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郑执说：电影里于和伟老师的义眼是专门定制的，戴上后会对眼球造成压力。在片场，我要求于老师戴上义眼15到20分钟后就得摘下来休息一下。
《森中有林》预告片(01:04)
尽管正式上映的周末票房表现平平，但电影《森中有林》的出现，无疑为近些年逐渐陷入审美疲劳的“新东北电影”注入了一股清冽而执拗的生命力。电影改编自豆瓣高分同名小说，同为原著作者的郑执，也是该片的编剧与导演。
当作家首度拿起导筒，郑执的电影镜头摒弃了东北题材影片中惯常的“大雪纷飞”与“工业废土”，转而捕捉春天的暖意与绿意。影片选取了1997年、2005年、2025年三个春天作为时间节点，冻土松动，草木返青，但人物的创伤却并未随着季节消融——以一场横跨三十年的命案与情债为引，在廉加海与王秀义的爱恨撕扯中，完成了从“文字迷雾”到“影像再造”的艰难转译。这种“暖色调”与“冷命运”的对比，构成了影片独特的诗意张力。
电影海报
近日在北京，郑执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谈及从作家到导演，如何处理从“文学独断”到“影像协作”的身份与心态转变时，他坦言心态上唯一的准备就是“忘掉自己是个作家，当一个电影行业的新人导演”。
“我只有把这视作重新开始另一个全新的职业，心态上才能不带包袱，才能放开手脚。”郑执表示自己并不担心这么做会带来的争议，“比如有读者可能会觉得，你咋把自己的小说改编得这么狠？因为我没有把‘当导演的郑执’当作原来的自己，所以没有觉得要对‘当作家的郑执’负什么责任。这个文本放我手上，我自己第一次当新人导演，想尝试什么，那就去做。”
郑执
【对话】
“我想拿出些大家在书里没有看到的内容”
澎湃新闻：写《森中有林》小说的时候，你可有想过将来要把它拍成电影？
郑执：没有，写小说是另一种创作，我不会想那么多。（亲自执导这部电影）就是一个顺水推舟的事情，资方一开始也谈了些别的导演，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就跟我说要不然你自己来导？我之前作为编剧也积累了一些片场经验，资方认为我对影视行业深入的程度，确实也到了能跨到导演的这一步。他们劝我就劝了一年多，去年才开拍。
文学创作是一种单打独斗，我原来大部分时间都喜欢独处，一种当作家的状态。拍电影要一帮人相互协作，但我也能找到乐趣，很享受这种大家相互沟通、齐心协力办成一件事的感觉。
澎湃新闻：你的文字有极强的文学质感，比如片中“被种在这片土地上了”这样的台词。你如何将这种文学性的隐喻和意象，转化为电影中直抵人心的视觉语言和情感节奏？
郑执：还得是说没有那么大的包袱，这部小说里没有哪个细节我珍视到一定要变成影像，而它又不适合电影语言，没有。对我来说它就是一堆5万字的素材，而我要从电影影像的角度出发，挑出哪些东西可以留用。比如我为什么要拍树？为什么要怼着人的眼睛拍？为什么要把于和伟的那场戏调成黑白的颜色又后置？这些完全从电影叙事角度安排的，没有任何文学上的包袱。
当然，从小说到剧本做分镜头的过程很难也很累。这个故事不是一个单线的线性叙事——哪怕是一个40万字大部头小说，若是按照线性叙事讲述的，这反而很好改，该砍哪些该留哪些，按部就班把所有的肉皮去掉，拎出那根骨头来拍就完事了。小说《森中有林》它天生就像是一个蝴蝶振翅然后引发了风暴式的故事，又写风又写翅膀又写花儿，改编成剧本必须丢掉原有小说的束缚，按照我重新确立的风格和结构来拍。
澎湃新闻：个人觉得从当年张猛执导的《钢的琴》开始，东北故事在近些年一直是影视创作的热点。
