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出《四个春天》之前，陆庆屹的前半生几乎都在“不知年月地飘荡”。
在贵州独山县老家，人人都知陆家有个“神童”，是他的哥哥陆庆松，10岁被选拔入京，15岁上大学，19岁就在清华大学任职教音乐；而姐姐陆庆伟是山里最早的大学生，80年代毕业后分配去了沈阳，工作出色，后来又下海做生意，凡事都能帮衬家里。
｜ 姐弟三人
陆庆屹是家里最淘气的小儿子，也是哥哥眼中最聪明的孩子，在中学教书的父亲同样对他寄予厚望，像哥姐一样优秀，成了他从小要背负的压力。但父母不知道的是，由于年纪太小，又没有兄弟姐妹在身边，他从小就常常受欺负。
到了初中，一切开始失控了。从第一次反击的那天起，陆庆屹决定不再听话、忍耐，他整日逃课打架，拉帮结派，甚至夜不归宿，不时就要进一次派出所。老师、父母都拿他毫无办法。
有次半夜偷摸回来，发现母亲坐在他床边，在黑暗中哭过了，眼神哀伤而沉默。她没有责骂他，只对他说：“妈想跟你定几个规矩：第一，不要麻烦别人；第二，不要为难别人；第三，不要犯罪；第四，不要死得毫无意义。”
在两种力量的痛苦拉扯下，15岁的陆庆屹退学出走了。
那天夜里，他背着书包，扒上一列火车离开了独山，兜里没钱，四处流浪，直到几个月后被清华的哥哥收留。哥哥带他走进了艺术的世界，听音乐、学绘画、踢足球，也曾住在有名的“圆明园画家村”，和一群追求艺术的人生活往来。
｜ 陆庆屹在哥哥的教师宿舍
意识到没办法依靠画画为生后，他尝试过职业足球，在出版社做过编辑，在酒吧当过驻唱歌手，从事过广告业，也干过摄影师。在绵长的忧虑和自我厌恶中，他没有放弃过探索，而真正的热爱，终于在本真情感的驱动下，慢慢浮出水面。
2017年，毫无电影基础的陆庆屹花了1500元和一年多的时间，把拍摄父母的视频剪成了一部纪录片《四个春天》，两年后正式登上大银幕，获得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长片，豆瓣近19万人给出8.8高分，至今位列“评分最高纪录片”榜单。
｜《四个春天》海报和剧照
有媒体评价称，《四个春天》最动人的，就是它对日常生活的尊重、体会、理解，和深刻的同情。
这种对日常的珍视，在陆庆屹的镜头下，凝结成了一种独特的诗意和温柔。也许至今还有人记得，这一家人的种种生活细节：父亲常拉小提琴，母亲喜欢唱山歌，姐姐活泼幽默，哥哥沉静内敛，弟弟在姐姐的葬礼上躲在镜头后泣不成声，父母在坟茔周围种满辣椒，提防过来吃草的牛，以及无论何时何地都有歌声相伴，那些歌声回荡在餐桌上、天井边、田野间、病榻上、坟地旁……电影最后一幕，两个老人一边唱着友谊之歌，一边像姐姐那样缓缓起舞。
为姐姐送别时，陆庆屹悲痛到差点哭晕过去，母亲问他：“你是帮我们弄花圈，还是接着拍（视频）？”在他看来，父母是生活的英雄，他们一辈子没有抱怨过生活，也没有被它打败。
｜ 陆庆屹父母
2023年初，父亲陆运坤在病痛中离世；一年后，母亲李桂贤也病逝了。这个家，只剩下哥哥和弟弟两人。接二连三面对家庭内部的死亡，一度让陆庆屹内心崩塌，尤其在母亲去世后偶然发现她终生未宣之于口的秘密，他对生命的意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迫切感。
“这世界真美好，可是人生总有那么多无奈。”
许多想说的话，渴望实现的梦，镜头未能承载的回忆，最终都诉诸于文字，写成了这本新书《落在我身上的雨》。
｜ 文中书影均为陆庆屹 摄
和电影一样，他的文字也依然克制又真挚，细腻而温柔，始终注视、捕捉那些生活中不起眼的日常与瞬间，那些偶然落在他生命中，像诗一样的春雨。
如今七年过去，物是人非，燕子一去不返，但《四个春天》的美好似乎留存了下来，延续到了书里。
文/陆庆屹
那是三年前，2023年5月的中旬，《人物》杂志的两位朋友张寒和李斐然约我一道，去顺义看我哥的小花园。院子里有一棵大榆树，枝繁叶茂，我们就在树下喝茶吃瓜聊天。树荫随着西斜的阳光渐渐移动，我们跟着树荫搬了好几次桌子。
