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看着古装剧长大的90后、00后而言,“墨”或许是再熟悉不过的意象。
小时候记忆中的古装剧里,总少不了这样的画面:书房静谧,红袖添香,墨锭在砚台间缓缓研磨,提笔挥毫间尽显古意。然而,大多数观众熟悉的可能只是“用墨场景”,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一锭好墨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电视剧《家业》难得地将目光投向了这一传统技艺。与同期热播的电视剧相比,这部以明代徽州墨业为背景的作品,或许不算最具话题度的,却凭借少见的非遗题材和浓厚的地域文化气息,自有分量。

《家业》海报
相比杨紫此前主演、以牡丹为核心意象的《国色芳华》,《家业》选择的“墨”显然不是一种容易讨巧的题材。在视觉表现上,鲜花天然具有冲击力,而墨则更加内敛。它并不像繁花般夺目,却自有沉静深远的气质。

《国色芳华》剧照
幸运的是,《家业》找到了与“墨”相匹配的视觉表达方式——整部剧的画面如同一卷缓缓展开的中式写意长卷。该剧总编剧熊周虎曾提到,创作团队多次前往徽州采风,并与当地文化学者、非遗传人深入交流,希望建立一个“可落地、可感知的明朝中期徽州社会生态”。

《家业》截图
因此,约80%的场景均在安徽黄山地区实景拍摄,将徽州古村真正变成一个故事发生的空间。青瓦白墙的村落、云雾缭绕的山水、古朴幽深的墨坊宅院,共同构建出一个具有明显地域质感与审美风格的明代徽州世界。

《家业》截图
近年来,国内影视作品越来越倾向于与特定地域文化形成深度绑定。《我的阿勒泰》之于新疆,《去有风的地方》之于云南大理,均在叙事之外承担了文化传播与地方形象建构的功能。《家业》同样如此:它不仅展示了徽州风貌,也将徽墨制作工艺及其在书写之外的多重用途纳入到了故事之中。
从这个层面而言,《家业》完成了其文化表达的基本任务,让一项原本相对陌生的传统技艺进入大众视野,也进一步强化徽州文化的可见性。但一部剧的核心终究是人物与故事。当镜头离开风景与工艺,转向剧情与人物本身时,问题开始显现。
角色本身却缺乏应有的重量
与整体优美的水墨质感视觉相比,《家业》中的角色本身却缺乏应有的重量。从女主李祯的故事线来看,剧集里并不缺少冲突与挑战:除族、学墨、性别身份、贡墨之争......她始终处于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之中。但仔细看会发现,这些问题往往出现之后,很快就被“轻易”摆平,并没有对她形成有效阻力。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退婚情节。当李祯发现未婚夫一家觊觎李家的制墨配方,于是选择当众退婚。这无疑是一个极具戏剧张力的决定。在宗族伦理森严、女性名誉极其重要的明代社会,这样的举动理应带来强烈的社会反弹,并伴随着相应的现实代价。但剧中并未充分呈现这一后果。退婚之后,流言蜚语似乎并未真正影响她的生活与事业,导演也对此并未做过多展示。李祯甚至没过多久就帮未来的嫂嫂售卖喜袍所需的布匹,而顾客对其身份并无明显忌讳。

《家业》截图
观众在这部剧看到的,是一个本应复杂的困境,迅速出现,又轻易被解决,几乎没有留下真实的摩擦痕迹。这种叙事逻辑,几乎贯穿全剧。无论是关键抉择,还是行业竞争、挑战,每当问题出现时,剧中往往通过李祯的“聪明判断”“善解人意”“伶牙俐齿”或“关键人物的即时帮助”迅速完成化解。七祖母的庇护、洛文谦的支持等,都在关键节点上降低了冲突的难度,本该有的波折和挣扎,都被悄悄抹平了。