郑执：其实东北故事在大银幕上一直没有间断，我前些天还看了黄健中导演的《过年》（1991年上映），赵丽蓉老师凭借这部电影还拿了东京国际电影节的影后，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女演员，包括李保田老师、葛优老师在里面的表演都非常到位。当然，《过年》拍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东北农村，还是集中在家庭叙事上，是对民俗和人情世故的展现，那时东北还没有经历下岗潮，和近些年人们关注的点不大一样。
《森中有林》剧照
澎湃新闻：在电影《森中有林》中，你刻意摒弃了东北影像里常见的大雪与灰蒙，选择了“三个春天”作为时间刻度。在你看来，“春天”这个意象是如何承载你对故乡复杂的情感的？
郑执：拍冬天的东北是一种常见的选项，我的小说《生吞》改编成电视剧《胆小鬼》，展现的就是冬天的故事，构建了一个被大雪掩埋痕迹的命案。所以我在创作《森中有林》小说的时候就规避了这一点，把它的季节背景放在春天。
东北的春天很美也很特别，平原上的绿色跟山地的绿色不一样，跟烟花三月江南的绿色也不一样。南方得益于天气，春天的城市会出现错落不齐的各种植物，有的早开花，有的晚开花，时不时地冒出点不同的色彩。包括我在北京住的小区，物业的审美也还在线，这边开海棠，那边有丁香花，间或还种了些竹子。
但东北的大城市，我唯一的经验模式就来自家乡沈阳。春天，就那么两三种树，矮栎树、杨树最多，其次是柳树，也有柳絮飘。在郊区，是杨树多一些——女儿廉婕（张天爱 饰演）死后，廉加海（于和伟 饰演）给她种的那株就是杨树，时代背景是当年东北的非法集资事件“万里大造林”，电影中点到了；而在市区则柳树多一些，有时候也会见到高大的梧桐，矮的就是用矮栎树作为绿化带式的隔离带，它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辽阔又统一的观感，我觉得这种绿意形成了某种秩序感。
澎湃新闻：说到电影中的风物，我注意到片中多次展现了东北人的酒局，用大桶盛散装啤酒，谈话间还有个方言“撩闲”，这好像不大常见？
郑执：撩闲就是“我非得招惹、逗弄你”的意思。至于喝酒的状态，我觉得这四十年沈阳人都没有变过。包括“倒骑驴”（改装过的平板三轮车），也是东北常见的交通工具。
具体的，酒馆的戏份取景自沈阳和平区的万顺啤酒屋，那是家我爸生前常去的老酒馆，全程采用实景拍摄，没有搭棚；充满生活质感的市场和街边摊戏份，主要来自皇姑区的亚明市场，我们为此包下实景，并依据剧情跨越的三个年代（1997、2005、2025），进行了三轮针对性的翻新，以求精准地还原不同时期的城市肌理与市井气息。
电影预告片截屏照
澎湃新闻：电影相较于小说原著人物的戏份有所调整，并且“补上了结局”给了人物更明确的命运落点。这个决定基于怎样的考量？
郑执：《森中有林》的小说有5万多字，里面有很沉重的议题和故事，但最后我选择用一个轻飘飘的结尾来收束，这也是一种“结局”，是我作为作家在追求某种文学气质上的东西。但到了这部电影，我抛开了原有的束缚，希望能长出点新的东西，以及它毕竟是部电影，要找到符合它的规格投入，以及在院线里面对观众更合适的叙事表达。
这部电影是以廉加海和王秀义（高圆圆 饰演）两人作为叙事中心，而在小说里，王秀义并没有占到这么大的篇幅，电影丰富了他们在小说中没有完全诠释的情感部分。这些改变，我觉得并不是对原著小说读者的背叛，而是我想拿出些大家在书里没有看到的内容。
电影预告片截屏照
“我不接受那种诉苦叫屈式的表达，这不是东北人的性格”
澎湃新闻：《森中有林》是你的第一部完全掌控的电影作品，没有想过自己在片中客串一把吗？另外，我很想知道你之前爱看谁的电影。
郑执：我挺喜欢李沧东的电影。说到客串，像希区柯克这样的大师可以，那是他的作品符号，但我一直是拒绝的，我还是希望跟自己的作品保持一定距离。拍摄《刺猬》（改编自郑执的小说《仙症》，他也是该片编剧之一）时，顾长卫导演就曾想让我客串一个角色，我都拒绝了。
