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器》最新的剧情中，邱阿桂被判死刑，乔至良面临枪决。法官方淑梅等人奔走呼告，律师李乡全力辩护，但是最终的结局却依然充满遗憾。
这样的判决结果，令人唏嘘不已。
站在如今的视角，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两起案件时，自然会发现其中的不合理之处。
邱阿桂的丈夫，好逸恶劳、不务正业，心情好时打麻将，心情坏时打老婆。和大多数的赌鬼一样，他的赌瘾有多大，赌技就有多差。输钱拿老婆出气，欠钱拿女儿抵债，不堪重负的邱阿桂只能奋起反抗，亲手杀死了恶魔老公。
从受害者到杀人犯，邱阿桂的遭遇，令人感到心疼。和大多数穷凶极恶的凶犯不同，长期活在家暴阴影里的邱阿桂，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遍地家暴、重男轻女的五十年前，命运几乎没有给她任何自主选择的权利。
反抗家暴、保护女儿——用《神探狄仁杰》中狄大人的话说，邱阿桂犯下的罪行，其情可悯、其行可原。
诚然，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颠扑不灭的真理，人终究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买单，但邱阿桂的罪不至死。
和邱阿桂一样，在剧中几乎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乔至良。如果说邱阿桂是量刑过重，那么乔至良则是完全无罪。他不过是婚内出轨、长期通奸，事情败露之后，不堪压力的情人自杀，而乔至良则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
最终，在泥沙俱下的时代里，乔至良沦为了落后法治观念的牺牲品。他明明只是与人通奸，结果却被以强（奸）致人死亡的罪名，被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邱阿桂和乔至良的身上，就成了一座大山。
故事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感到奇怪，邱阿桂也好，乔至良也罢，他们固然犯下了错，但并不需要以生命为代价来买单。
反家暴、通奸犯的两人，为什么却被判处了死刑呢？
一切都要从故事发生的时间说起——1983年。
时隔43年，当我们站在历史的路口回眸，这一年的中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莫过于83年“严打”。
所谓严打，是严厉打击的简称。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是重症用猛药的必然选择。
如今的我们，早已经习惯了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日常，自然无法想象出1983年的中国，刑事犯罪有多么猖獗。
彼时的中国，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落后、就业岗位有限，大量的年轻人毕业即失业。加上知青返城、就业压力骤增，这必然进一步挤压适龄青年的就业空间。
生活困顿、思想苦闷——在双重因素的作用下，部分人开始了拉帮结派、游手好闲的日常。犯罪的温床一旦产生，社会治安就会迅速恶化。
1977-1982年，短短五年间，刑事案件快速飙升，恶性犯罪层出不穷。1981年，全国立案高达89万多起，大案5万多起，相比1977年的54万起大幅增长64.8%。
在暴力犯罪愈演愈烈之际，时光的年轮驶入了1983年。
这一年，国内先后发生多起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重大案件。
在东北，王宗坊和王宗玮先后自2月12日先后流窜多地作案，兄弟两人先后制造了沈阳空军医院盗窃杀人案、武汉检查站大屠杀、苏皖赣系列抢劫案，最终在当年9月18日，在江西省广昌县境内被当场击毙，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东北“二王”案。
在唐山，一个叫“菜刀队”的组织在7·28大地震之后悄然兴起。“菜刀队”的成员，由当地的流氓、混混组成，他们打家劫舍、奸淫妇女，后来逐渐发展到了当街杀人、袭警抢劫的地步。在“菜刀队”最疯狂的时期，成员接近上千人。1983年的某一天，“菜刀队”拦截了邓公去往北戴河的车辆，就此迎来了覆灭。
在内蒙古，于洪杰等10名犯罪分子在6月16日潜入了牙克石境内的红旗沟农场，一夜之间杀死了26人，轮（奸）了农场的3名女知青，这就是震惊全国的“红旗沟惨案”。这起恶性案件的发生，成为了83“严打”的导火索。
正如剧中的法学教授周一仆说的那样，“社会治安的形势很严峻啊，全国各地耸人听闻的案件层出不穷，这既是过去十几年社会压力的爆发，也是法律秩序长期崩坏的结果。这么下去，不光改革开放会受到影响，人民群众也没有安全感。”
盛世行德政，乱局用重典。
当年8月25日，随着《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的出台，一场史无前例的“严打”行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
为了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尽快扭转日益恶化的治安局面，“严打”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八字方针——“从快从重、一网打尽”。
死刑复核权下放，上诉期缩短3天，正是这样特殊背景下的特殊产物。“严打”摧毁了无数个犯罪团伙，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震慑效果，但在“从快从重”方针的指导下，打击面过宽、量刑过重、运动式执法等问题不可避免。
聚会跳舞、婚内出轨，这些单纯的道德问题，最终却被以“流氓罪”等重罪论处，有些人因此稀里糊涂地丢了性命，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在“严打”的特殊时期，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
西安的家庭妇女马燕秦因为在家中组织聚会、与多人发生关系，最终被判处死刑，公审游街、直接枪毙。
著名歌星迟志强，在南京拍戏期间，因为参加私人聚会、跳贴面舞，遭到邻居举报，以“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出狱之后的迟志强，凭借着《铁窗泪》、《愁啊愁》等一大批“囚歌”风靡全国，这段因祸得福的经历，简直令人哭笑不得。
在重拳出击“严打”中，连迟志强这样的明星都挣不脱、逃不过，邱阿桂、乔至良的结局可想而知。
40多年后，对于这段特殊的历史，《重器》选择了直面，而不是虚美隐恶。
毕竟，这是时代变革中必然面临的阵痛。
正如那个宁可撞得头破血流、也要无罪辩护的年轻律师——他叫李乡，也叫理想。
时代需要理想主义者，时代也终不负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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