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特务》是一场时间错位的荒诞剧。
电视剧《风筝》就有这样的荒诞。 风筝郑耀先去抓影子韩冰。影子喝下了毒酒。风筝的心也碎了。
那是在乍暖还寒的1979年，其实再等两年，两岸就一笑泯恩仇了，影子不必死，与风筝将幸福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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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时间却错了位，影子与风筝都被时间杀死了。
《抓特务》也在营造着时间错位，但这错位不是冯小刚的刻意。
冯静波所在的学校有“三杰”，两女一男三位老师的姓被人简称为“戴浦冯”，结果冯静波却听成了“逮捕冯”，吓了一大跳。后来“三杰”之一的浦老师真的被抓了，真的是特务。
影片只给了个从教室中的窗子望出去的远景：浦老师站在院子里一动不动，肖大力带着公安围上去，给浦老师戴上了手铐。
这是《抓特务》中最令人震撼的场景。这场景是给后来冯静波自首所做的铺垫。
冯静波自首是时间给他的机会。这机会不在于冯静波有没有“现行”，如果浦老师被抓时，冯静波就去自首，即便没有“现行”，也不会被“不予起诉”。
这就是“时”。冯静波等到了他自首的最好的“时”。
肖大力却时运不济，等了一辈子，也没等到他的“时”，不但没能获得抓冯静波的快感，甚至在“待时”中反倒被抓，还被打断了一条腿。
银幕上最后浮现出来的“不予起诉”的那段文字，把这时间错位的荒诞推到了极致。
这是电影，也是历史，历史也常常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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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时间错位俯拾皆是。但有时候人们不以为那是荒诞。
人类早就发现了“时间错位”现象，无论中外，许多智者都投入了大量精力来研究这一现象。这一现象在东方哲人笔下叫“时”，西方哲人则称其为“机遇”。今天摘录一些《机遇之门》中的文字，仅供对此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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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
如果按《史记》中“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记载，《易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11世纪的商末周初。（传说在此之前，夏有《连山》，商有《归藏》，只是后来佚失了，现代一般认为《易经》乃历代积累成书。）《易经》是人类机遇意识发展的顶峰，也是机遇思想发展的开端。《易经》是用于占卜的卜辞的汇编，其中记载了远古社会生活的大量信息，也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同时，占卜本身就是古人试图预测、寻找和利用机遇的一种行为。《易经》中有51处使用了“时”这个词汇，关于“时”的思想不仅是《易经》的魂，也是中国机遇思想的源头与核心，此后几乎所有机遇思想都是围绕“时”来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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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
约成书于公元前8世纪，相传为古希腊盲诗人荷马所著，描写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的荷马时代希腊阿卡亚人远征特洛伊的有关事件。在这部史诗中，有30多处使用了“机会”以及“时机”、“乘机”、“伺机”等与机遇相似相近的词。这些词大多出现在描写战斗过程的诗句里，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意味，是西方早期机遇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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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
(约前725—前645年)
管仲是春秋初期政治家和思想家，有《管子》一书传世，虽为后人托名所作，但其中也留下了管仲机遇思想的印记。管仲的机遇思想是围绕着“时”展开的。
（一）主张“以时兴事”。“…举事而不时，力虽尽，其功不成”。因为“天以时使”，“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
（二）强调“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
（三）讲究“时德之节。”以时兴事，“必周于德，审于时，时德之遇，事之会也，若合符然。
（四）“知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时当及时以用，“今日不为，明日亡货，昔之日已往而不来矣。”
（五）给君主提出要求。“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
管仲既是思想家，又是政治家，所以他不仅成为中国古代系统阐述机遇思想的第一人，还能知行合一，将他的思想运用于政治活动，在历史上成就了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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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达哥拉斯
(约前580-500年)
古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本人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记载了他关于机遇的思想：“‘数’乃万物之原。……数值之变可以成‘道义’，可以成‘魂魄’，可以成‘理性’，可以成‘机会’——相似地，万物皆可以数来说明。”
毕达哥拉斯最早提出了近似机遇的概念，将其提升到了道义、魂魄、理性的层面，并与数学联系了起来，对西方机遇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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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
(前551-前479年)
春秋末期教育家、思想家，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机遇思想主要融入了他所整理的《易经》之中，并未直接留下系统的机遇思想。不过，在《荀子·宥坐》中所记载的孔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却反映出了他的机遇观。他认为“夫遇不遇者，时也。”意思是说一个人“能不能够得到君主的赏识，还要靠机遇。”
孔子的这一思想显然与他一生仕途失意的遭遇有着必然联系。这一思想在中国机遇思想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由于孔子后来的显赫地位，使这一思想竟成了中国古代机遇讨论的千年议题，就是现在也依然有着重大的影响。
如果我们将孔子与和他年龄相差不到30岁的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做个简单比较的话，可以认为，他们两个人对待机遇的态度，就是东西方机遇思想发展分野的开始。西方机遇思想发展自此走上了以研究世界本原为主的“学以致知”的路，中国机遇思想发展则走上了以探寻经世之法为重的“学以致用”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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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
（生卒不详，与孔子同时代略小）
春秋末战国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范蠡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独特人物。为官的将其视为楷模，经商的将其奉为财神，更有人羡慕他还有传说中西施这样的红粉知己。说范蠡很独特是因为他不同于常人的行为经历。范蠡作为政治家、军事家辅佐越王勾践灭吴雪耻之后却急流勇退，携传说中的西施乘舟泛海而去。其后辗转来到齐国，化名“鸱夷子皮”，戮力渔耕，治产获千万。齐人以其贤德聘他为相，政绩斐然。三年后，范蠡辞相散财，定居于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号“陶朱公”，经商再度致资千万。他的行为经历被世人誉为“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司马迁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并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
范蠡是机遇思想发展史上“学以致用”的典范。相传范蠡曾著有《计然篇》，但已佚失，先秦历史学家左丘明在他所编纂的《国语·越语下》中有对范蠡机遇思想的记述，对后人影响甚大。
范蠡机遇思想的核心是“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
（一）强调“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上帝不考，时反是守，强索者不祥。”
（二）坚信“时将有反，事将有闲”。时不至，就要耐心等待时机的转化。“时反是守”是因为“时将有反”，是守时的前提和要求。
（三）主张“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这是在对“时”的判断上说的，意思是，判断时机要看天看地看人事，全面多向的考察。范蠡对天时人事始终并提，说明他已经注意到了“时”是主客观结合的产物。
（四）提出“得时无怠”。这是守时的另一重要方面。时不至，不能强生；但一旦得时，就不能有丝毫的怠慢。“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而且“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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