《家业》剧照
然而,《家业》故事上的遗憾并不仅仅是人物所遇问题被轻易化解,更在于主角李祯“成长过程”本身的单薄,缺乏完整的人物弧光。
作为一部以制墨行业为核心的作品,李祯的学墨、制墨与技艺成长,本应是叙事的核心。但剧中最关键的跟着爷爷三年学墨过程,却被一句简单的“三年后”轻轻带过,随之直接呈现她已能完成高难度制墨的成果。剧中她大量才能的说明,往往被压缩为制墨结果或人物台词说明,观众知道她“会制墨”,却很少看到她学艺时遇到的坎坷与付出,她在制墨上的成就不应单单用“制墨天才”四个字笼统概括。

《家业》截图
如果凡事都用“天生聪慧”来解释,人物一步步成长的过程就被跳过了。因此,李祯的问题并不在于经历得太少,而在于她所经历的一切,几乎都未真正改变她,好像这一人物本身设定的便是:她所做之事仿佛皆为正确答案本身。无论是除族、退婚还是制墨,她始终在做对的事、能够做出完美的举动。故事中的变化更多发生在她的社会身份上,从被除族到李家掌门人,而非她的精神世界。简而言之,她缺少完整的人物成长弧光。
相比之下,《甄嬛传》中的甄嬛之所以令人难忘,并不在于她始终正确,而在于观众清晰地看见她如何在一次次失去、伤害与选择中被迫改变自己。人物的魅力,往往来自这些由现实留下的裂痕,而非始终稳定的光环。
不仅主角如此,配角也存在类似问题。部分反派人物动机较为单一,行为逻辑缺乏足够层次支撑,难以形成复杂的人性张力。正因如此,整部剧虽然冲突不断,却始终缺少一种真正来自现实内部的阻力结构。
整体来看,这部剧的剧情更像是一幅经过精心修饰的画卷:美丽、完整,却缺少人物真正被现实磨砺过的痕迹,极具理想化色彩。
“大女主”的前提得先是一个人
《家业》的遗憾,其实并非个例。近年来,随着女性题材受到市场青睐,“大女主”逐渐成为国产剧最稳定的类型之一。从《那年花开月正圆》到《梦华录》,从《国色芳华》到《家业》,越来越多作品开始将女性成长与传统文化、商业经营、非遗传承等题材结合起来。这本是值得欣喜的变化。女性终于不再只是爱情故事中的陪衬,而能够成为行业叙事、文化叙事与历史叙事的主体。然而,当“大女主”逐渐成为一种成熟的市场类型之后,它也开始形成固定模板:家道中落、逆势成长、事业成功、实现自我价值。

《那年花开月正圆》《梦华录》《国色芳华》海报
如今许多创作者越来越重视“大女主”的“大”字,却忽视了“大女主”首先得是一个“人”。为了突出人物的强大与成功,主角往往被赋予超越常人的天赋、远见与能力,却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缺点、犹疑与局限。创作者热衷于展示她如何傲视群雄,聪明过人,却好像不愿花费足够篇幅去塑造她为何成为这样的人。于是,人物看似拥有着完整的事业线,却未必拥有完整的人物弧光;拥有耀眼的成就,却缺乏鲜活的人性。观众记住了她的强大,却很难真正理解她、相信她,或与她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家业》剧照
其实真正立得住的人物从来不是完美的人物,而是复杂的人物。观众之所以会记住经典角色,不是因为她们永远正确,而是因为她们会犹豫、会软弱、会犯错、会改变。人物的魅力往往来自这些裂缝,而非那些被不断强调的光环。
这种创作倾向的背后,还不仅仅是类型化生产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言,如今不少剧集从立项之初,就被赋予了多重附加任务。既要刻画女性成长,又要传播传统文化;既要承担文旅宣传的作用,还要迎合市场对大女主题材的偏好。当诸多诉求叠加在一起,故事本身似乎是往往最先被弱化。这一点,从本剧多达9位编剧的创作配置上,也能看出端倪。
《家业》的悬浮,某种程度上正来源于此。它拥有稀缺的非遗题材、考究的中式美学、厚重的徽州文化以及难得的行业叙事视角。它希望成为一部关于徽墨的文化作品,也希望成为一部关于女性成长的励志故事。它拥有成为佳作所需要的大部分条件,但却没有足够耐心去展示一个人如何成长。
制墨需要反复捶打、历经沉淀,人物塑造、故事创作同样如此。
来源:Zo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