于和伟饰演廉加海
澎湃新闻：我们来聊聊演员，于和伟凭借该片斩获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片中他那只义眼是特效还是？
郑执：电影里于和伟老师的义眼是专门定制的，一个真的义眼，他戴上后说实话存在一定的风险，一般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否则眼压升高，人就要出事——我们已经把这个义眼打磨抛光到了最薄，但它依然有一定厚度和体积，所以会对眼球本身造成压力。在片场，我要求于老师戴上义眼15到20分钟后就得摘下来休息一下。
澎湃新闻：于和伟无疑是这部戏的“定海神针”，你在给他剧本时，有没有聊到廉加海这个人物的前史或内心戏？
郑执：当我得知自己要执导这部电影时，脑海里过了很多演员，最后就是于老师的这张脸。像他这样段位的演员，你都不用提要求，他对自己的要求比谁都高。他最终答应出演前，我俩聊了三次剧本，最长的一次聊了12个小时，他把自己对人物和表演的想法全都摊开了。
于老师这次出演肯定带入了自己的情感和经历。我记得他说，廉加海的形象就是他哥哥那一代人，而且他“见过”这个人。在最早的一稿剧本上，他提出建议，把廉加海的台词再减少一点，说出来的台词，要做到一个吐沫砸一个坑，而且那些原本表达心声的台词都要拿掉。台词少了，那就得靠动作、眼神去传情达意，我觉得这是于老师对自己演技的一种自信，而且他一上来其实对人物已经有了一番具体的想象了。
澎湃新闻：片尾于和伟“数眼睛”这段独白戏是一条过，能回忆下当时的拍摄吗？
郑执：我原本没有期待他当时会把整段台词一口气都说出来，因为一开始担心这么一镜下来，会不会太枯燥乏味，观众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无聊？就建议他，要不就把这段词切到各种回忆的画面里带出来，用蒙太奇的手法展现。当然，我也尊重于老师的表达，怎么舒服怎么来，咱们先试试看。
结果他往那一坐，就完全沉浸在角色的情感里了。我在监视器后面马上就要求全场安静下来，他最后是全部说完起身哭着走的。这段戏的震撼毋庸置疑，完全超过了原来的预期。我后来也想，这种基于相互信任的共同创作，正是拍电影让人着迷的美妙所在。
高圆圆饰演王秀义
澎湃新闻：高圆圆此次颠覆性的表演获得了“惊艳”的评价。你如何引导一位长期被“女神”标签包裹的演员，去释放王秀义身上那种“带刺的野玫瑰”般的艳丽、破碎和为母则刚的气息？
郑执：颠覆是对她原有形象的一种颠覆，但对我而言，作为一名新导演，对演员的认知要有一定的审美天赋，你说它是某种直觉也好，我就是能看到她在过往人们熟悉的一面之外，还有另一面，那就一定要把它挖掘出来，这才是合作最大的乐趣。
我们这部电影起用的几乎全是东北籍演员，主演里就高圆圆是北京人，我专门为高老师改了王秀义的人设，点出了她是因为爱情从北京来的东北，而她来到片场没几天，说话的口音里自然就带出点东北味了，就像把外乡人搁在东北浸染出来的感觉。
选择让张天爱出演廉婕也是，让她饰演一个这么“素”的盲女，这个角色没有太多的抓手，也是她之前没有挑战过的形象，但我就是觉得演绎廉婕的形象虽然不在她的舒适区，其实更接近这位演员的本真。
乔杉饰演卫峰
澎湃新闻：乔杉（饰演 卫峰）和宋小宝（饰演 郝顺利）是两位公认的喜剧演员，却在片中贡献了“去喜剧化”表演。你选择他们，是看中了其喜剧标签下的反差潜力，还是认为东北人骨子里的幽默与悲怆本就是一体两面？
郑执：其实还是那句话，能把喜剧演到顶尖的演员，演什么都不会差。任何一个好演员，都不会想把自己只框在一种类型里。他俩出道这么多年了，一看剧本就明白哪个地方该收，哪里可以放。说到得奖，于和伟老师能得奖，我还有点在预料之中，乔杉拿下北影节最佳男配，这确实有点出乎意料，说明业内专家们也看到了他塑造人物的能力。
