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杉很早就认识作家郑执了。几年前，他听说郑执要做导演，把小说《森中有林》拍成电影，没加思索便许诺，如果需要自己，可以随时吱声。
他喜欢这个东北小老弟写的那些家乡故事，俩人都是“80后”，只相差三岁，许多成长过程中埋下的记忆和感受是相似的。但喜欢归喜欢、许诺归许诺，他并不确定自己能干点什么，小说以前就读过了，里边好像没有哪个人物是需要他来演的。
郑执找他兑现诺言的时候，其实也没想好，只说了一句“来吧”，他就来了。角色是后来敲定的，他演卫峰，一个刑满释放的锅炉工，戏份不多，但在剧情里挺关键。拍摄总共持续了36天，其中卫峰的部分只有两个场景，杀青得还要更早一些。一年之后，电影入围北影节主竞赛单元，经过评选，天坛奖最佳男配角最终落袋乔杉。他有点意外、有点恍惚，以至于登上领奖台后支支吾吾了好一阵儿才镇静下来。“演了二十年的戏，作为一个喜剧创作者，站在今天这样的舞台上，其实挺不容易的。”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这样说道。他还提到，特别感谢妻子。
演员乔杉 图/受访者提供
惊喜与生性
乔杉根本没有想过会收获这样一个结果，对他而言，参演《森中有林》纯粹是出于仗义。“作为朋友，就是希望能帮一些忙。”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他的确挺享受这一次的拍摄。当初读小说时，他就流连于郑执的文字，脑子里浮现出的画面全是熟悉的东北记忆。等到电影在沈阳开机，一幕幕的具象场景更是有如穿越，尤其戏里的那间锅炉房，仿佛将他送回了少年时光。“一下子就很有感触，我们东北孩子小的时候经常去锅炉房探险、捡煤核儿什么的。”
而且在一个有关命运的故事面前，乔杉觉得整个剧组的人都很真诚，这让他倍感放松。他在电影里的几次出场全是跟于和伟一起的，虽然第一回合作，却不需要多余的磨合。
设计当然也是有的。他饰演的卫峰是一个看重情义的人，为了情义帮人毁尸灭迹，也为了情义自裁偿命，形象深沉而阴鸷。于是在第一场戏中，他有意调用了一些喜剧经验，稍稍添了几抹欢快的色彩：“这个人物身上埋了一条很深的线，前面的时候我不想让大家觉得他已经背负了很多东西，所以处理得轻巧一些，可能观感上会更好一点。”
在外界眼中，正是这种自然而不乏巧思的处理，让乔杉完成了一次蜕变式的表演，冲破固有的风格限制，显示出更多的可能与潜力。天坛奖给出的授奖辞便评价：“他以一种令人惊喜的松弛与笃定，走进人物的内心，那些幽默的瞬间也因此融入人物的骨子里，带着生活本身的温度与分寸。”
郑执也用“生性”二字形容过他的感受。这个词在东北的方言里通常用来描述一个人生猛与野性，在他看来，通过对卫峰的塑造，乔杉呈现出了一种类似的冲击力，同时前所未见、耳目一新：“大家对这样的乔杉是陌生的。”
“大家可能是看我的喜剧比较习惯吧，我只是向大家展现了我的另一面。”对于这种反差带来的观感增值，乔杉清楚，只是他认为这仅仅属于形象的具体变化，“喜剧只是表演的一个分支”。
他并不觉得这是一次特别的演出。尽管没有在银幕上这样亮相过，但作为中戏科班出身的演员，他接受过系统的表演训练，能力上完全应付得来。何况曾经的许多年里，他已经在舞台上演过了不少严肃作品，与其说是挑战，不如称之回归。
“话剧、音乐剧，包括儿童剧，这些都演过。一直到2012年，我还在演。”乔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为止的最后一次是在德国，去汉堡塔利亚剧院的交流（演出）。”
那是一段奔忙的时光。他跑过大大小小的剧场，跟过各种各样的剧团，从扮龙套到混群戏，一路摸爬滚打。最开始，排一场戏只有200多块劳务，为了生存，他还得另外再找兼职补充收入。同学介绍了一个文艺下乡的活儿，一趟能挣80块钱，他一干就是整整两年，把北京周边的农村都去遍了。
幸亏年轻，苦也消化得快，曾经的日子后来被他描述成了另一种独特的美好：“跟郊游似的，去哪儿都是山，吃两块钱的盒饭，晚上演员们一起喝点儿小酒。”然而身在其中时其实远没有他说的那样松弛，反而实实在在地感受过尴尬。记得有一次下乡，他在台上又唱又跳，底下只有一个小孩和一只鹅——小孩像看傻子一样呆望着他，鹅反而溜达来溜达去，活泼得多。
情况直到他在戏剧圈逐渐站住脚才有所改变。他开始演上了主角，有些戏也主动递来邀请，演出费慢慢涨到了一场五百、一千。再之后，他又被导演林兆华赏识，登上了更大的舞台，终于捧稳糊口的饭碗。
“主要是饿不死了。”乔杉说。而当窘困的一页已然翻过，他也发觉所有的跌跌撞撞似乎都是一条预先设定的必由之路：“就是那段时间，把我作为演员的一些基本素质塑造出来了。”
4月25日，乔杉凭借电影《森中有林》获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配角奖。图/视觉中国
命运的剧本
命运就是这样，草蛇灰线，总在不知不觉间写好了剧本。就乔杉来说，话剧培养了他，喜剧成就了他，但实际上哪个都不在他本来的自我设想之内。
他起先压根就没有认真地想过要做演员。出生在一个公安家庭，他从小对刑侦和审讯的熟悉程度远远大于表演，一直觉得自己将来也会穿警服。高中那会儿倒是学了点吉他，还跟一个师哥组了支乐队，但仅限于玩闹，以及满足一个少年渴望被人瞩目的小心思。后来是师哥先考上了中戏，然后引他上道儿，劝他也考一把试试看。
