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不只是一部票房“黑马”，更像是对潮商底层逻辑的一场“文艺复兴”。
《中国企业家》见习记者 陈浩
记者 马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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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亿元。
刚挤入五一档时，它的排片只有1.6%，首日票房377万元，多家平台给出的总票房预测不过千万元量级。而25天后，它成了2026年春节档之后，第一部跻身“十亿俱乐部”的国产片。
这是前所未有的“票房奇迹”——全片九成以上是外地人听不懂的潮汕方言，演员清一色素人，没有流量明星，没有大制作，成本据传只有1400万元。上映之初，在多数人的认知中，它是又一部注定埋没在档期里的小众文艺片。
直到5月5日，“剧情”完全反转。豆瓣开出9.0分，后续涨到9.2分，它成了近十年评分最高的国产剧情片。随着口碑发酵，排片一路爬到最高50%以上；非潮汕地区的观众占比，也从最初的一成涨到五成以上。
电影先在潮汕“起势”，点映阶段，只是汕头一地票房就破了360万元；再扩到广东全省，继而全国，上映第十天票房破亿元；母亲节当天，它登顶全国单日票房冠军。这条由南向北、从潮汕圈层层展开的曲线，被网友戏称为“北伐”。有影评人在播客中提到，很长一段时间，潮汕方言在大银幕上是稀客，这一次，潮汕人“腰板子直了”。
故事本身并不复杂：欠了一身债的孙子晓伟，听信“阿公在泰国成了亿万富翁”的家族传说，瞒着阿嬷（叶淑柔）远赴泰国寻亲，却挖出一个跨越半个世纪的真相。阿公郑木生早在1960年就客死异乡，这几十年来以他的名义给阿嬷写信、寄钱、撑起这个家的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女人——谢南枝。
蓝鸿春对故事的处理方式也非常克制：郑木生的死，没有慢镜头和煽情配乐，他在河边被歹徒推入水中，生命就戛然而止。多年后，淑柔得知南枝守护了几十年的真相后，赴泰国感谢，可此时的南枝已失去记忆，只怔怔地望着她，反复问一句：“咸猪肉，你收到了吗？”
这么一部几乎把“小众”写在脸上的电影，怎么就成了？
没有明星、纯方言、浓重的地域与文艺气质，在传统影视资本眼里约等于“票房毒药”。蓝鸿春前期找投资屡屡碰壁，选角的头两个月一分钱没进账。破局靠的是个笨办法：团队里做过会计、当过策划的潮汕人朱丽云，把剧本改写成一部更好读的小说，指望它能打动投资人。
据剧组人士回忆，有近一半的资金，是“把故事讲到投资人落泪”凑出来的。超过七成的投资来自有着相同文化血脉的本土企业，四家出品方中，金蚂蚁影视、荣德控股、立春影业都扎根深圳，只有主宣发的大麦娱乐是行业里的熟面孔。
除了企业投资，这部电影还用上了“众筹”。据帆书App创始人樊登此前讲述，一位潮汕年轻人告诉他，这部电影的部分投资，是100多个潮汕年轻人“一个人几万”地凑起来的，而且很多人纯粹冲着情怀，没指望赚钱。
谁也没料到，这份情怀最后会变成近年中国影坛最划算的一笔投资。按国内票房分账惯例，片方约能拿到总票房的四成。若最终票房如各大平台预测落在16亿到18亿元，片方分账将达6亿到7亿元，投资回报率被业内估到30倍乃至5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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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影片上映至发稿，大麦娱乐股价累计涨幅已超过8%。尽管制片人郑萱轩事后谨慎地说，影片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么小成本”，但这桩生意的投入产出比，已足够让一众大制作影片汗颜。
在上映之前，蓝鸿春心里有一本账。作为立春影业的创始人，他不光是导演，还是一个生意人。他给自己定的及格线是豆瓣8分、靠潮汕和广东本地票房“兜底”就能回本。
省钱贯穿始终。尽管选角花了九个月，但标准只有一条，“共情力大于演技”，而非依赖流量演员。饰演阿嬷的吴少卿是个84岁、从没演过戏的本地老人，她凭着生活记忆即兴说出的那句“死这么早，孤儿寡母怎么过”，成了点睛之笔；女主角李思潼是广东财经大学金融系的学生；很多在横店的潮汕籍群演，专门请假赶回来无偿出演……
拍摄还用了很多“土办法”：监视器用iPad代替；移动镜头是把摄像机绑在电动三轮车的钢管支架上；泰国的跨国拍摄，只有四个人、一台单反、一套收音设备……