韩庚这次的表演同样值得惊喜。他在片场给予角色的东西完全令我想不到，那种在得知爱人枉死后的悲痛和无助，他身上的爆发力会让你去想这个演员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得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能在镜头前拿出这样的状态。韩庚这次的表演真的是我们全组都在夸赞的。
韩庚和张天爱
澎湃新闻：在三亚“包饺子”这场群戏混合了突如其来的幽默、悬置的暴力与命运的偶然。谈谈你的构思和调度？
郑执：嗯，在看似团圆的温馨场景中藏匿着随时会爆发的危险，关键还有宋小宝在场，大家会不会跳戏？但我完全没这个担心，东北人一家子过春节，可能前半程还有说有笑，说着说着就掀桌子了（笑）。
《森中有林》点映阶段，我就悄悄在影院里看观众的反应，“包饺子”这场戏大家笑得最厉害的一个桥段是——高圆圆说“他是我爱人”，于和伟对“她是我仇人”，然后镜头给到宋小宝，他来了句“你们这是对暗号呢？”——这里大家发笑，可能会觉得编剧是在写“三句半”吗？
电影预告片截屏照
当然不是，宋小宝那样一个东北人的形象，在那一刻碰到两个人这么聊天，他自然就会冒出这样的话。而原剧本中其实只有王秀义和廉加海的这两句对话，是对他们间爱情的一个定义，宋小宝即兴发挥了这么一句“对暗号”，现场我们都觉得这不是在消解剧情发展的逻辑，更不是在恶搞，就是东北人凑一块说事儿时正常的反应，所以最后还是保留了。
这场戏当然有中规中矩所谓“不会出错”的拍法，但生活经验告诉我现在的处理完全可以成立，它还是在合理想象的范围内，所谓有一点飞，有一点癫，但绝对不是过火的嬉闹，而是特定人物在特定场景下自然而然的反应，前提是我要让所有主创在相信了这个巧合后，这些就都是合理的。从写剧本到拍摄的过程中，我其实都有预感这场戏会让一部分观众很喜欢，另一部分观众则会觉得疯魔了吧？但郑执能在自己第一部导演的电影里敢这么拍，而且确实让观众觉得耳目一新。这个大家之前“没见过”，对我很重要。
澎湃新闻：你曾被置于“东北文艺复兴”的话语中，但你似乎对此保持警惕，更强调“平视”而非“下沉”。在《森中有林》中，你认为自己所践行的究竟是“复兴”了某种辉煌，还是“打捞”了一些被时代潮水冲散的、沉默的个体灵魂？
郑执：也不是警惕，我觉得这是个老生常谈，大家热衷聊这个很正常，其实任何一个作家也好，创作者也罢，都是后续被总结归纳在一起的。我相信双雪涛、班宇在最初写小说的时候，不过就是想说自己想说的话罢了。谁在写小说的时候，还会去想这在未来能成个现象？
我反倒是觉得，所谓“东北文艺复兴”包含了人们对东北的某种期望，但作为东北籍作家，如果我在自己的文字里话里话外带出对家乡人的心疼或者悲悯，这是令人反感的。另外从个人的角度，我也不接受那种诉苦叫屈式的表达，这不是东北人的性格。
电影的最后一场戏，对我来说是戏谑的、抽象的，充满想象力的，甚至是带点幽默成分的，这就是我现阶段对人生和命运的某种理解，就是如此抽象。但我有一个统一的观念在这部电影里，把巧合日常化是总的指导方针，就是要挑巧合讲，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由几次巧合构成的，其他的都是巧合的辐射和后坐力。
导演郑执片场照
澎湃新闻：《森中有林》电影上映后，你怎么定义自己未来的身份？
郑执：我还是一个老老实实写字的作家，写小说还是我最规律、最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然后做编剧的工作终于可以撂下了，欠的活儿都还完了，我也不会再为别人写剧本。如果再做导演的话，我也不会再去改编自己之前的小说，再拍的话我会写个原创的剧本出来，至于要拍什么类型的电影我目前还不知道。