“我还是很幸运学了表演。”如今的乔杉觉得，自己也许天生属于舞台，“就算不上戏剧学院，我估计也闲不住。”回溯当初，打动他的诱因主要是走艺术类提招不用备战高考，还有师哥说的那句“巩俐和章子怡都是这个学校的”。
即使迈入了校门，成为演员的意识在他那里依然没有变得多么清晰。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以为自己是以小生的标准被录取的，幻想着过几年拍部戏就能火，然后当明星、挣大钱、娶漂亮媳妇儿。没想到老师告诉他，学校是按照儿童剧的类型招他进来的。他听了一愣，只觉得给小孩演戏好像有点丢人，但也没太往心里去，一边照常傻玩，一边按部就班地接受着专业教育和“戏比天大”的谆谆教诲。
等到毕业，乔杉还是蒙着、蹚着往前走的。同学中的小生和花旦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影视领域打拼，他这个儿童剧新人的对口机会则只能到剧场里寻找，去演大灰狼、演小木头人、演山羊爷爷。演着演着，他才隐约发现自己可能真的就适合干这个，甚至有时候排练完躺在台上，看着顶棚的灯光，经常觉得像做梦一样美妙。
只是他的人生故事并没有循着这条线索继续发展，一次偶然的家族聚会又催生出了新的情节变奏。一次回老家，他被亲戚随口问起都在北京忙些什么，得到演话剧的答案后，对方回说：“挺好挺好，那玩意儿是艺术，就是我们在东北看不着，啥时候上个电视让我们看看？”这话任谁听来都是一半真诚一半客套，他却整个听进了心里，扎下了根。
“那个时候正好机缘巧合，《爱笑会议室》联系我，而且就在黑龙江卫视播，有一种‘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黏豆包’的感觉。我一想，这个能让家里人看到你，他会很开心，然后你尝试了你没尝试过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会特别开心，就接受邀请了。”
其实在此之前，他也想过往影视方向尝试探索，可惜没人要。他去跑组，简历递出去一圈，溜达一趟回来发现都进了垃圾桶；他去请客求人，好酒好菜好生张罗，结果换来一句轻飘飘的“改行吧”。唯有一个人相信他能吃这碗饭——当时的女友、如今的妻子，但有什么用呢，连她自己都还要在下班以后到天桥上摆摊来贴补家用。
就这样，《爱笑会议室》成了乔杉遇到的第一个机会。参与录制的那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从通州坐公交去六里桥的制作公司，随着节目播出，车上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出他，跟他打招呼，找他聊天。他破圈了、出名了，以喜剧的方式，始料未及，阴差阳错。很少有人知道他从前的那些舞台，更少有人了解，他曾经动过念头，要演一辈子话剧。
一切都是巧合。乔杉自己清楚，他只是恰好被这样看见了，又恰好被这样记住了：“演员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身份，我尽了自己每一次表演的努力，至于什么结果，这个东西不是我能左右的。”
随遇而安
过去的十余年里，乔杉因喜剧家喻户晓。这是一个颇为微妙的状态。作为演员，没有谁愿意默默无名、乏人喝彩，也没有谁甘于被定型、被束缚。他本来就是一个欢喜的人，并乐于把欢喜传递给别人，为此感到荣幸。在他看来，自己能被称作喜剧演员是特别大的褒奖，“因为喜剧很难创作，如果大家认为你是一个喜剧演员的话，其实是一种认可”。
他也从来没有区别看待过所谓喜剧、悲剧和正剧。他始终认为，演员的意义仅在于塑造角色，无关类型和风格：“演员应该是不拘一格的，不能说百分百的角色都可以驾驭，但能宽泛就尽量宽泛一些。”
但理念是理念，而现实是现实，工作中多多少少总有些毛刺会触发人之常情。有时候，他还是不禁会生出些许困惑和无奈，或自嘲或苦笑，也会在面对批评与究诘的当刻，流露出无措的尴尬。不过或许是天性使然，又或许是经历造就，乔杉终究不是耽于忧思的那种人。他觉得想得太多倒不如做好眼前的事：“我是一个演员，我只要负责演好就OK，这个可能才是我该考虑更多的问题。”
就像这一次的电影和获奖，旁人可能期待他由此摆脱喜剧的局限，得到更多机会、呈现更多惊喜，在他眼中却未必如此。“都是意外，这个戏是意外，这个奖也是意外，就是运气比较好而已。”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不会刻意去琢磨它是不是一个标志或者信号什么的。我依旧愿意给大家带来快乐，绝对不会离开喜剧，我也不排斥去尝试一些其他的角色，往哪条路上走，真的是随遇而安。”
在这一点上，40岁的乔杉还和20岁的时候一模一样，没有设想没有规划，完全听从命运的安排——“我觉得规划没有变化快”。
当然，那尊奖杯对他来说具备特别意义。这是他迄今得过最大的奖。他特别想把它献给天堂里的父亲。很多年前，他在话剧舞台上的剧照第一次登报，也是兴冲冲地拿给了父亲看，父亲当时装作不屑一顾。父亲去世后，他发现那张报纸一直在老头儿的床底下，平平整整地放着。
发于2026.6.8总第123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乔杉：一个喜剧演员的另一面
记者：徐鹏远
（xupengyuan@chinanews.com.cn）
编辑：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