宣发同样草根。路演一开始只在广东省内“打转”；片尾的鸣谢名单被网友形容成一张“汕头小吃地图”，赞助商多是本地的奶茶店、牛肉丸店、甘草水果摊……
电影开场，是晓伟的一句自白：“阿嬷说，做人要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银幕之内，是一个关于“情义”的故事；银幕之外，也是一群人靠着“情义”，凑出了这摊生意。
信用
为什么是潮汕人，能用这种方式“凑”出一部电影？
潮汕人经常用方言“省尾国角”来自嘲家乡的偏远：三面环山、一面向海，人稠地狭，生产资料紧张。从清代起，无数潮汕青年登上“红头船”，漂洋过海去暹罗、新加坡、马来亚“讨食”。
据记载，道光二年至咸丰八年的36年间，旅居暹罗的华人数量从4万多猛增到150多万，其中五分之三是从樟林港出海的潮人。一首流传至今的潮汕歌谣唱道：一溪目汁一船人，一条浴布去过番……火船驶过七洲洋，回头不见我家乡。
在当时的环境中，没有既定的规则能护着这群番客，他们唯一能依靠的是同乡、宗族，和基于血缘地缘的信任。电影里，17仔为萍水相逢的木生做担保、安顿住处，凭的就是这种信任。
把这套信用具象化的是“侨批”。“批”在潮汕话里就是“信”，“侨批”是华侨寄回家乡的汇款与家书的合称，讲究“银信合一”。2013年，它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在缺乏监管的年代，一封侨批要两次漂洋过海、两地精准投递，全凭水客的良知和批局老板的信誉托底。汕头侨批文物馆里，留着批局封套上的一枚印戳：“原批邮途遗失录奉还批银”，说的是批信若在途中丢了，批局照样把银钱赔给收批人。
电影里那场众人给陌生年轻人凑钱的戏码，也并非虚构。
暹罗的银信局里，一个刚“过番（下南洋）”的年轻人攥着空空的口袋急得直掉泪。母亲病了，他却没有一分钱寄回家乡。消息在同乡间传开，一群素不相识的潮汕人围过来，把手里的钱一张张塞给他，“有老乡在你放心”。
这个镜头，浓缩了无数真实的侨胞故事：在没有银行、没有契约、没有官方机构为异乡人兜底的年代，一个潮汕人能依靠的，只有另一个潮汕人。
蓝鸿春说，《给阿嬷的情书》九成以上的细节都来自这样的真实历史，连郑木生都有原型——他母亲的舅舅，一个在暹罗蹬三轮车谋生的华侨，把血汗钱寄回家供弟妹读大学，最后只有骨灰回到了故里。
蓝鸿春自己，也是用了10年时间，给方言电影这门生意慢慢攒“信用”。
拍《四海潮味》纪录片时，他的团队跑了好几个国家，走访300多个散落南洋的潮汕家庭，听他们讲述被“下南洋”撕扯出的遗憾与故事。这些大多没有轰轰烈烈的生离死别，讲述者也都轻描淡写，“像在说别人的事”，可他“听一个，心里就酸一下”。大纲写完，他没急着写剧本，而是先做了半年调查，自嘲是“本科生去搞博士论文”。
这些走访里，有不少人后来成了电影的一部分。蓝鸿春回忆，泰国潮州会馆的成员主动找上门来当群演；在越南一个潮汕籍村落，他们遇到年逾七旬，仍坚持教孩子们中文和潮汕话的芬姐。电影热映后，芬姐也在众人帮助下回到汕头，踏上了父亲日夜思念的故土。
蓝鸿春在采访中说，过去许多人因种种原因数十年无法归乡，家人或友人便瞒下其离世的消息，照旧寄钱回家，以“他还在世”的口吻继续写信。那个年代文盲率高，写信要口述、请“先生”代笔，收信一方往往也不识字、需人诵读，一封侨批常经两三人之手，由此生出种种误传与错位。这层“含蓄的美学与戏剧性”，被他写进情节中。
片中那些半文半白的批语，比如“敬你持家有方，但切莫过于节俭，一切有我”“见子女茁壮成长，欣慰非常，这是你我共修之骄傲”，配上潮汕话诵读，几乎是另一种古诗词的样子。蓝鸿春说，淑柔与南枝两个角色并没有完全的故事原型，“她们就是自己熟悉的、身边至亲的样子”。
导演蓝鸿春 来源：视觉中国
1985年生于汕头的他，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凤凰卫视做了6年纪录片编导，2016年辞职创业，开启了一场10年长跑——他要拍属于潮汕人的电影。
2018年，他和搭档郑润奇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几百万元成本拍出全国第一部潮汕话院线电影《爸，我一定行的》，最终收获4707万元票房。收益不算多，却证明了一件事：市场缺乏这种有根的、地域性的故事。
2022年的《带你去见我妈》，讲一个深圳潮汕青年带杭州的离异女友回乡见家长，成本约1000万元，票房2374万元，豆瓣7.4分。
但这两部片子，几乎是纯粹的“区域生意”——广东一省分别贡献了票房的97.8%、97.9%。
