，他重听了歌曲小样，其中一首歌的歌词让他动容，就像何勇留给大家的话：“有一天下完了雨，天特别蓝，就像一幅画，然后我们光着脚一块回家”。
如今，北京的二环路依然车流不息，钟鼓楼依然在那儿，三弦声还会在某个不经意的黄昏响起。写歌的人不在了，但路过钟鼓楼的一些人，嘴里心里总会替他哼起那段旋律。
▲《钟鼓楼》MV
ps.本期节目中插入的何勇的访谈内容，一部分出自有待在1994年初于北京音乐台做的采访节目，那时何勇的专辑《垃圾场》还未发布。还有一部分出自于2003年有待对何勇的专访。感谢有待老师提供原始音频。
主播 / 相征 宋晓辉
嘉宾 / 有待
封面设计 / 划水怪
音频后期 / 陆凯BBBBUDDHA
音频上传 / 小阎、恬恬
⊿ 00:01:41 / “有待时光机”再度起航
⊿ 00:04:06 / 少年与一盘磁带
⊿ 00:10:48 / 1988年与何勇的初次相见
⊿ 00:21:49 / 中国唱片业生猛的都市传说
⊿ 00:29:45 / 专辑幕后的功臣
⊿ 00:55:45 / 愤怒来自于爱
⊿ 01:07:34 / 去红磡前的一次采访
⊿ 01:13:17 / 红磡归来，一落千丈
⊿ 01:33:23 / 跳上钢琴，被“魔法”吞噬
⊿ 01:39:53 / 五月天的名字是崔健起的
⊿ 02:07:18 / “外星人要来接我了”
⊿ 02:17:33 / 何勇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
⊿ 02:23:05 / 想为何勇再做点什么
头图设计 / 划水怪
文案&排版 / 小阎
本文插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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