我说起八九十年代刚到北京时，和现在是两个世界，去找朋友也需要碰运气，因为大家都没有电话，遇不到的话就得灰溜溜地回去。兜里也没钱，去哪儿都是自行车，饿肚子是经常的事。我还睡过天桥底下、紫竹院公园，不到天亮就被蚊子咬肿了。
不过也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 ，大家都挺迷茫，寄希望于文艺。年轻人很喜欢逛书店，参加诗会，周末去舞厅交朋友。那时候想认识人就得出门，得学会厚着脸皮打招呼，不像现在，朋友都在网上认识。
不知不觉天就黑了，张寒听得意犹未尽，提议说，给《人物》写个专栏吧，以四季为主题，就写你的北漂往事。
我没有写过专栏，不太有把握，就拿出手机里的杂记，想让她们看看文风适不适合——年初的时候，父亲过世了，我有时想他，就写下一些回忆——张寒反复看了几遍，很感动，让我先写一篇《回忆父亲》试试笔，如果调性契合，就再考虑专栏的事。当时离父亲节还有整整一个月，我很想尝试好好写一篇文章纪念父亲。《回忆父亲》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写成了。就这样，开始了一系列的回忆文章。与此同时，我还有一个纪录片的项目在进行。有时工作忙，稿子就在高铁途中，或是拍摄的间隙攒成。
那段时间里，我越来越体会到写作与纪录片这两种创作方式各自的优点和局限。纪录片可以体现直观的情感，能同时传递各种信息，但它只能拍摄当下发生的事件。而文字可以再现往昔，更可以表现视听无法抓取的抽象思维。我从小就有写日记的习惯，喜欢在回忆中咀嚼生活的味道，只要闭上眼睛开始追溯往事，脑中就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画面和氛围，在这些回忆里，仿佛自己又多活了一遍。我逐渐感觉到，某些方面，写作是一种更适合的表现方式。同时写作的思维方式与结构逻辑，还能给拍摄时的空间感受、视角选择、事态预判，以及剪辑的形式与叙事技巧，带来很多启发。
北漂的回忆因为纪录片项目的深入而暂停了。那个项目持续了一年多，第二年九月，正是工作十分紧张的时候，有一天我哥突然告诉我他出了点状况，去医院检查，疑似脑内有肿瘤。他的病情进展迅速，很快就只能卧床，忍受脑内胀裂般的疼痛，陷入昏迷。在兵荒马乱的检查、辗转中，中秋前的某天，我收到母亲离世的消息，孤身一人，踏上返乡的路途。这一天的晚些时候，我哥确诊了肺癌脑转移，所幸后来检测出有靶向药可用，病情转向稳定。
处理完母亲的后事，回到北京，我变得异常沉默，除了工作关系，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心有一部分是坍塌的，让我每天只能凭着责任与本能在生活。时间依然在流逝，但我常常觉得自己在逆着时间的潮流回游，无意中打捞起许多曾被自己忽略的往事。在对母亲反复的追忆中，母亲人生的一条隐线似乎慢慢浮现了出来，让我对她理解更深，年少时的一些不解也有了答案。这些默想中敲下的文字，最后变成了书中的《回忆母亲》。
这本书主要是关于我和我家人的，遗憾的是没有专门写我姐的一篇。一直以来，我都想写写我姐，但总是想不好怎么写。因为我和姐虽然亲近，但自我小时候起，她就在外求学，我们聚少离多，她日常之外的事，那些曲折的经历，我大多是听来的，自己的一手记忆并不算多。零零散散记了很多素材，十来年了也没能组织成篇。近来经常想，要是以小说的形式来慢慢打磨，也许是更适合的方式，希望未来有一天能完成这个心愿。
今年春节，伦敦有过一场《四个春天》的放映，映后我跟观众连线交流了半小时。观众大多数是华人，其中一位女生拿起话筒说：“饭叔你好，我没什么想问的，只希望你和哥哥都好好的……”然后她哽咽着语塞了。我的眼泪也控制不住地流出来。她坐在后面角落里，我只能听见她的声音，于是我就请主持人把摄像头转到她的方向，我想看着她说声谢谢。可惜最后也只能在屏幕上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回想这些年来，因为创作收获了那么多的幸福，它们常常在我心里鼓荡，对我是种巨大的激励。想对所有这些善意说一声：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