蓝鸿春把父亲、母亲挨个拍完，第三个自然就想到了阿嬷。也正是前两部攒下的口碑与班底，让潮汕话电影第一次真正破了圈。当年陪他“试一试”的郑润奇，这一回演的正是片中千里寻亲的孙子晓伟。
按照影迷的说法，这种由近及远，靠的是潮汕人出了名的团结：能说潮汕话，便是“胶己人”（潮汕话“自己人”的意思）。汕尾的一位影评人看完后的第一反应是，“终于懂了上海人看《繁花》时的心情”。
潮商的“文艺复兴”
而在蓝鸿春的小人物叙事之外，同一套乡土体系也曾垒起过庞大的财富神话——潮商。这个曾经在中国商业版图极具“权势”的词已淡去许久，但这也是它有魅力的地方。
有一句俗语讲，“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钱赚的地方就有潮商。”坊间流传，最鼎盛时，香港股市四成的市值握在潮汕人手里；泰国的潮人多达500多万，几乎攥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东南亚的华人首富，也曾清一色是潮汕人。
电影把故事放在暹罗，并非随手安排。在郑木生这样的穷番客身后，正是同一股移民潮，其中还涌出了泰国最有钱的几个家族。
陈弼臣，祖籍广东潮阳峡山（今属汕头），1944年12月在曼谷与友人合办了盘谷银行。当时泰国金融业被外资银行把持，他们要求贷款者提供银行保函、缴纳近乎全额的保证金，本地华商多被挡在门外。陈弼臣破了这个规矩：盘谷银行对一些客户只收极低的保证金，有时甚至货到付款。这一招换来大批华人客户的信赖，盘谷银行一路成长为泰国乃至东南亚最大的银行。
离电影地理坐标最近的，是谢国民和他的正大集团。据正大集团官网，谢国民1939年生于泰国，祖籍是广东汕头澄海。《给阿嬷的情书》里阿嬷晚年那座郁郁葱葱的南洋风老宅，取景地就坐落在这里。
正大由谢国民的父亲谢易初在1921年创办，从一家卖菜籽的种子行起步。改革开放后，正大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大陆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深圳拿下编号“0001”的外资营业执照；谢国民为集团立下“对国家有利、对老百姓有利、对公司有利”的“三利原则”。据其官网，2024年正大在华营业额达2080亿元。
还有普宁果陇村走出的庄世平：1949年，他靠1万美元在香港创办南洋商业银行，开业当天升起全港第一面五星红旗；几十年后，他把名下价值300多亿港元的两家银行无偿捐给了国家，没给子女留下分文，长子退休前还在开出租车。
这些名字背后，是潮商最引以为傲的叙事：从小商小贩做到富甲一方，讲的是“义利合一”、一诺千金。
进入21世纪之后，潮商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是汕头人黄光裕，这也是“潮商”最近一次的巅峰。
他出生在潮阳一个贫寒之家，少年捡过破烂，初中肄业，十六岁时随兄长北上闯荡。有意思的是，他母亲一脉的祖上，正是泰国的潮商侨胞，只是到他出生时早已家道中落。1987年元旦，国美电器在北京前门挂牌，此后他三度登顶中国首富。
但2010年，他获刑入狱。他的“倒下”，在潮商中掀起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反应，多位当时叱咤商界的潮汕籍企业家出事。黄光裕2021年出狱时，很少有人再把他当成精神领袖，“潮商”这个带着江湖气的词也慢慢淡去了。
但这不等于潮商的故事终结，只是今天最能代表他们的人，已不再把“潮商”挂在嘴边。
1988年，21岁的潮汕姑娘王来春挤在富士康深圳工厂的招工队伍里，成了首批100多名大陆工人中的一员；她从流水线一路做到课长，那是当时大陆员工在富士康能爬到的最高位置。
来源：电影官方海报
而2010年，当她带着立讯精密登陆深交所后，她啃下了更多苹果的订单，做成了AirPods的最大代工厂、iPhone的整机组装商，还把触角伸向了新能源汽车。如今立讯精密A股市值超过5000亿元，去年营收超3300亿元，王来春被称为“潮汕女首富”。
从打工妹到制造业巨头，她走的不再是熟人抱团、闷声发财的老路，而是产品、订单与资本市场的现代企业逻辑。潮商走到现在，已经是一条从“熟人信用”到“规则信用”的新路。
《给阿嬷的情书》最后，银幕上闪过一封封真实的侨批原件。镜头拉远，郑木生、谢南枝、叶淑柔，不过是千万海外华侨的缩影；而开场那句“做人要有情义”，兜兜转转，落回了原点。
某种程度上，这部电影不只是一部票房“黑马”，它唤起了一群人的记忆，更像是对潮商的底层逻辑——情义和信用的一场“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